费代里奇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身体政治”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身体政治”

在上篇论文中我提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剥削人类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将妇女定义为身体——也即被她们的生理所支配的存在者，因为资本主义侵占我们的生育能力，并令其服务于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再生产。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妇女未曾受过其他形式的剥削。在美国的种植园里，被奴役的妇女于田间劳作，割甘蔗，摘棉花。在吉姆·克劳（Jim Crow）制度下，黑人妇女被链子拴在一起修建公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妇女和儿童是工业革命的支柱；而即使被排除在工厂之外，他们也得将自己的兼职工作计入家庭预算中去。这一点在黑人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男人们没有稳定的工资能让她们依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我们出于生计从事何种其他类型的劳动，社会总是期望我们给男人生孩子，向他们提供性服务，而这种期望常常是强加给我们的。虽然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成为母亲的可能性，但身为奴隶的黑人妇女还要替主人养孩子，遭受主人性侵，乃至被迫给奴隶育种业生育子女，这一产业是在1806年废除奴隶贸易后专门发展起来。

妇女一直在与这种对身体的暴力侵占作斗争。被奴役的妇女用草药来避孕，甚至在孩子出生时便将其杀死，“以免”她们的后代继续被奴役。她们冒着失去生命和遭受酷刑的危险，抵抗主人的性侵。正如多萝西·罗伯茨所写的那样：“她们逃离种植园，佯装生病，忍受着严厉的惩罚……人们回忆昔日的奴隶时普遍会想起……一个面对主人调戏没有乖乖就范而挨打的女人……毫无疑问，也有很多奴隶妇女为了报复主人的性骚扰，给他们下毒。”

除了监禁，没有什么能与奴役的暴力相提并论。然而，当我们想到许多女性在发现违背自己意愿怀孕——这往往会让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所感受到的绝望，“奴役”这个词便会浮现在脑海之中。女性在婚姻内外为了避孕、避免性生活所作的斗争，是地球上最常见却未被承认的事情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们才开始组织起来，大规模地公开打着“身体政治”的旗号，为控制我们的性行为和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而斗争。身体政治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最亲密的、被设想为“私人”的经历实际上是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高度政治性的问题，政府在历史上通过广泛的立法来监管它们就证明了这一点。身体政治同样承认，我们创造新生命的能力使我们遭受了远比男人们所遭受的更广泛、更具侵略性和侮辱性，也更难以抵抗的剥削。男性“在工作时”集体面对资本主义剥削，而女性则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在家庭中、在医院分娩时、在街上、在被谩骂和攻击时，孑然面对资本主义剥削。

女性主义是一场反对将我们定义成“身体”的运动，反对将如下想象设为我们唯一的价值：乐于自我牺牲和服务他人。这是一场针对如下假设的反抗：我们对生活的最好期望就是成为男人的家佣和性奴，就是为国家生产工人和士兵。通过争取堕胎的权利，反对我们中大多数人被野蛮地强迫生育，反对家庭内外的强奸，反对性客体化和阴道高潮的神话，我们逐渐揭示出自己的身体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塑形的方式。

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堕胎斗争上，而针对被预先设定的女性规范的反抗则更为深刻。不只是成为母亲的责任，连“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概念本身都遭受质疑和拒绝。是女性主义运动使得女性气质不再理所应当。早在朱迪思·巴特勒提出性别是一种“表演”之前，对“女人特质”（womanhood）的规范性建构的批判就开始了。对异性恋霸权（heteronormativity）的批判，对性别二元性和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的“女人特质”的批判，尤其是对“生物学即宿命”的拒绝，在《性别麻烦》（1990）和巴特勒随后的理论成果数年之前就出现了，同样也在酷儿、间性人和跨性别权利运动的发展之前。女性主义者不仅书写了“女人特质”的终结，她们还采取行动使之实现。1968年1月15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开幕的第一天，舒拉密斯·费尔斯通领导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组织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点燃火把的葬礼游行，并称之为“传统女人特质的葬礼”。传单上写着：“这一特质在支持了战争制造者的自尊和战争事业3 000年后走向结束。”她们还向婚礼秀（bridal fairs）抗议，谴责“美丽”的义务和强迫，把自己称作“女巫”。

女性主义者以性解放之名反对压抑的性。她们还“展开了一场自助运动，到1975年，在美国各地建立了30家由妇女管理的诊所，对妇女进行身体教育，并将健康作为国内外女性主义政治的核心议题。多亏了这场运动，成千上万的妇女开始实践‘自我医学检查’”。通过这种方式，妇女解放运动帮助我们克服了一直以来对自己身体，特别是生殖器官的羞耻感，并教会我们去讨论一些议题，比如从前被认为是禁忌的月经和更年期。正是通过女性主义运动，战后一代的许多妇女接触到了“性教育”，并开始理解性在各个层次上的政治含义。我们与男人们的互动也被置于审查之下，他们的暴力、他们持续矮化和贬损我们的方式得以揭露——称呼我们为“宝贝”、“丫头”（chicks）、“婆娘”（broads），期待着每一次殷勤都能换来性回报，比如在约会时为我们的晚餐买单。

对安全避孕药具的要求和拒绝意外怀孕的可能性是我们向男人、国家和资本发出的独立宣言，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和资本用惩罚性的律法和实践恐吓我们。然而，我们的斗争表明，如果不改变我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我们就无法收回我们的身体。争取堕胎斗争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设法使所有妇女能够拥有她们想有的孩子。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美国，许多妇女在奴隶制时期被法律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后来又因为缺乏资源和强制绝育而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数以千计的黑人妇女和男性被绝育，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都是优生学运动的一部分，旨在防止“低能（feebleminded）种族”的繁衍，而这一范畴也包含了许多移民。

大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白人妇女也被绝育，她们同因而，女性主义运动没把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与改变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斗争联系起来，（比如说）没动员起来反对60年代末政府对“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的政治攻击，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福利计划令没有工作和丈夫的妇女能从国家那里拿到自己的钱。女性主义运动在福利斗争中的缺席尤其成问题，因为在官方话语中福利总是与种族牵连，尽管获利名单上的大多数妇女是白人妇女。然而，黑人妇女却更为可见，因为她们从民权和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的遗产中汲取力量，更具战斗力和组织性。是黑人妇女领导了扩大福利计划所提供的资源和改变其公众形象的斗争。但是，她们所传递的“每个母亲都是劳动妇女”以及养育孩子是对社会的服务的信息，应是向所有妇女发出的。

然而，福利母亲的斗争从未获得它所需要的支持，进而未能防止国家对福利计划和妇女本身发起的恶性进攻，后者对黑人社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多萝西·罗伯茨所写，正是对福利的攻击创造了黑人单身母亲的形象，她们“寄生”在福利上，沉迷可卡因，制造着功能失调的家庭，这些都为大规模监禁政策提供了理由。

女性主义运动不能为保证任何妇女不会因其生活物质条件而被剥夺生孩子的权利而斗争，女性主义者把堕胎说成“选择”，这在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之间造成了分歧。我们不能再次上演这种分歧。这是许多有色人种妇女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并组织生育正义运动的原因之一，而该运动强调的正是将生育斗争与求取经济正义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我们在“#metoo运动”中能看到类似的动态，因为再一次地，许多妇女没能认识到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滥用了权力。说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所被迫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设定了妇女就得遭受性虐待。显然，如果妇女能挣得更高的工资，如果女服务员不依赖小费就能付房租，如果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不能决定向他们求职的年轻女性的未来，如果我们能离开虐待性的关系或令我们遭遇性骚扰的工作——那我们才能看到变化。但这对大多数妇女而言并不现实。即使妇女在经济上并不依赖男人，仍可以说她们处于受虐环境之中，因为我们习惯于根据是否取悦了男人来评价自己。我们没有被培养成根据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成就来评价我们自己的人。这是长期条件反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仍然受到它的控制。女性主义运动已成为转折点。它已经改变并重新评估成为一名妇女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估尚未转化为经济安全。相反，随着我们扩张的自主权，我们愈发贫困，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们看到妇女们打两到三份工，甚至以代孕母亲的方式工作。

在这一语境下，一些女性主义者开展的禁止卖淫——作为一种独特的贬损人格和暴力的活动——运动，是在自取灭亡。把性工作单独拎出来作为特别有辱人格的活动，带来了对从事性工作的妇女的贬低和指责，同时也没提供任何关于妇女真正拥有的选择的线索。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没有足够生存手段的情况下，妇女总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且这不仅仅发生在妓院和街头。我们在婚姻中出卖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工作中出卖自己——不管是为了保住工作，还是为了获得工作，为了获得晋升还是为了不被上司骚扰。我们在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电影业——中出卖自己。妇女还从事卖淫活动以支持她们的丈夫。多年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区，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的卖淫制度，妻子们用她们的身体为丈夫与公司之间发生的任何矛盾买单，以确保他们不会被解雇，在丈夫生病不能再挖煤时继续养活孩子，或者在家庭债务累积时维持在公司商店赊购的信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妻子会被邀请到商店楼上的一个房间，试穿在售鞋处展卖的鞋子，而房间里还设置了一张小床。年长的妇女总会警告新来的不要上楼，但需求就摆在那里，更胜一筹。

我们同样该承认，有些赚钱的方式比卖淫更有辱人格。卖掉我们的大脑可能比卖掉我们的阴道更危险，更具侮辱性。要求为卖淫定罪或对嫖客进行更严厉的惩罚，使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群体进一步受害，并使当地移民部门有理由驱逐移民。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改善性工作的条件而奋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建立一个我们不必出卖身体的社会而奋斗。在世界各地，性工作者都在为这些理想而奋斗。此外，随着妇女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力，性工作体验和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性工作者并非只是男人们的掌中玩物，是男性施虐欲望的受害者，被皮条客控制，收入被他们掠夺。许多妇女用性工作挣来的钱支付孩子的学费，与其他妇女一起生活、相互照料，组成合作社，确立工作条件和价格，并相互提供安全和保护。性工作是一种为了支付教育或医疗费用凑齐资金的手段。对许多妇女来说，它是对家务劳动或带薪工作的补充兼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互动式性行为，如“网络视讯”，可以插入家务活的间隙之中。当然，我们都得成为废除主义者，但不仅仅是废除性工作。所有形式的剥削都应该被废除，不只是性工作。同样，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告诉其他妇女什么形式的剥削是可以接受的，而要发展我们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被迫出卖自己。我们通过收回我们的再生产手段——土地、水、商品和知识的生产，我们做决策的权力，我们决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能力——来做到这一点。

在性别认同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如果不努力改变我们生存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我们就无法改变我们的社会身份。社会身份既不是固定的、冻结的、一锤定音的本质，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限流转的现实。它也并非纯粹由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我们的规范所定义。社会身份，包括性别身份，是由阶级、性别关系和我们所属社群的斗争所共同塑造的。例如，作为一名“妇女”于我而言的意义，就与于我母亲而言的非常不同，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为改变我们与婚姻、工作和男人的关系而奋斗。

我们必须反对我们的社会身份完全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观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堪称榜样。女性主义是一场长期的斗争，针对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斗争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作为一名妇女的意义。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女性主义者们是第一批去颠覆“女性气质”永恒、自然神话的人。妇女解放致力于为妇女创造一种更为开放和流动的身份，一种可以不断重新定义和重新构建的身份。跨性别运动延续了自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巴特勒推广的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20世纪的哲学，特别是对巴特勒有影响的存在主义，都抨击了固着主体和本质主体的观点。我们的身体是由阶级关系、种族因素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决定所共同塑造的。

因此，动摇我们被赋予的身份的斗争不能与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尤其是破坏社会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斗争分开。我希望跨性别和间性人运动从过去的教训和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认识到我们不能为这样的目标作斗争：一种不改变我们如何工作，不改变我们所生产的财富如何被使用，不改变我们获取这些财富的途径的自我决定。上述这三个目标不可能仅通过改变我们的名字或身体外貌就得以实现。它们需要我们与他人联合起来，收回我们的集体力量，以决定我们想要怎样生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和教育，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

同样有必要强调，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意义和定义不断变化、模糊和引发争议的过渡式世界。没有比“妇女”更模棱两可的了，一个处于多重攻击中心的身份，承载着彼此相冲突的规范性律令。当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仍然存在，工作日益技术化，女性若想参加曾经男性化的职业，便被要求女性特征不发达，换句话说，得从女性身体中逃出来。这在女性审美的新模式中也很常见，强调男孩般的外表而非充满曲线的身体，后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男性的心头好。在许多职业中，顺从“女性化”的性别模式已经等同于自我贬低，从学术界、艺术画廊到计算机实验室，资本主义需要无性别的劳动力。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则。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还供不应求的推崇女性气质模式的工作领域正迅速消失。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被期望同时成为女性和男性。当然，婚姻、生养和家务，这些曾经用来识别女性的实践已经不够了，即使从资本的角度看也是如此。社会期待我们独立、高效，并在家庭之外工作。我们越来越被期待变得像男人一样。

与此同时，妇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现身，影响了大众对工作和制度性决策的想象。它使工作色情化，它制造了我们所做的是有用的、有建设性的幻觉。它使原本极具破坏性的政策显得人性化起来。当军队以妇女为领导人时，就连战争组织都显得更为和蔼可亲，就像目前在德国的情形一样。身为妇女，我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操纵，因为我们不习惯被欣赏，不习惯看到我们的工作被承认并得到回报。总之，作为社会和政治主体的工人和妇女的身份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我们在讨论“身份政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由政府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身份政治”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一系列的权利——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土著民的权利、跨性别权利——却并不承认阻碍我们得到公正对待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对任何不具有历史性和变革性意义的身份概念持批判的态度，它们没能让我们看到各种剥削形式的殊与同。相反，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社会身份，后者根植于诸种特定形式的剥削，并被在我们的时代仍持续发生的斗争史所重塑，因为：只有将我们的身份追溯至剥削和斗争的历史，我们才能找到共同的根基，以集体的力量塑造一个更公平的未来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