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正的国宝” ，近20位专家研讨，王蒙名作《涤砚图》引热议丨中国嘉德2023秋拍

在长达六小时的研讨会中，嘉宾对这件元代名作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梳理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并达成了以下共识：

作为“元四家”中笔墨技法最为全面的一位，王蒙对于中国艺术史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艺术成就，更影响了后世艺术家，形成绵延七百余年中国绘画史的强大影响力；而《涤砚图》作为王蒙个人风格史的代表之作，此作经明人收藏，在梁清标之后进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篇·淳化轩》 中。

本作在收藏界三十年前就广为人知，被当代鉴藏大家徐邦达、启功、王季迁都赞为“看到即是福分”的国宝级名作，此番释出，是值得关注的业界历史性事件。

王蒙（1308-1385年），字叔明，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初著名书画大家赵孟頫的外孙，诗文书画尽得外家法度，尤以山水知名，纵逸多姿。挥洒自如，又出外家格外，与黄公望、吴镇、倪瓒齐名，并称为“元季四大家”，明、清以来，被尊为画家楷模，极受称颂。就连同属于“元四家”的倪瓒也曾写诗称赞王蒙“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对王蒙的绘画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肯定。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古代艺术策展人谈晟广认为，《涤砚图》是王蒙个人绘画中的转折之作，从早期秀润清新，至后来笔力扛鼎。而在整个元明中国绘画史上，王蒙不仅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对后世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王蒙开始上追到赵孟頫，引入了篆隶和书法入画的时代特征。因此，《涤砚图》可视为中国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江苏省国画院研究员黄朋指出，王蒙不仅自身成就很高，在整个中国画史上也是开创性的一代宗师。其笔墨与画风之所以能对后世艺术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是因其多变的绘画语言，得以让后来者不断去生发、去改变。

黄朋表示，其后世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吴门画派中。因王蒙在元末最后几年生活于苏州，有很多画作留存，同时还有朋友及学生传人，这些艺术家进入明代后，其子孙后代就成为王蒙艺术风格最直接的传承者：“沈周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吴门画派的首位领袖式核心人物，沈周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友，其学画的老师杜琼又是王蒙的表兄弟陶宗仪的学生，学诗文的老师陈继又是王蒙的好友陈惟允的孙子，很多条线索最终汇聚成为一条线传承给了沈周。这就使得其在早、中年的画风完全承继了王蒙的嫡传画风。而吴门画派的另一位领袖、沈周学生文徵明也从老师处、包括吴门中流传的很多王蒙的画作中，大量地学习到了王蒙的绘画语言。”

而到晚明董其昌、清初正统画派 “四王”和在野艺术家的石涛、八大、“四僧”时，黄朋指出，也都有向王蒙学习的过程：“从《涤砚图》中也能看到石涛的影子，说明他也曾向王蒙学习过这种繁茂的画法。而四王中最擅长学王蒙的是王鉴和王翚，如上海博物馆藏王翚《黄鹤传灯图卷》，‘黄鹤山樵’是王蒙的号，从名字就可知这是王翚传承王蒙繁茂笔墨意趣的精彩之作。王鉴、王翚、吴历、恽寿平都有学习王蒙的精彩存世之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丘挺点明，王蒙对元、明、清的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建构了中国艺术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如沈周和董其昌在他们的作品中重构了王蒙的结构，而清代画家王原祁从王蒙那里领悟了笔墨心得。到了近代，以吴湖帆为海派艺术家也都试图在王蒙的趣味中寻找个人化的理解。

丘挺认为，王蒙甚至构建了当代水墨的意义：“近代水墨大家陆俨少执笔都是来自于王蒙的趣味，也推动了中国美院对于山水画的探索。这种探索很有意思，如谷文达85美术新潮所表现的核心语言符号和图式，就是解索皴、荷叶皴、牛毛皴，是将水墨画介于抽象和形象之间的意象化。”

“因此，中国画的构建并非固定的程式化语言，是每个时代根据当下意义去重新塑造，王蒙为后世构建了一个无尽意义之网，他的伟大与全能，是受所有画家顶礼膜拜的。”丘挺表示。

而这点在知名美术史学者汤哲明看来，这是因为王蒙代表着中国文人画技法的最高水准：“相对来说，倪瓒、黄公望更代表的是精神层面的象征，而王蒙则是文人画技法的保障。自元朝至近代，约六七八百年间，元四家的作品风靡大江南北，王蒙就是最重要的技术保障。”

他指出，王蒙是“元四家”中绘画能力极强的一位：“他善于画大山大水，而且是泼塞满纸，满构图。最代表性的技法是解索皴、牛毛皴以及非常有个人特色苔点类的画法，满打上苔点造成苍茫的效果，这一能力既是王蒙的独创，也让他的画作成为‘元四家’中的‘神品’。”

另据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介绍，197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计划以15位中国文化名人的名字给水星上的一个环形山命名。经过约十年考量，他们最终选择了五位画家，这其中就包括赵孟頫和王蒙。他们日月同天，在太空当中熠熠生辉，因此，也可见王蒙在全球艺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地位。

王蒙年轻时隐居于黄鹤山几十年，于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出任泰安知州。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胡惟庸案”牵累，死于狱中。尽管其一生笔法多变，但文人内涵一直是恒定的。

从《涤砚图》所绘场景可见，画中茅屋临溪，杂树掩映，有小桥通向对岸。隔溪高岩巨石，飞瀑相重，隐隐露出寺观。其后层层嵕岭，白云缭绕，茅屋外一总角童子于溪边涤砚；屋中一人独坐，开轩面流，若乎在静听着流水淙淙声音，观赏着云飞瀑溅，意境幽远。此场景，可视为文人在心无旁骛的世外之境中，涤去尘垢，不受任何世俗羁绊。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表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中砚”有书房雅物、文房四宝之一和图像隐喻两种形式，而本作就属于后者。同时，他指出，王蒙这件《涤砚图》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涤砚图”图式。

无论是在临泉幽静的环境中俯身溪边洗砚，还是立于溪边预备涤砚，后世的各种“洗砚图”借助幽雅的景致，成就了一种不受任何世俗羁绊的心灵，抒发了文人意志。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朱万章表示，本作开创了《洗砚图》图式的先河，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力表示，以《涤砚图》这一图式往往是元代文人隐逸心态的表露。同时作为中国传统山水卧游的重要代表，这一图式写实与想象兼备，既是现实与浪漫的交错呈现，也是中国文人心中桃花源的再现。

而本幅王蒙《涤砚图》又是如何通过“谋篇布局”来表达这一背后的隐喻的？画面中的不少细节也值得耐人寻味。如画面的主体人物，并没有正对观者，而是面朝屋内方向。

对此，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小峰认为，这是一幅适合挂在书斋里供个人或者少数人静静观赏的画作。因此，在这种观看环境下，画面需要一种引导。王蒙对于这一画面空间处理的暧昧性，正是要强调对观者视线的引导: “如何惠鉴先生所说‘从游观山水到书斋山水，观看空间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让绘画与观者形成紧密的联合。背影人物的出现给人带来强烈的参与感，塑造和引导了空间，表达了王蒙想要表现的隐居意义。”

而在任道斌看来，尽管此作仅为两平尺左右大小，但仍然反映了王蒙技法的变化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它展现的不仅是技法，更是意境。王蒙通过这幅画表达了元末乱世中普通百姓追求太平生活的愿望。从这一点上，这幅堪称为"史画"，与杜甫所写的"史诗"一样，具有时代感。

此作是王蒙为“嵕山”创作的一幅墨笔山水画。著名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曾考证，“嵕山”是余谦的字，池阳（今天津市蓟县）人，曾官浙江提举，善篆书。

王蒙作为中国绘画史的变革人物，开创了诸如牛毛皴等多种技法，风格鲜明，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黄朋认为，王蒙作为“元四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其绘画风格充满生机，作品充满生命力，树木、水草和山石的描绘皴法也以繁密著称。他的这一绘画风格与他的好友、同属“元四家”的倪瓒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也源于两位艺术家不同的性格。因此，通过观察王蒙的绘画，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个热情、外向、喜欢交朋友的画家。

同时，她表示，这是一件不同与王蒙往常的特别之作。究其原因，可推测为受画作对象"堫山"的居住环境所影响：“王蒙善于根据所描绘的山水来变化表现手法，如描绘宁波海边仙山海岛的《丹山瀛海图》和苏州太湖石的《具区林屋》，这也可解释《涤砚图》为何会与他平常的手法不同。”

《涤砚图》也将王蒙标志性的牛毛皴和解索皴展现得淋漓尽致。丘挺对此做了详细剖析：“王蒙最打动我的就是涌动的笔势。这种生命感不断的层层生发里表现了苍茫、干涸、蓬松的笔意，披麻、牛毛、解索都做到了收放自如的开合。画里勾的水介于‘生’和‘熟’之间，有一些内在的规律，不是绝对的标准排列，而是性情书写，呈现出溪流水声的状态。中景的勾勒介于牛毛和古法空勾之间，通过非常肯定结实的线勾、皴、点，把‘形’体现出来，有一种缥缈的气象在里面。这让我想起南田评王蒙的画为‘沉着之至，仍归缥缈’。”

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则点评该作为：“从宋纸、高古篆书题款到布局笔墨无一不体现王蒙的天机之妙。”

对于王蒙的具体出生年份，史料并未有确切的定论。谈晟广认为，以“元四家”的生卒年份推测，黄公望、吴镇比王蒙早去世近30年。因此，在元代后期，主要是由王蒙和倪瓒二人为主。同时，黄公望和王蒙、吴镇和王蒙都有交往。元代书画家和鉴藏家柯九思也曾为王蒙的画作题字。据柯九思去世的时间（1343年）推断，王蒙约在14世纪初出生，可能是在1310年之前或之后，或者是1301年。

本作的创作年代，徐邦达先生考证为：“当在元末，应是中岁之笔。”但究竟为具体哪个创作时间段，与会专家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时间节点。

△徐邦达先生边题 题于《涤砚图》原大照片

四川大学教授林木将《涤砚图》与王蒙多幅画作在技法、造型、风格等多种维度上进行了比较，认为创作时段大致在1343年前后到1350年之前。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彦将王蒙不同时期呈现的画风做了对比，她指出《涤砚图》中的皴法已脱离早期的牛毛皴，呈现多样技巧的探索感，体现出王蒙中年过渡特色：“其风格介于《闭户著书图》、《芝兰室图》，与《秋山草堂图》《素庵图》之间，创作年代亦应介于1350年代中期到1366年之间，可能于1360年或稍早时创作。”

谈晟广则从《涤砚图》的用笔中，认为此时王蒙的笔法已尽显老辣，应属于其中、晚年、处于老年早期、暮年之前的作品。

通过这些讨论成果，即可断定此作为王蒙中晚年作品，是其笔力扛鼎风格的绝佳诠释。

本作著录累累，流传有序。如画面中的其中一方“润卿”鉴藏印，虽然对于“润卿”其人学界还未有定论。但据中国嘉德拍卖顾问尹光华考证，“润卿”有可能为明晚期嘉兴籍书画名家徐弘泽（字润卿，号春门）。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徐弘泽不仅画艺在嘉兴独出群伦，而且鉴赏亦精。其藏品赵孟頫 《洗马图卷》后有鲜于枢及董其昌的书法及题跋，曾经清初吴升《大观录》及徐邦达《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 著录 ，而明代文嘉、钱榖、朱朗合作并有同时吴门名彦文彭、周天球、彭年、石岳、沈大谟等十二家题咏的《药草山房图卷》今藏上海博物馆。可见徐弘泽目力与藏品质量都不可小觑。

《涤砚图》经梁清标之后进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篇·淳化轩》中。乾隆皇帝（1711-1799）题本幅：临池静课余，洗研命僮胥。应有鱼吞墨，那无鹅换书。岂怀投卞璞，惟觉类庄樗。徙倚南荣下，窗开万象虚。乾隆丙寅（1746年）春正御题。

2004年，本品曾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早期中国山水画-多种流派与风格的源头”亮相；2010年-2011年也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Yuan Revolution: Art and Dynastic Change”元代艺术和革命展览中公开展出。

据著名碑帖专家马成名回忆说，这是王蒙非常突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大都会博物馆展览中的精品之作。另从一些细节也可看出乾隆对此作的喜爱：“乾隆一定极其欣赏《涤砚图》，不仅是亲笔御题，并且在题诗时，他还画了格线，可见十分慎重。”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楼秋华则通过考证，指出编撰《石渠宝笈续编》有两种规格，初选入编为五玺，其中精品为七玺，而《涤砚图》就是一张拥有七玺的精品。

他指出，清嘉、道年间名臣阮元著作《石渠随笔》中也提过此作，本书为阮元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参与修《石渠宝笈》续编时,根据所见清内府秘藏书画,随笔记录画作题跋,并在闲暇之时,辨别其真伪撰成。其中不仅记录了此作，并评价为“此剧（绝）真迹”。

尹光华认为乾隆对于本作也是尤其喜爱，从鉴藏印透露的信息，他认为乾隆至少观看过三遍。

而《石渠宝笈》中提及，本品有董其昌题跋 ，梁清标的两方印章盖于裱边之上。尹光华通过考证梁清标更多作品的钤印习惯后认为，现在本作梁清标的印章和董其昌的题跋消失是由于重裱的结果。

中国嘉德中国古代书画部高级业务经理胡莹对王蒙作品的公私收藏市场做出了分析。

根据海内外公开发表的王蒙画作收藏情况，参考徐邦达、王季迁等鉴定大家的鉴定意见，以及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海内外公私所藏王蒙可靠画作总计四十件左右，其中《石渠宝笈》著录约十余件，且绝大部分收藏于海内外公立机构。

因此，本品为目前所见，唯一可于市场流通的《石渠宝笈》著录王蒙立轴珍品。

另据胡莹的说明，该作品的尺寸为65x34.41厘米。这与《石渠宝笈》中记录的尺寸一致：“清代的尺转换为现代单位是32厘米，长度‘两尺四分’相当于32×2.04=65厘米，宽度‘一尺七分’相当于32×1.07=34.24厘米。两次测量误差不到两毫米。”

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萧平回忆起三十多年前首次见到《涤砚图》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并感叹道：“能看到它，就是福分。”三十多年前，邓仕勋先生将《涤砚图》的照片寄给了包括徐邦达先生在内的几位著名鉴定专家，因此此作在收藏界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传奇名作。

这是一件能让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王季迁先生都同样感叹“看到就是福分”的名作。九十年代，萧平收到邓仕勋先生寄来的作品原大照片：“我把这张照片送给徐邦达先生，老师看了以后，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是一张非常好的作品。徐先生笑了笑，说能看到这张画那也是不容易的。他说：“‘这当然是真迹，不但是真迹，而且是一张非常好的画。’”

后来邓先生提及想请徐邦达先生把这张题过字的这张照片寄回，再重新寄一张新照片来。徐先生同意了。隔了一天又特地打电话给萧平说：“最好寄三张。一张我要送给启功先生，一张给你的同门师弟王连起。”

而据启功先生朋友钟志森回忆，当时他正好在北京看到王连起把照片送给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收到非常开心地说：“这样的名作我们能够看到照片也是一种福气。”

再后来，徐邦达先生来到南京，恰好邓先生也在。徐先生得知是这幅画的收藏者，非常开心地说：“你能收到这样的画真是太难得了。那是国宝。”萧平说，即使只是看照片而没有看到原作，也能让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这两位收藏鉴藏界前辈感叹，并给予高度评价。这也和王季迁先生见到作品时的感叹一样：“邓先生最早把这个画拿去给王季迁先生，王先生看了说：‘这样的画不必拥有，看到就是福气。’他们能发出一样的感慨，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同时，此次《涤砚图》的释出，萧平指出，这是拍卖界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是美术史界、画界和拍卖界的喜事：“王蒙的作品此前只有一件参与过拍卖，为过云楼所藏。而这次是第一次真正《石渠宝笈》著录并被广泛认可的名作上拍。如果有博物馆，真正的藏家和艺术爱好者能将它留在国内是最好的选择。它是真正的国宝！”

正如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所说：“《涤砚图》之所以重要和珍贵，不仅在于它将在拍卖史上创造新的奇迹，更在于它是一件可以诠释中国绘画史演进的可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