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纲主编 丨《杜诗学通史》全六种出齐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专刊第九辑

一、为什么要有一部《杜诗学通史》？

杜诗学，即历代对杜诗的研究、阐释与接受。从唐大历年间润州刺史樊晃辑录六卷《杜工部小集》“行于江左”，到北宋嘉祐四年苏州郡守王琪刊行二十卷《杜工部集》确立百世祖本，再到清初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学者引领又一次研杜高潮……直到今日，杜诗学一直在中国学术中占据重要位置，积累了难以计数的文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谱系。然而在此之前，尚无一部完整描述自唐至今杜甫研究全貌的通史性著作，诚为学界憾事。

二、厚积薄发与推陈出新

自闻一多、萧涤非等前辈学者开始，山东大学的杜甫研究就以学术精深、成果丰硕享誉学界。薪火相传，在张忠纲先生带领下，新一辈山大学人努力开拓，出版了《杜甫诗话校注六种》《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杜甫全集校注》《清代杜集序跋汇录》等多种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著作，承担了“杜诗学史（辽金元编、明代编）”、“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清代杜集序跋汇录”、“清初稀见杜诗学文献十种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事迹新考”等多项课题。在此基础上，又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左汉林教授撰写《宋代编》，最终完成《杜诗学通史》这一集成性著作。

张忠纲先生在《总序》中将全书内容概括为：“（一）自唐迄今，杜甫其人其诗对后世的影响概述。（二）自唐迄今，历代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概况。（三）杜诗流传、刊刻、整理情况的研究。”全书既有通段学术史的勾勒深描，又有接受个案、文献考论、专题反思等。在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并详尽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追问，串联起纷繁复杂的诸多线索。可以说，《杜诗学通史》的优长不仅体现在内容的丰富上，更是在学术史的撰写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体系。

三、传统学术与经典传播的当代意义

（摘自《域外编·绪论》，注释略）

（日）津阪东阳《杜律详解》

（日本天保六年津藩有造馆刻本）

《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文学如此，文学批评亦然。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广大幽深、精彩纷呈的世界，但时至今日，我们亟须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语言对之进行思考、讨论和研究。只有如此，才不至再次杀死我们的传统，使它成为博物馆里暗淡光线下的蝴蝶标本、恐龙化石：或与现实世界隔一层透明的玻璃罩，或是一个庞大、珍贵而沉重的负担。译介这些著述，也许可以有助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新。

（美）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莫砺锋先生曾引已故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一次演讲中的一个精辟论点：

并进一步申说：

莫先生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比较喜欢标新立异的西方同行们”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汉学界所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世界杜诗学史时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

（美）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英译《杜甫诗》

（全六册，德古意特出版社2016年版）

《杜诗学通史》的撰写经历了长期的筹划和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张忠纲先生指导的系列博士学位论文，诸如杜诗与先秦文化、杜诗与两汉思想、杜甫与六朝诗人、辽金元杜诗学、明代杜诗学、清代杜诗学等，这些研究多数已经出版多年。几乎同时，张忠纲先生带领我们编纂《杜甫大辞典》《杜集叙录》，在“研究学者”和“版本著作”栏目增加了域外、现当代两个重要部分。

此部分所用的“现当代”，如《绪论》所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当代”，而是上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与“清代编”相衔接。具体说来，主要是指从李详《杜诗证选》刊发，到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中国百余年之间关于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成果。

受西学影响，在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渐渐被转向“全写实派”，杜诗的“诗史”价值和精神也随着“现实主义”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大约自北宋起，“杜诗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历久不衰的“显学”，而且出现了宋代和明末清初两个研究高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关心的命题或新兴的研究方法，使得杜诗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杜甫当时所创制的文本，而为历代研究者各取所需，并反映了诠释者所处的时代的风貌，进而造就了其丰富的生命力。前贤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杜甫研究随时代而变，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如何推陈出新，焕发其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便成为杜甫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冯至《杜甫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杜甫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整个二十世纪的杜甫研究，我们“递相祖述”的是从《杜诗证选》到《杜甫全集校注》期间杜甫研究的成果。近百余年间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1949年、1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依次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剥去封建时代加给杜甫的“圣化”外衣，只将其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将之视为时代的代言人；二是经历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到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三是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复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通史”。

在这一曲折的研究进程中，交织着“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反复诠释等核心问题。从梁启超提出“情圣”说，到胡适称杜甫“平民诗人”，到闻一多赞杜甫“良心与文学齐备”，再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冠以“人民诗人”，对杜甫的评价一路攀升，这些美誉都包含着道德意义。就在“人民诗人”被过度强调的同时，“诗圣”就渐渐沦落为“庸俗诗人”了，“文革”中，从“庸俗”变为“法家诗人”，甚至“封建卫道士”和“地主诗人”，这不能不激起群体性反思。随着人们对郭沫若抑杜倾向的批判，“诗圣”的荣耀也渐渐回归，杜甫不仅被看作儒家诗人，他的人格也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是“诗圣”的现代沉浮史。

陈贻焮《杜甫评传》

（全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

在“诗圣”沉浮的同时，“诗史”的阐释也与各种社会思潮密切关联。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倡“小说界革命”之时，说杜甫只是一个“半写实派”。后来大倡现实主义，杜甫又成了“全写实派”。又如1949年以前，“诗史”的阐释是以启蒙主义为前提的，杜甫成为“平民诗人”，是启蒙主义思潮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果，“平民诗人”与“写实诗人”是统一的。1949年以后，“诗史”被纳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便具有了“时代的镜子”的意义：它不仅要写现实，还要写理想。可是，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被提升和融合的时候，“诗史”的内涵就不能完全满足将两者结合的价值诉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史”说渐渐淡出，而为杜诗的“诗性”研究所取代。另外，关于杜甫与宗教的关系、李杜优劣等问题，也都有了现代裁决。

在这个百年中，中国台港澳地区的杜甫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台湾地区，杜甫研究成果呈现出量多、质高、精细、多样的特点，可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港澳地区则重视杜诗的普及工作。

总之，百余年来众多学者并驾齐驱，共同铸起“杜诗学”的第三个高峰。在这个时期，学者们既重视材料的积累，也注重理论的开拓，既重视杜诗“史”的梳理，也注重杜诗现代意义的挖掘，真正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正可谓“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

（全十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是杜甫论诗的态度，也是我们研究杜甫应有的态度。以过去百余年的研究积淀为基础，展望未来杜甫研究的趋势，正当其时。杜甫当年期待与李白“重与细论文”，我们也期待着下个百年杜甫研究的大作宏文出现，以与同仁“细论”之。

这里要特别感谢陈文华先生率众弟子为本编提供台湾地区重要资料。

本编由赵睿才主笔，刘冰莉参与撰写并负责文献校对工作，裴苏皖主要负责材料检索及部分文字输入工作。

赵睿才

壬寅年腊月

记得张忠纲师为我的专著《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所写的序中说：“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有一个总体的构想，这就是围绕着‘杜甫与传统文化’展开选题，具体说，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杜甫的影响及杜甫给予后世的影响分成若干个历史阶段或研究课题分给他们。”有了如此“构想”，就有了一系列博士学位论文的陆续完成或出版：《杜甫与先秦文化》（朋星）、《杜甫与两汉文化》（赵海菱）、《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吴怀东）、《杜诗与唐代文化》（姜玉芳）、《杜诗与宋代文化》（梁桂芳）、《金元明杜诗学史》（綦维）、《清代杜诗学史》（孙微）等，都是为编撰《杜诗学通史》所做的准备工作。

我们一直以为杜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即是国际社会和世界文明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认可和褒扬。因而，《杜诗学通史·域外编》的撰写很有必要；只有加上“域外编”，才能成为“通史”。2008至2009年，张忠纲师带领我们完成并出版了《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和《杜集叙录》（齐鲁书社）。《杜甫大辞典》“研究学者”和“版本著作”栏目计划收录大量的域外内容。于是，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王丽娜研究员、韩国丽水大学金庆国教授、日本九州大学静永健教授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分别提供了欧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很多研究资料，这里再次感谢！《杜集叙录》专门辟有“国外编”，与“唐五代编”、“宋代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现当代编”并列，包括了朝鲜半岛、日本、欧美及其他地区。直到2014年1月《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同年7月《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的出版，坚定了我们完成《杜诗学通史·域外编》的信心。随后，我们广泛检索有关数据库，多方联络和请教身在域外的中国朋友和身在中国的外籍朋友，终于完成此书，真真是“得失寸心知”啊！

最近在读杨联升先生的著作，发现这样一个掌故：1982年5月，杨先生来北京参加古籍整理会议，他给缪钺先生写信说：“虽然疲劳，必甚快慰，因为整理古书是件大事，我们自己不做，将来万一有外人比咱们高明（例如高本汉的语言学），让他们做，岂非国耻。”（《莲生书简》第338页）可见杨先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之强。希望《杜甫全集校注》和《杜诗学通史》的出版可以告慰前贤。

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为我出版《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和《唐代文学隅论》两书；一书感谢一次的话，我要感谢四次了。

本编由赵睿才主笔，刘冰莉主要负责英文翻译工作，夏荣林主要负责数据库检索及资料收集工作。同时，刘、夏二人参与了部分内容的撰写。另外，岳柳汐参与了日文书目和人名的翻译工作。

赵睿才

癸卯年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