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时代的优雅与憔悴:陈布文的《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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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双百”时期绽放的鲜花中,有一篇名叫《假日》的小说(载《人民文学》1957年第一期),作者陈布文。与其它的鲜花开放不久即遭风剑霜刀相比,《假日》很幸运,也许因为题材细小,加上手法含蓄平淡,发表后波澜不惊,没有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作者因此安然无恙。随着时间推移,这篇貌不惊人的小说越发显出不同寻常的价值。它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几乎无事的悲剧”。艺术上,它白描清逸,虚实相间,惜墨如金,丰富的象征意蕴,经得起长久的咀嚼,给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的历久弥新感。因某种特殊的因缘,作家王蒙最早为文,激赏久为岁月封存的陈布文的艺术才华。在以陈布文为人物原型的“非虚构小说”《女神》(《人民文学》2016年11期)中,王蒙这样评价《假日》:“文气浩然,信手拈来,胸有成竹,琳琅满目”;“熟练大气,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优雅而不免憔悴。”——末一句,笔者以为说得最到位。《假日》从女性的视角,描写一对新婚不久,平日两地分居只有周末才能相聚的恩爱夫妻令人沮丧的“假日”,故事梗概如下——怀着对又一个周末假日的热切期待,小玉冒着十二月的严寒,从四十余里的郊外赶回京城,走进机关宿舍大院,来到自己的家,惴惴不安地敲起门来。之后发生的一切,仍是过往假日的翻版,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丈夫不仅比留言约定的时间晚很多才到家,而且喘息未定,又受到部长的传唤,匆匆离去,直到半夜方归;凌晨五点天不亮,又匆匆起床,赶去机场送一位外国客人;九点半,还要到某地送某要人的殡至西山公墓;下午两点半,有画展开幕式(不邀请夫人出席的开幕式);四点,还有副部长亲自主持的茶话会……。第二天早晨,同学吕英来敲门,他是小林的同僚宋主任的新婚妻子,同住机关宿舍大院。吕英神情沮丧,正经历着与小玉相同的苦闷。一番商谈后,两人作出决定,结伴踏上了回郊外学校的路……如果是一对头脑简单、情感粗糙的夫妻,事情也许会简单很多。小玉与小林偏偏不是这种情况,他们情深意笃,趣味相投,“虽然结婚了一年多,仍然像新婚不久似的”。这次,小玉花一个礼拜的课余时间,为小林编织一件驼色毛线衣(因为小林不肯穿那种颜色俗气的毛线衣,而商店里又买不到合适的),小林则于百忙之中,亲自赶到王府井新开的熟菜铺,为小玉买了合她家乡口味的菜肴,并声称:“我早就变成南方人了,我觉得各种菜里都放一点糖很好吃”。——由此可见,这种有名无实、可望而不可及的“假日”,对他们确实有点残酷。而且,与那种缺少独立人格、乐当驯服工具之辈不同,小林和小玉都是有见识、有思想、才情丰沛的人。小林喜欢文学艺术,尤其爱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译笔较好的作品,悉被抄录在小本子里,还自度一首《迷开会》,与老马的《开会迷》唱和,嘲讽那些“迷失于纷繁会议中的人,迷恋会议胜于一切的人,迷信会议可以解决一切的人。”——他对文山会海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作为一名文化机关的资深干部,小林对上司召之即来的传唤和组织上的差遣,似乎已习以为常,即便心有不甘,也总是无条件执行。从他的隐忍中,可以看到新时代大力倡导的“大公无私”美德,对个人欲望与自由意志的规范与抑制。相比之下,尚在大学读书的妻子小玉显得更独立不羁。小说一开始写她走进温暖如春的家,看到丈夫“至迟六点五分准到家”的留言,便愉快地洗脸,坐到镜子前,将辫子打散梳起头来——在学校里,一个礼拜繁重的学习,生活的弦是绷得太紧了,只有现在,只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才松弛下来。她一边低低的唱着,一边将自己头发编成许多条细细的长辫子,然后在室中转动着身子跳起舞来……于是在那长大的穿衣镜内,便照出一个穿粉红色毛线衣的苗条少女的美妙舞姿。“谁?”她吃惊的问,连忙停住,两只手一齐向头后按住那许多条摆动的辫子。“好……”她将门打开一条缝,伸出去一只手,“给我好了,——谢谢!”她赶紧把门关严,将信塞在玻璃板下边,又走到镜子前面,注视着那微微泛红的脸与乌黑的头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重新把一条一条辫子又拆散开来。“唉,维吾尔族的姑娘有多么快乐啊!她们可以梳那美丽的头,我们是不行的,如果我那样走出去,他们会当我有神经病,就是头脑最开通的人,也会斜着眼睛瞧我,在肚子里说:‘要漂亮,爱出风头,轻浮的女人!’”她嘟着嘴,把头发梳来梳去,最后,她决心一把总,梳成一条大辫子,把它高高的盘在后脑上,像一个印度妇女。这段文字,将一个才情丰沛、充满活力,热爱家庭而又独立自主的女子形象和盘托出,其收信时的动作细节,表明她对私人空间的“家”,有一种习惯性的守护,而一句“头脑最开通的人,也会斜着眼睛瞧我——”的牢骚,暗含批判的锋芒:既然连头脑最开通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头脑不开通的大多数人又会怎么样呢?思之甚恐。小玉这个形象,令人想起当年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式娜拉,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激荡,她们勇敢地冲出家庭,投身社会,结果却很讽刺:有的沉沦,有的回头,更多的是被组织收编,从此变成驯服工具,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小玉与她们不同,她是少数的“透网金鳞”,在集体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依然保持独立的个性与孤迥的气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小玉对个人幸福的要素——一个温暖如春的“家”怀有执着的追求,这个家的陈设与氛围必须优雅朴素,不能与那种粗鄙简单、公家宿舍式的相混淆,房间里要有花,书桌上要养水仙……《假日》没有吸引眼球的故事情节与戏剧性冲突,小玉对爱人相聚的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直至绝望的心理过程,是整篇小说的基本内容。期间,夹杂各种不期而至的打扰声:门房老王频频的送信、电话传呼,陌生人的脚步声及代表宋主任的屡次催问,除此之外,还有催人的汽车喇叭。这种种的刺激声响,至深夜人静,小玉于沮丧困倦中不知不觉睡去时,化作梦魇。小说写到这里,开始“意识流”,变得梦幻、飘渺起来——“她朦胧的觉着林回来了,他那冰凉的手,他那冰凉的面频……他还说着什么话,自己虽然很想招呼他,虽然勉强睁了睁眼,感到了房内刺目的灯光,但一切似乎隔得很远,那么朦胧”——忽然,房子里似乎布满了月光,她可以清楚的看到房内的每一件东西,特别是那大穿衣镜,它使她不安,仿佛正有什么东西,要从那不可测知的玻璃深处走出来。……正在这个时候,门忽然开了,她想,是林回来了吧?不,那绝不是林,恍惚着有一团黑东西一下子扑到床上来,她拼全力喊起来:这段文字幽微精妙,令人想起张爱玲《金锁记》里对月光的描写,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整篇有画龙点睛、烘托渲染之功。梦魇中奇异的月光、深幽的穿衣镜,尤其是那破镜而出的“一团黑东西”,神秘而恐怖,令人悚然。那么,它代表什么呢?追究起来,部长、副部长及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及种种不近人情的举措,是构成这些幻象的刺激性因素。细读文本则可发现,这些都是“果”而非“因”。如果追根寻底,非要给那一团“黑东西”寻找终极对应物,那么,只能是那种无所不在,足以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穿透一切的“超级权威”。它倚恃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身披霞光万道的现代外衣,沛然莫之能御。在这个“超级权威”前面,个人的自由、权利是微不足道的,属于个人日常生活范畴的假日、休闲之类,自然无足轻重。品读这段文字,笔者每每惊异:作者的艺术直觉,竟能透过如日中天的时代光芒,看到“一团黑东西”!显然,这种艺术直觉,远远超越了作者当时的理性认知(这种理性认知能力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十多年后方为有识之士具备),它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眼对历史的犀利洞察,语境不同,内涵有别,深度也不一样,却有精神上一脉相承的联系。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史上,《假日》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诞生于“双百”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是历史的逻辑、人性的要求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三者互动的结果。文学之河受时代大潮激荡,尽管迂回曲折,泡沫汹涌,其底层,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人性的基本诉求趋于一致。《假日》遥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传统而推陈出新,是“双百”时代的一株奇葩,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枝“报春花”。诚如一位学者所论:《假日》是“寓言”,又是“预言”,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力量。 往期文章|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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