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式榻流变探微丨中国嘉德2023秋拍

汉代常见的小坐具，与上述棋局一样，足的截面为矩尺状，足间呈壸门形，大小只可坐一人。其名曰“枰”，故亦称独坐。枰是榻的一种，《玄应音义》卷四《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河南郸城西汉墓出土一件“王君石榻”，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榻长87.5厘米、宽72、高19厘米，是汉榻的典型标本，其年代约在汉成帝之前。河北望都县一号汉墓壁画主簿图、主记史图，记录当时人们跪坐于榻上的坐姿。

1955年辽阳发现三座汉代壁画墓，其中三道壕张君墓，其三间堂屋的壁画，分别绘男女主人坐于方榻之上，并题写主人名字。

汉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05期

《考古》1964年10期，刊载《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其中的利国画像石墓中室内出土一件石榻，可惜简报无具体尺寸及形状描述，但从石榻拓片可看出榻面雕饰繁缛，且画面并不对称，说明榻有一定方向性。

汉 东汉利国画像石墓中室内石榻拓本 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 《考古》1964年10期

除了四足小榻，还有多足的。临沂市博物馆藏有一块1972年临沂市白庄出土的画像石，画面中大树下一只朱雀衔绶，树左一人佩剑站立，树右一四目之人跪坐于榻上，榻一侧有三足。

汉 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画像石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385 齐鲁书社1982年

临沂白庄画像石中的榻，显得比其他的榻为大，可能超过汉代“三尺五”的独坐榻。现有资料显示，东汉出现大量的二人甚至多人并坐的“合榻”。这可能与汉末礼制懈怠有关，人们不再严格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更乐于享受亲近相融的自然关系，因此坐榻变大，以满足并坐的需要。

徐州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夫妻对坐画像石，男女主人相向坐于刻有兽足的榻上，男主双手抱持婴儿递与女主。山东藤县宏道院画像石，双阙下面刻画两个对弈的人共坐一榻。江苏徐州岗子一号墓画像石墓，西侧室西壁雕刻宾主二人身着长袍，拱手端坐榻上的宴饮图。江苏铜山利国画像石墓东侧室，宴饮图中有四幅二人共坐一榻的场景。

实例如山东泰安旧县的一件西汉晚期石榻，腿足呈曲尺形，并磨光雕刻出鸟纹和菱形花纹。榻长166厘米、宽70厘米、高30厘米，既可供两人并坐，也勉强容一人卧睡。

汉 山东泰安旧县出土东汉石榻 山东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 《考古》1988年04期

三国 魏甘露二年257年 宴乐图 1972年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1号墓出土 现存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仔细审读这幅宴乐图，会发现这三人并坐的大榻，与前述的榻有明显的区别。通过勾勒的笔触，可清晰的看到榻面与足是分体的，说明这张榻极有可能是用木材制成。汉代的榫卯技术和木工工具已相当完备，制作木质家具并非难事。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出土多件木质家具，包括木几、木俎。另有一件木器以木板拼合、与下面的木楞及足通榫相连，两侧置围板，围板上还有木条以榫卯相接。考古人员对此难以定性，暂将其称为木榻（详见《文物》,1987年.01期）。

上述过程表明，汉代坐具由独坐的枰，逐渐扩大至可以多人并坐的榻，但这些榻都没有底部的跗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托泥，并非我们目前所熟知的箱式榻造型。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实例增补》一文中，把四面平列壸门的箱体结构的榻，称为“台座式榻”。既要平列壸门，则必然要有托泥或枨子，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古资料的挖掘，探讨一下带托泥或底枨的台座式榻于何时出现。

《考古》杂志1964年第10期，刊载《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其中的东汉利国画像石墓西侧室南壁，雕刻两人并坐。屋外两侧的双阙，显示出地面的高度；二人所坐高台，在庑殿顶建筑的檐柱内侧，显然并非建筑台基，而是一张榻。这从该墓同出的其他画像石上，也能甄别。从比例上看，榻较高，上下沿刻平行边线，中间刻画有两道竖棱，很像是箱式榻。该墓众多坐榻雕刻，唯独此榻不同，也可能是独特而高等级的榻。

成都站东乡青杠包三号东汉墓出土画像砖，雕刻传经图。授课先生凭几坐于长方形高榻，其余弟子七人则跪于席上听讲。

汉 成都站东乡青杠包三号墓出土画像砖 《成都站东乡汉墓清理记_考古通讯》 1956年 01期

《考古学集刊》2013年00期《汉代的坐具、坐姿及礼俗》，作者徐龙国曾在临淄商王村发掘两座东汉晚期墓。“两墓各出一件由长条形画像石围成的石床，床长分为为190、185厘米，高19厘米。条石仿照木器的挖缺做，在外侧面雕刻出弧形腿，腿间有弧形曲线，形如左右牙板，曲线内刻画对鱼装饰图案。”从出版的实物拓片来看，榻下部雕刻边线，有可能模仿木制箱式榻。

汉 临淄商王村2号墓出土石榻拓片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图版73 齐鲁书社1997年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鎏金青铜造像，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佛像。佛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座正面外缘细刻花纹，中有三个插孔，应为配饰双狮及宝相花之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时期佛像金铜造像，佛座低矮，上下起边线，两端可见壸门曲线造型。

十六国时，北方盛行坐禅，佛像随佛教入中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金申教授，在《十六国时代的佛像》一文中认为：“佛像的四足式方座，从不见于印度或犍陀罗佛像上。这种四足座常见于汉代画像石上的四足矮榻，又魏晋时达人雅士多坐于四足榻床，这种榻床的样式被借鉴到佛座上，可说是外来佛教艺术入中土后的改造形式。”东京馆藏的佛像座，无疑是壸门箱式形状。

至南北朝时期，箱式榻的清晰形象渐多。如北齐武平二年，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夫妻并坐图、西安北周康业墓石棺床围屏上的线刻图像、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出土石棺床围屏、日本Miho博物馆藏双阙石棺床围屏上的雕刻图案等。

南北朝 康业墓围屏线刻 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 2008年06期

南北朝 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天水 南北朝 日本Miho博物馆藏双阙石棺床围屏 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张卉英考古》 1992年01期1石刻壸门榻

由此可见，箱式榻在东汉末年至北朝晚期，在北方逐渐形成，至唐宋时期达到成熟并广泛流行。

隋唐宋元，各类影像资料中的箱式榻形象不胜枚举。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石棺床围屏线刻图像、山东嘉祥英山隋徐敏行墓墓主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两件木质棋盘、敦煌莫高窟里的唐五代时期维摩诘坐像、台北故宫唐代周昉《调婴图》、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代的《西园雅集图》《槐荫消夏图》《北齐校书图》等等。它们所展现的箱式床榻，多为壸门结构。也有的在箱式立柱间隔中装嵌花板，如南宋刘松年的《补衲图》。

2017年9月，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元代壁画墓，15号墓道中出土一件“石供台”，四角及前后雕出纹饰，台面有斜向凿痕，长1.06米、宽0.52米、高0.29米，其造型极似箱式榻。

元 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元代壁画墓出土石供台

一张老照片记录了民国时北京孔庙某次祭孔时的祭品，盛装祭品的祭器叫做笾豆案，案座为壸门箱式，现不知所踪。

相较于绘画中箱式榻床的不胜枚举，遗存至今的实物例证少之又少。已知的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中，这种结体的家具未出现罗汉床或架子床，仅见有榻。

老照片 民国时北京孔庙某次祭孔时的祭品 笾豆案

美国加州前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曾藏有一件鸂鶒木箱式榻。

美国加州前中国家具博物馆旧藏

香港珠宝设计师罗启妍女士，旧藏一款楠木组合箱式榻。

上述所列，已基本涵盖数据库的全部，可看出传世黄花梨箱式榻至为稀见。2017年10月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简约隽永》展览，首度曝光这张黄花梨螭龙纹箱式榻。

榻身狭长，适合独眠。

箱体四面装嵌八块螭龙纹花板，花板均以厚实的整板，透空雕刻相向的双螭。

螭首短吻圆眼，体态飘逸。这样的螭纹常见于罗汉床围板、条案牙板及侧挡。2011年嘉德春拍的一张翘头案，腿间侧挡装嵌这样的双螭纹。

明末 黄花梨透雕档板翘头案 2011嘉德春拍

黄花梨螭龙纹箱式榻，20余年前出自江苏泰州乡下。箱型结构的榻，榻身的各个框架内，或为壸门结构，或装圈口，而装嵌整张花板为饰的黄花梨箱式榻，目前仅此一见。

滑动可浏览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