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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拍卖丨长跪读素书——《明贤十札》中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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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跪读素书”

《明贤十札》中的人际关系

文/张翼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从汉代以来，尺牍（尺素）就是古人对书信的常用称呼。

北京保利拍卖丨长跪读素书——《明贤十札》中的人际关系崇真艺客

《明贤十札》郑勉题引首

尺牍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在人际人情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述往还只清，通温凉之信”，无论是庆生祝寿，求职托孤、济贫尝赊、建屋分家，还是诗斟文往往寄托于一张纸张。为了达到风度得体的效果，尺牍书写需要遵循规范，“先标寒暑、次谮彼人，后自谦身，略为书况。”[1] 先要结合时令嘘寒问暖；后要对收信人表示尊敬，对自己则要自谦贬抑，再对写信的本事加以交代，以展示自身教养深厚、学殖丰瞻。宋之后尺牍基本包括几个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署押。

明代尺牍的结集在明代中叶之后非常兴盛，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存《明诸名家尺牍》即是明代万历年间安徽歙县富商方用彬所辑三十年余年交友往来的书札集结而成。因此，明人将手札集合成卷的例子并不少见。此卷《明贤十札》尺牍的书写主体分别为首辅名臣李东阳、吴宽、毛澄；吴门书家李应祯、文徵明、唐寅、吴奕；松江书家陆深、莫是龙、董其昌；卷后有申时行和钱谦益题跋；经项元汴、钱载、戴六泉、陆时化、钱培益、劳小山和黄君寔等人收藏。十通尺牍皆为精作佳品，传承有序。

李应祯(1431-1493)、吴宽(1435-1504)、李东阳(1447-1516)、陆深(1477-1544)、吴奕(1472-1519)、毛澄(1460-1523)、唐寅(1470-1523)、文徵明(1470-1559)、莫是龙(1537-1587)、董其昌(1555-1636)书，申时行(1535-1614)、钱谦益(1582-1664)跋

明贤十札

水墨纸本手卷

引首：24×77.5cm，书心：李应祯24×58.5cm、吴宽20.5×26cm、李东阳20.5×49.5cm、陆深25×71cm、吴奕22.5×41.5cm、毛澄24×87.5cm、唐寅23.5×30cm、文徵明24.4×18.5cm、莫是龙18×80.5cm、董其昌26×40cm，题跋：申时行27×58.5cm、钱谦益27×19.5cm

说明：

1.郑勉题引首。郑勉，字朂旃，号墨泉，济宁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工书，尤精隶古。

2.李应祯札为项元汴、钱载、戴六泉旧藏。札中提及“耿先生”为耿裕(1430-1496)，字好问，河南卢氏人，祖籍定州束鹿县（今属河北），南京刑部尚书耿九畴之子。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3.吴宽札上款为祝颢(1405-1483)，字维清，号侗轩。南直隶长洲县人，正统四年（1439）己未科进士，历官给事中、山西布政使司参政，均有声名。有孙祝允明。

4.李东阳札上款为杨一清，札中提及“阎允德”为阎价、“篁墩”为程敏政。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学者称石淙先生，云南安宁人。进士出身，此后历任山西、陕西官员，担任首任陕甘总督，并平定安化王谋反，与张永除掉宦官刘瑾干政，官吏部尚书。嘉靖初年，其在大礼议中支持明世宗立生父为皇考，担任内阁首辅，晚年因与张璁、桂萼不合而致仕。

5.阎价(1458-1511)，字允德，号竹泉，陕西凤翔府陇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弘治二年（1489）十一月授浙江道御史，五年查盘松茂边储，又巡按河南，十一年十二月升四川右参议，十四年十二月官员考察，令致仕。

6.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中年后号篁墩，又号篁墩居士、篁墩老人、留暖道人，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程敏政于成化二年（1466）殿试中榜眼，授翰林编修。弘治元年（1488）冬，因雨灾被弹劾而致仕。弘治五年（1492）被起用，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三年后，守孝期满还京，转詹事兼翰林学士，进礼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讲读。弘治十二年（1499）春，为会试主考官时因被举报泄题（牵涉唐寅案）而下狱。出狱后，被勒令致仕，不久逝世。后赠礼部尚书。

7.陆深札为致儿子陆楫家书。陆楫(1515-1552)，字思豫，号小山，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明代经济思想家，文学家。陆楫少时颖敏，读书过目不忘，为文善议论。嘉靖三年（1524），师从姚时望，笃志于史学要籍。嘉靖十八年，以父荫由廪生入太学。应乡试屡不中。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说海》等。

8.毛澄札中提及“济美”为王世芳，毛澄之婿。王世芳(1503-1563)，字济美，号颐斋，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因岳父毛澄官礼部尚书，乞改南，历迁兵部郎中、江西赣州府知府、广东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等。

9.唐寅札为陆时化、钱培益、劳小山旧藏，札上“舜昇”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汪藻《致嘉谟通判朝奉尺牍》。陆时化(1714-1779)，字润之，号听松，江苏太仓人。少为庠生，以岁贡生入国子监为太学生，不好仕宦。家聚书万卷，购善本手自校雠。尤嗜法书名画，亦富收藏，善鉴藏，于画鉴别更精。著有《吴越所见书画录》、《书画说铃》、《赏鉴杂说》、《作伪日奇说》。

10.在道光咸丰年间，上海金山县有钱氏家族，从事藏书、刻书事业，尤以刻书为盛。钱培益亦为钱氏家族一员，字水西，号文甫，山水、花卉各具清雅之姿，曾刻《货币文字考》。

11.文徵明札上款为王庭，字直夫，号阳湖，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江西参议，有廉惠声。与文徵明、王偲祥、陆师道等友，喜藏书，敢言地方利病及他人冤抑，誉称缙绅楷模。

12.文徵明札为劳小山旧藏。札上“大淳”印或为常大淳(1792-1853)，字兰陔、正夫，号南陔，衡州府衡阳县人，清朝大臣、清末湖南四大藏书家之首，常大淳置室“潭荫阁”，藏书四万种，碑刻千本，砚石数百，名冠湖南。

13.莫是龙札上款为陆万言，上海松江人，字君策，号咸斋。陆从平之从子。万历四年（1576）举人。兄万里以书名，万言书画并擅，墓在庐山北。徐沁《明画录》评其画云：“山水收景甚饶，用笔极简，岩岫多染轻绿，略皴数笔，致殊妍秀。”

14.申时行跋上有陆时化藏印。

15.黄君寔旧藏并题签。黄君寔(1934-)，号山涛，广东省台山市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东方美术史硕士。书法家、画家、学者、书画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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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君寔题签

明代名望的一生中，人际关系至始自终贯穿着科举、功业与家事，人情亦不可缺。李雪曼甚至指出了“人情网络”（Obligation System）主导了明代书画作品的流通[2]。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中以文徵明为例，指出明人的人际关系中有家族、师长、庇主、同侪、同辈、同乡、官场、请托人、顾客、弟子、帮手、仆役等等多重关系[3]。这些关系形成了各自文化价值的认同“场域”。这十通尺牍也无一不展现了明代名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对人情的重视程度。

李应祯札——求职请托

此通信札受信人身份不明，但从称谓“少宗伯”一词判断，受信人为礼部侍郎。此通信札中李应祯希望受信人在耿裕面前美言，将他举荐至南京兵部员外郎一职。为自己谋求晋升的机会。李应祯（1431-1493），初名甡，字应祯，以字行，更字贞伯，号范庵。南直隶长洲人。景泰四年举人，选授中书舍人，迁南京兵部员外郎。耿裕（1430-1496），字好问，河南卢氏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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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李应祯札

根据《明孝宗实录》记载：“（李应祯）成化元年，授中书舍人。十四年，升南京兵部员外郎。二十二年，升郎中。”[15] 据此可知，此通信札应写于成化十四年（1478）之前。

耿裕是刑部尚书耿九畴之子，深得其父风范，为人淡泊坦荡，正直无私。“秉铨数年，无爱憎，亦不徇毁誉，铨政称平”。耿裕“谈论多识国朝典故，坦易率直”，担任吏部尚书时，谦虚推辞，并对比自己能力强的尹旻、王恕等人加以推荐，为人极为坦率正直。故李应祯委托受信人向他求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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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李应祯札局部

李应祯虽是中书舍人出身，却对明初流行的“台阁体”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反叛，提出“奴书”论，追求独立个性的自由书风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此通信札行草隽秀遒劲，笔势变化多端，起落转换圆活，结体大小疏密有致，且笔画长短向背合度，笔锋多显露。章法稳妥中见奇崛，用笔有逆露之别，笔毫平铺摄墨，行笔有疾有缓，笔势稳健。

吴宽札——庇主之恩

此信为吴宽致予祝颢之函。信中尽显吴宽对祝颢照拂之情的感激。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直隶长洲县人。吴宽于成化八年（1472）状元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为明代名臣。祝颢（1405-148），字惟清，号侗轩，亦为直隶长洲县人。祝颢为祝允明的祖父，历任刑科给事中、都御史、山西参议、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等职。

《明贤十札》之吴宽札

在信中，吴宽表达了对祝颢在其赴京考试前赠文并为他增添荣耀的感激之情。吴宽在信中强调了祝颢对他的照拂之情，以及他在临行时在郊外远送的情景，这让他深感感动。这封信充分体现了青年吴宽对祝颢无以回报的情义。根据文义，推测此信约写于吴宽考中殿试之前（1472）。在吴宽的仕途中，得到具有声望的前辈赠文，对于这个充满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礼物。受到师长或庇主的抬举，也是吴宽声望得以社会性（Socializing）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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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吴宽札局部

在吴宽的仕途生涯中，祝颢起到重要的照拂作用。天顺八年（1464），祝颢致仕回到吴中，常与徐有贞、沈周、刘珏、吴宽、史鉴、李应祯等吴中名士往来。祝颢夫人钱氏，是吴中名儒之后，其父曾为靖安州同知。祝颢与徐有贞为儿女亲家。徐有贞（1407-1472），吴县人，正统、景泰年间政坛的风云人物，因在“夺门之变”中有功，进兵部尚书，入阁预机务，封武功伯。祝家因此在苏州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姻亲网络。作为吴门众多显赫家族之一，祝颢经常成为文会雅集的头领，并对有潜力的年轻士子加以观照，起到“庇主”的作用。

吴宽比祝颢年轻30岁。在多次参加应天府乡试不利后，吴宽以“岁资贡”身份进入太学并以文章及品行闻名于诸生之中。吴宽与祝颢的交集见于《家藏集》。吴宽曾为之撰写《蔗菴记》来阐释祝颢“蔗菴”名号的来源：

“顾长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渐入佳境之语，后世遂以人晚节拟之，抑恺之善谑，孰知一时之戏，遂为千古之谈耶。今山西参政致仕祝公乃以蔗菴号”。[7]

这段文字不仅揭示了“蔗菴”这一名称（比喻人的晚年节操）的深层次含义，也表达了吴宽对祝颢品行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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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吴宽札局部

1467年，吴宽为祝颢夫人钱氏祝寿，他在《山西参政祝公夫人钱氏庆寿图序》中提到：

“子瓛既托画史为爱日之图，而求太史天全先生为文书其上矣。其子壻汤瑄曰‘吾半夫人子也，今为夫人寿，独无以寓其祝愿之意，可乎？’则图所谓《麻姑赴宴》者诿予书之......夫丁亥八月朔日序。”[8]

此序也说明吴宽在进京考中会试与殿试之前，与祝颢家族有持续不断的交往。

弘治六年（1493），祝颢去世，祝允明来京请吴宽为之撰写神道碑銘。吴宽再次提到在青年时受到祝颢照拂的场景。对于当年的恩庇之情，他溢于言表：

“寛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过为期，待比窃禄于朝，别公者逾十年。中间仅一归，侍公教者不过三四见。……缅懐今昔，不能自黙。勉复书以归之俾刻诸石。”[9]

吴宽的传世书法作品主要为楷行，学苏东坡。邢侗在《来禽馆帖》中曾说：“匏翁吴中前辈，行谊擅绝，不直文翰之工尔也。书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吴宽此通尺牍书法墨色淡润，字距紧凑，点画微腴而提按自然，在字体字形、布局章法上很好地继承了苏轼的浓颜厚面,具有吴宽的典型书风。

李东阳——同门之谊

此通为李东阳致杨一清札。此封信札表达了李东阳和杨一清同门之谊，同时也揭示了明代的庶吉士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门生关系网络。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人，庶吉士出身，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石淙，云南安宁人，嘉靖年间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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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李东阳札

在这封信中，李东阳向杨一清提到他收到了庶吉士阎价[4]的书信，并提及“吉士之教，近始与篁墩同事”。这里的“吉士之教”是指教习庶吉士。根据《殿阁词林》记载，弘治癸丑年（1493），李东阳与程敏政共同教授庶吉士。[5]因此，此通尺牍书应写于1493年。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高级官员重要的仕进通道。庶吉士是从进士中选拔出来的有潜质者，作为皇帝近臣，他们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职责。永乐至崇祯内阁辅臣162名，其中82人都是庶吉士出身，占了一半以上。因此，庶吉士又被称为“储相”。教授庶吉士的教习官也为进士出身，多为鼎甲（状元、榜眼及探花）或是庶吉士，这使得形成教习官和庶吉士形成学历上的合理结构。教授庶吉士还意味着纳入多位未来可能在权位和影响力上都具有极大潜力的门生。李东阳在信中向杨一清提到教授庶吉士之事，便是分享由这种门生关系网络所维系的权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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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李东阳札局部

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由科举考试所产生的士大夫非常看重师生、同门关系。李东阳与杨一清曾俱为湖南籍状元大学士黎淳所教习。《石淙杨文襄公传》记载：

“杨一清，字应宁，其先世为云南之安宁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擕之居巴陵，少而颖敏，能属文，有司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宪庙俾内阁择师教之，与李东阳前后登庶子黎淳门。”[6]

这种同门关系不仅是情感纽带，也是政治联盟，彼此之间会产生强烈的相互扶持义务。正德初年，杨一清得罪刘瑾，被以“冒破边资”的罪名抓入锦衣卫诏狱。在危机时刻，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出手相救，帮助杨一清逃出生天。这封信札内容和背景都充分展现了明代官僚仕进的重要途径以及由此产生的门生关系。

此通信札为典型的李东阳行草书，李东阳的行草书融入篆书的笔意，有浑厚朴茂之风。

陆深札——家族事务

此札为陆深给其儿陆楫的家书。此通信札流露出陆深对其家族凝聚力和子女教育的重视。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松江府上海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詹事府詹事。陆楫（1515-1552），陆深儿，字思豫，号小山，著有《蒹葭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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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陆深札

明代中叶，上海等江南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涌现一批以科举入仕起家的江南望族。不同于魏晋的门阀世家，新兴的科甲望族主要依凭家族科第成就，通过跻身仕途，从而提高个人政治影响，提升家族社会地位，造就累世簪缨的名门望族。明弘治十八年（1505），陆深考中进士，成为家族科举入仕第一人，此后陆深逐步推动家族由商业之家向文化世家的转变。陆深教导其子陆楫向学，同时经营家业，并通过建宗祠、修家谱等活动来维系宗族。陆深竭力凝聚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以保门祚长久不衰。这此通信札里他告诫陆楫：

“凡行事务要与望夫、式夫商量，不可潦草忽略。婶婶二弟早晚与汝叔立说，勤勤看顾。”

这种维系家族凝聚力的苦心孤诣常见于陆深给陆楫的信札。陆深另一封书信也有相似内容：“吾与弟辈安敢不加亲爱，亦欲教之以延门祚，一味姑息，非祖宗望我之意”。[18]

此外，对于陆楫科考事宜，陆深极为重视。他让陆楫以举业为重，经营之时不可图利：

“有人来说尔利心过重，自宜省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相似的内容，在陆深给陆楫其余书信中也常见：“读书之暇，亦须处置家事，别辨男女，漉扫室堂，羞洁祭祀，应接宾客，铃束婢仆，问理园田之类，略略经心，但不可为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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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陆深札局部

从这些信札中可见陆深对陆楫的读书科举之业寄予厚望，以期为家族延续荣光。嘉靖九年（1530），时任山西按察司副使的陆深出巡辽州，为陆楫选师择友，搜罗文章供其参读。他在家书中谈及嘉靖时期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容，包含陆深为学修身、明道致用的思想内涵：

“文理虽通，未见长进处，可用心读书作文，如今秀才难做，况朝廷行拣选之例甚严，山西处所，有退百来名者，进学亦甚难。此中却有好秀才，十五、六岁，三场文字可观者，到处有之，亦有是上年科举者，吾儿自宜勉励......姚时望（姚云）病近当瘥复，吾爱此人恬静，欲养汝德性，故留之。吾每思，难得一个好人为汝师范。若姚昭、唐鑰赐二生，汝可延请至园中作会，看书考文，朋友之助，亦自有益。”[19]

在其父思想的引导下，陆楫接触各地学者不同的学术思想，成为明代经济思想史家。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提出了重要命题——“崇奢论”和“华夷平等”的学术思想。明清易代后，陆深直系后裔科名不显，陆深从七世孙陆锡熊曾参与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陆深对于家族和教育的重视，使得陆深家族在上海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陆深是明代松江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陆深“少作小楷精谨，自谓有《黄庭》《遗教》意，然不能离赵吴兴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吴兴。晚节尤妙”。其书法风格相较赵孟頫而言更为瘦劲，笔画更为跌宕，字形也更为放松。就陆深此通信札而言，已在当时吴门书家之外，独辟蹊径。

吴奕札——篆刻请托

此封信札受信人不详。此通信札吴奕为对同侪的篆刻请托。吴奕为吴宽侄，官至中书舍人，字嗣业，号茶香居士，长洲人，生卒年不详。

《明贤十札》之吴奕札

这封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对方请求篆刻一枚印章，并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其字画长短斜正，一依原墨为妙，幸勿移动”，即希望对方不要改变字画的形状。同侪之间的请托，措辞和用语往往比较直接明了。吴奕要求对方尽快办理，显然有紧急的人情需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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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吴奕札局部

史载吴奕的书法风格与吴宽相近。从本通信札所见，吴奕的书法也近似苏体，这可能是出于对苏轼的倾慕，但更可能是受到家学的影响。吴宽与吴奕的书法，无论是用笔、结体，还是整体气息，都有着形神上的相似性。

毛澄——为婿请托

此通信札受信人不明。此札是毛澄为其女婿王世芳向受信人寻求应对科举考试的指导，希望对方能够提高其女婿的经义文章水平，并反映出明代中期科举考试的重心所在。毛澄（1461-1523），字宪清，号白斋，南直隶太仓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大礼议”事件中，毛澄与嘉靖皇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于嘉靖二年（1522）引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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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毛澄札

信札中提到的“济美”指的是王世芳（1503-1563），字济美，南直隶太仓人。他在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任广东提学副史等职。王世芳出身于太仓王氏诗书世家，其妻为礼部尚书毛澄之女，即为毛澄女婿。他也是明代文学大家王世贞的族兄。因此，这通尺牍的书写时间应该是王世芳考中进士的正德十六年（1521）之前。

在这通信札中，毛澄表达了他对其女婿王世芳科举之业的重视。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会试共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即《四书》《五经》儒家典籍以及注疏，应试者需要在答题时发挥这些经典与注疏的要义；第二场考试内容为论、判语和诏、诰、表；第三场考试内容则是时务策论[10]。毛澄对王世芳科举考试的水平有准确判断，他在信中写道：

“济美之才，长于论议，其经学文字虽亦明畅可观，精切处似更须着力，乃为尽善。”

其意是指，王世芳的才华主要表现在第三场时务策论上，虽然他经学文章水平也不错，但思维还不够严谨，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毛澄希望对方能够给予王世芳经学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助其更上一层楼。明代科举最重视第一场经义考试，至明代中后叶，此种风气越发明显。一方面是经义考试以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作为客观依据和统一的评价标准，客观性最强；另一方面也因为儒学经典是统治思想，也是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依据，因此份量也重于第二、三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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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毛澄札局部

此通信札的受信人是极擅长经义文章的个中高手，毛澄在信中赞美对方：

“大臣上自劾之奏者数人，冢宰公独称执事之章，意真语切，非泛泛者比。”

这句话表明了受信人所写奏章内容真挚且语言精练，得到了吏部尚书（“冢宰”）的赞赏。这种“意真语切”的文风这与明代科举文章一贯崇尚实务相关。经义文章注重平实精练的文风，避免浮华冗余的表述，到了嘉靖朝更是要求“中式之文务崇简实，凡浮靡冗杂诡僻不经悉行黜汰”[11]，以选拔真才实学之士。

与世人所知熟知的毛澄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强硬官场形象不同，在这通尺牍中，他自然流露出对女婿的细致关心和对其科举前途的殷切期望，向受信人恳切请托为女婿的科考前途提供帮助。这显示了毛澄在翁婿关系中的亲情形象，也展示了明代官员的不同社会性面向。

唐寅——同乡托付

此通信札的受信人身份不明，但从语气和内容来看，应该是唐寅托付苏州府籍同乡处理事务。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春闱，发生了朝野轰动的科场舞弊案。当时，唐寅与江阴考生徐经被指控贿赂考官程敏政，从而被判充为浙江吏役。在这场科场案之前，唐寅曾拜会了苏州府同乡、时任吏部侍郎的吴宽。唐寅为其写过《上吴天官书》，得到吴宽的赞赏。这种同乡关系对唐寅的声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科场案后，唐寅的仕途前景无望。尽管吴宽曾写信给有关官员请求对唐寅予以照顾，但唐寅还是受到了世人的羞辱和歧视，心态处于紧张和恐惧之中。唐寅提到：“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毕之玷，为世所弃……吾恐子云剧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讥，徒增垢辱而已”[16]，表现了科场案后人情如冰世态炎凉。

《明贤十札》之唐寅札

在这通尺牍中，唐寅提到“勿使他人笑我可也”，显示出他在科场案之后内心痛苦、担心被人嘲笑的心态。同时，他提到“料尊兄决不薄于乡里故人而反厚于异乡牙侩也”，显示出他对同乡的信任和托付，以及对苏州府籍身份的重视。

虽然此通信札的受信人身份无法确定，但写作时间亦能从唐寅书法的取法习惯中做出判断。关于唐寅书法的分期，单国霖认为唐寅在32岁以前的青年时间是多方学习期，楷书学欧阳询，行书兼取欧阳询和王羲之。中年期间32岁至44岁为撷取熔铸期，主要学颜真卿和赵孟頫，44岁以后为风格成熟期，学赵孟頫、李邕，并参合了米芾的元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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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唐寅札局部

唐寅书法受到赵孟頫影响的典型案例是辽宁省博物馆藏《和沈周落花诗卷》。此卷唐寅跋约为他在36岁至40岁之间所作。此卷结体方正宽博，字形略作右上攲斜之态，笔道较为粗重，行书圆润柔婉，流畅自如，为他结合颜、赵二体的融合变通之作。在唐寅40岁以后，其书风有一较大变化。唐寅吸收了李邕的结体和笔意，颜字的意味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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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和沈周落花诗卷》局部，纸本，23.5*445.3cm, 辽宁省博物院藏

《唐六如平康卷陌帖》，吴湖帆认为是唐寅40岁左右所写。书体端重娟秀，笔法流利清劲，在赵孟頫体的基础上，参入李邕之奇纵体势和劲峭笔意，已经形成了合李邕攲侧体势与赵孟頫圆润笔法为一体的典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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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唐六如平康卷陌帖》，纸本，22.9*45cm，上海博物馆藏

此通唐寅尺牍兼有赵孟頫和李邕的风格。书法字体由扁方变得较为修长，结体由舒放转向较为凝聚，并增以欹侧之势；行笔圆润之中，兼参方峻的转笔，这些变化显示出唐寅此时开始对李邕的结字和用笔方法有了更多的取习，走向以赵、李二家为主风格递进道路，展现出了一种颇具融合感的新风格。综合此通信札的语气，不难考证从此通信札应为唐寅40岁之前所作。

文徵明——官场应酬

此札受信人为王庭。王庭（1488-1571），明代苏州府长洲人，字直夫，人称阳湖先生。嘉靖二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信中提到的“石亭”，可能是指陈沂（1469-1538），金陵人，字宗鲁，号石亭。正德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参议。具体所指何人待考。文徵明在信中希望王庭与陈沂直接联系，婉转地表达了他不愿涉入其中的人际关系。

《明贤十札》之文徵明札

文徵明《甫田集》中有《赠王直夫》一诗：“忆昨追随试有司，少年先聴鹿鸣诗。老无时命吾何恨，君负才名衆所推。盛世岂容驹在谷，云逵行见羽为仪。马蹄轻疾香尘起，万里天风拂桂枝。” [12] 然而，作为吴地名望，文徵明在其文集中辑录了众多为达官贵人所作的诗句。这些诗文大多出于人情来往，但并不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柯律格谈及文徵明有三通写给王庭的信札，其中两封都是回绝之辞 [13]。一封是回绝了王庭的晚宴邀约，另一封则是婉拒了王庭索诗的请求：

“昨蒙府公垂顾，命为介翁寿诗。徵明鄙劣之词，固不足为时重轻。老退林下三十年，未尝敢以贱姓名通于卿相之门。今犬马之齿，逾八望九，去死不远，岂能强颜冒面，更为此事？[14]

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在官场事务一向谨慎的文徵明不想过多介入王庭的人际关系网络，避免与其产生更深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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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文徵明札局部

文徵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文徵明的行草书有两种风格：一种偏向赵孟頫与二王一脉的精致风格，另一种偏向笔意稍微纵的黄庭坚风格。这封通信札则是典型的偏向赵孟頫与二王的精致风格，笔性流利，火候温润，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

莫是龙札——结社唱和

此通信札的受信人为陆万言。此封信札反映了晚明时期结社的风气及其由此形成的人际网络。莫是龙在这封通信中向陆万言介绍了一位蒋姓“笔客”。蒋生的学业虽精，但交游不广，希望通过莫是龙的引荐结识文社盟主陆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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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莫是龙札

陆万言，生卒年不详，字君策，松江府华亭人，万历五年(1577)举人。陆万言出自松江府陆氏家族，陆氏家族自其祖父陆应寅起，一直为科举门阀，家族中人皆无不为“彬彬文学之士”。这封通信中，莫是龙对陆万言的尊称为“词伯”。“词伯”即是明代人对擅长文辞的大家的尊称。《云间志略》记载陆万言以文辞闻名，一时为文社盟主：

“以其余力兼攻诗赋古文，词名日益进，所谓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者君策有焉……盖往时酒社诗坛皆以君策为盟主。”[20]

晚明万历至崇祯时期，结社风气盛起。文社构成了晚明名望的重要人际网络。松江地区则更为盛行，“盟主社盛于明季。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21] 松江府最为著名的文社即为“隆万十八子诗文社”，其成员便有陆万言、莫是龙、何三畏、张希曾、王圻、陆懋修、钱大复、王明时、唐文献、王炜、杨继礼、陆彦祯、黄体仁、彭汝让、范允谦、徐奕孙、方应选等人 [22] 。该社历时久远，由隆庆四年（1570）始，历时近三十年，参与者实不止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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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莫是龙札局部

该社虽以“诗文”为名，但首先是个应对科考、研习五经、谋求功名的研文社。社中成员大多先后取得功名。社员唐文献为万历十四年（1586）状元，另有六人得进士，在松江地区影响巨大。结社形成了“同声相引重”的人际关系，不仅表现于请托投门以图科第功名，在任职方面也会相互提携。隆万十八子诗文社的黄体仁，在63岁方考中进士，便是有同社之谊的唐文献“有意引之庶常”的缘故 [23]。蒋生希望结识作为文社盟主的陆万言——也正是寄望以诗文唱和的方式进入文社的人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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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莫是龙札局部

此通尺牍是莫是龙的典型书风。莫是龙的书法风格从米芾的集古字来，以二王书为体，以米芾书为用，转媚多姿而不失韵味。莫是龙所继承米芾的“态”，首先体现于单字的结构安排。通过对单字部分大小的特别强调，或是对倾斜角度的刻意放大，突出单字的形态个性，打破作品通篇循规蹈矩的平正，将“趣”的意味落实在“态”的表现之上。

董其昌札——书画鉴藏

此札受信人不明。此通信札应为董其昌与友人谈及受到弹劾之事，表达了他对书画鉴藏的寄托。此通信札约写于明代天启初年。

《明贤十札》之董其昌札

董其昌在此通信札中提及：“敝乡巨子以追夺官诰，疑为不佞神通，走急足嗾，其本房门下士弹抨，而弹抨语皆其尺牍语，自谓快心，不知其为我存也”。这段话指的是天启二年（1622），给事中傅櫆弹劾董其昌“居乡贪纵、居官放诞，不宜在师表之地”，董其昌乞休，被拒。天启五年（1625），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第四天，又请辞，再次被拒。同年六月及七月，广西道御史梁炳和给事中杜齐芳分别弹劾董其昌。至此，董氏已对政途心灰意懒，此年再次乞休，终于被批准归乡。

《明贤十札》之董其昌札局部

董其昌在此札中还提到“文肃公七十后，再召元宰，眉公犹以为雪上霜”是指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锡爵入阁之事。当王锡爵再次被征召时，时人皆认为是幸事，而陈继儒则不然，他说：“初太原公得召旨，弟书谓辰玉云: ‘人以为锦上花，仆以为雪上霜耳。[24]”果然，不久“密揭”事发，言官弹劾不断，王锡爵再次辞官，这说明了陈继儒对晚明朝政的准确判断。董其昌以王锡爵之事比喻自己被弹劾，也说明他对晚明混乱党争不断的朝政失去了信心。

董其昌经常提及“肥遁”一词，即指隐居避世而自得其乐。他在《引年乞休疏》中回忆：“南科黄起龙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扬仍咨臣供职，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于肥遁。”[25] 晚明党争严重，“肥遁”一词看上去有些自遣意味，但也是自保之举。此通信札中所指“而遁肥之人，容复忍不能割耶”也是他的一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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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之董其昌札局部

董其昌在政治生涯一生乞休归隐多达十七次，乞休不仅使他有效避免了成为政治牺牲品，归隐生活也为董其昌的书画鉴藏活动提供了大量时间保证。自万历二十七年（1599）董其昌被外迁任职至崇祯九年（1636）去世的37年中，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他一直生活在华亭老家。访友、郊游、闲饮、书画创作、鉴藏等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在此通信札中和友人提到在江南寻找倪瓒和黄公望的书画。对于书画家而言，若有机会看古代书画法帖，不啻为创作活动的来源，于是他将买到的黄公望的画奉上给朋友过目。书画鉴藏成为他隐居避世宦海沉浮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场域”，也是为其精神上的避难所。

董其昌行草书行笔主要以圆转为主，转折处大多弱化棱角，圆润流畅，婉转生动。而方折的笔法中也不缺乏圆润的笔意。从章法来看字距与行距较大，其中多有连带或笔断意连之处，一气呵成，笔不停缀。此通信札正是董其昌晚年时期的作品，颇有洒脱之味。

——结语

此卷《明贤十札》集结了朝廷重臣、宰相尚书、学术巨擘和书画大家十通尺牍为一卷, 展现了明代名望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同门之谊、庇主之恩、为亲请托、官场应酬、结社唱和、书画鉴藏等各个“场域”。这些明代名望无法抽离这些具体的人际关系和人情义务，而只存在精炼的历史叙述和抽象的艺术风格史中。这十通尺牍则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在这些“场域”里的生活记录和心情起伏的踪迹。

在十通尺牍中，无论是表达感恩、或是寄望求职、或是直言相托，又或是保持距离又欲言又止的各种态度。字里行间显示了明代名望人情世故的“洞明”和“练达”。细读此卷，十位明贤的的话语情态仿佛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正如《明贤十札》钱谦益卷后题跋所言“读此卷，洵征诸公为人龙而粉饰太平，具见一斑（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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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申时行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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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十札》钱谦益题跋

1（唐）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序》，见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127 页。

2 Sherman E. Lee, ‘Chinese Painting from 1350-1650’, in Eight Dynasty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with Essays by Wai-kam Ho, Sherman E. Lee, Laurence Sickman and Marc F. Wilson (Cleveland, 1980), pp. xxxv-xlv (p. xxxvii).

3 [英]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 年。

4 阎价（1458-？），字允德，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由庶吉士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布政司右参议，后任四川参议。李东阳有《悼鹦鹉一首柬阎允德吉士》一诗相赠。

5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明）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118 页。

7 （明）吴宽：《家藏集》，卷第三十二，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8 （明）吴宽：《家藏集》，卷第四十五，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9 （明）吴宽：《家藏集》，卷第七十七，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10 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77 页。

11 《明世宗实录》卷五三一“嘉靖四十三年闰二月丙子”，第 8648 页。

12 （明）文徵明著，陆晓冬点校《甫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 76 页。

13 [英]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 年，第 148 页。

14 （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4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