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李健吾与他的“老大哥”郑振铎

李健吾与他的“老大哥”郑振铎

陈福康

内容摘要：李健吾一生取得多方面成就，与“老大哥”郑振铎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李健吾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头都得到郑振铎这位“带头人”的帮助。李健吾在读中小学时就已受郑振铎文艺理论的启蒙。郑振铎推荐李健吾为《文学季刊》的编委，这是后者成为著名编辑之始。李健吾在郑振铎主编的该刊发表论文，这是李健吾成为著名学者之始。郑振铎请李健吾去暨南大学破格当教授，这成为后者人生的重大转折。全面抗战后，李健吾追随郑振铎秘密参加“复社”，积极参加救亡戏剧运动。抗战结束后，李健吾接受郑振铎的意见，继续从事进步文化事业，这是他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李健吾协助郑振铎主编《文艺复兴》，这段时间成为其一生的高光时刻。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李健吾也是跟着郑振铎的。解放后，郑振铎对不重视李健吾的现象提出意见，又把后者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是李健吾人生的再次重要转折。

关键词：李健吾  郑振铎  带头人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3）05-0001-12

李健吾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他才华横溢，以戏剧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闻名于世，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我国20世纪的一位功绩卓著的文学编辑、大学教授。他一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李健吾曾经热烈、深情地评说郑振铎（西谛）：“你永远是出生入死的先锋官，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战斗的一位带头人！……是我半师半友的老大哥。”[1]是的，李健吾一生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与郑振铎这位年长八岁的“老大哥”分不开。李健吾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转折，都得到了郑振铎这位“带头人”的指引和帮助。他们二位的深厚友谊令我们后人唏嘘不已，仰慕不已！

早在读中小学时，李健吾就已经受到了郑振铎文艺理论的启蒙和影响。这话从来没有研究者说过，而那却是李健吾自己在晚年无比动情地说的事实，“一晃已经60年了。北京学生话剧运动很少看到有人提起，当事者就我知道的来说，都已与世长辞”，“那时，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附属小学读书”，“但是社会风气不胫而走，无孔不入，我也随着‘五四’前期的文艺理论斗争而嗅到些风气”，“不过我这个‘小戏迷’到底也读到了一些东西。郑振铎，讲起他来，我这个小兄弟要哭。我现在努力忍住眼泪提到你，西谛！我已经在淌泪呀，为什么好人死得那么早，却让我活了下来！我现在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来客观地谈。他曾经做过统计，《戏剧》第2期发表了他那篇《现在的戏剧翻译界》”。[2]而在1926年，大学生李健吾就加入我国新文学史上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介绍人是郑振铎的好友王统照），该著名社团的“一把手”正是郑振铎。不过郑振铎当时人在上海，他们还不认识。1931年9月7日，郑振铎离沪去北京（时称“北平”）工作。然而，当年8月22日李健吾即已离开北平赴法游学，可谓失之交臂。那么，他俩是何时初次会面的呢？韩石山的《李健吾传》是从1933年10月郑振铎在北平为创办《文学季刊》的一次聚餐会说起的，那是根据李健吾后来的回忆（李说那次聚餐时间在其本人“结婚之前不久”[3]，而李是在10月底结婚的）。然而，据我考证，郑振铎、李健吾初次相见的时间应是那年的9月初，地点则在上海。李健吾1933年8月底与朱光潜同船从巴黎回到上海，郑振铎则9月初从北平到上海，他们就见面了。因此，中介人应该就是郑振铎的好友朱光潜。当年9月6日，他们就一起参加了一次热闹的聚餐，有王伯祥日记为证。[4]不久，二人回北平后又聚餐过，有当年10月15日朱自清日记为证。[5]1933年10月31日，李健吾的婚礼在清华同学会举行，周作人主婚，郑振铎前往祝贺，送白铜镇尺（文具）一对，上刻赠词，李健吾珍藏一生。[6]出席婚礼者还有朱自清、章靳以等。

那时，郑振铎正与章靳以在北平筹创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郑振铎便推荐李健吾为该刊编委。这是李健吾成为著名文学刊物编辑之始。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隆重创刊，李健吾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这是他成为著名学者之始。他后来回忆说，“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音（因）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见面”，“（郑振铎）后来约我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书，就是为了这篇论文的缘故”。[7]元旦同一天，他又在郑振铎主编的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新年试笔》。同年10月，郑振铎与人在北平创办《水星》月刊，又邀李健吾为编委。

李健吾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是到暨南大学当教授。1935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委派何炳松到暨南大学任校长。何炳松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是郑振铎以前的老同事、老上级。何炳松立即请郑振铎到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而郑振铎则第一时间邀李健吾到暨南大学任教。[8]当年8月，李健吾应郑院长之聘，就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法国文学教授。从此李健吾就长期在郑振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李健吾任教授，明显是得到了破格批准，因为此前他只担任过大学助教，而且此时年仅29岁。对于此事，当时有不少人不服气。李健吾后来回忆说，“我一到上海，巴金同志告诉我，上海方面有些人对我这个北方人来上海教书，不大满意”[9]，但是郑振铎坚持认为李健吾是杰出人才。不久，上海好几家报刊便报道暨南大学文学院即将编辑出版一本文学双月刊，由郑振铎、李健吾、张天翼三人主编。报道还特别指出，“暨南大学，是号称难治的”，此前曾“闹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这一个学期，由历史学家何炳松长校，以学者来办学，过去的官僚气氛，一扫而空”，“郑氏就任之初，第一点，就注意教员的选择”，“现在暨大文学院里的名教授，除了郑氏自己以外，更有剧作家李健吾和张天翼等”。[10]可见郑振铎对李健吾的提拔和重用，当时得到了社会的好评，还称李健吾是“名教授”。而暨南大学此举更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本校自郑振铎先生长文学院后，研究文学空气颇为浓厚。中文系同学有鉴于此，爰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藉（借）以增加研究之兴趣，发挥创作之能力”，“10月2日，开成立大会于中文系阅览室，事先经……郑院长之赞同”，“会务进展，颇为迅速，于郑院长暨诸教授指导下，曾开文艺茶话会两次，第一次讨论文学之遗产，第二次讨论文学之趋势”，“该会又创办两月刊（双月刊）一种，定名为《语文》”，“内容有郑院长、谢六逸先生之论文……李健吾先生之翻译小说……及同学之作品甚夥，刻已付印，约于月内出版云”。[11]遗憾的是，该双月刊后不知何故未见出版。不过，1936年郑振铎与周予同等人创办的刊物《暨南学报》，在第2期即发表了李健吾的论文。

1936年春，郑振铎和茅盾、夏衍负责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当年6月7日正式成立，并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李健吾也是会员，签署宣言，且为40个发起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健吾更是追随郑振铎积极投入救亡运动。1937年8月10日，郑振铎、李健吾等近50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致北平文化界慰问电，大声疾呼：“暴日寇夺平津，屠戮民众，而于文化机关，尤狂肆摧残，逮捕我学人，炸毁我学校，屠杀我知识青年，焚烧我图籍。如此兽行，实蛮狛之所不为，人神之所共怒！我北平文化界同人，身居前线，出死入生（出生入死），心爱宗邦，赴汤蹈火。在诸公自是求仁得仁，在我辈只差先死后死。尚望再接再厉，抗敌到底，维系国脉于不坠！”[12]数月后，上海市中心沦为“孤岛”，中共地下组织计划出版一本文艺杂志宣传抗战，地下党员阿英、于伶找郑振铎商量，郑振铎即力荐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出面当登记人。刊物取名《离骚》，1937年12月20日创刊，这是“孤岛”时期出版的第一本文艺杂志，虽然仅出一期即遭租界当局查禁，但体现了郑振铎、李健吾二位共赴时艰的爱国精神。

当时，郑振铎还与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王任叔、胡咏骐等人秘密成立抗日地下组织“复社”，每人交费筹备出版《鲁迅全集》等书。李健吾后来回忆道：“为了‘复社’能出版《鲁迅全集》，有一天你悄悄问我：‘健吾，你有五十块钱吗？你能约你顶熟的朋友也出五十块钱吗？大家要凑钱出《鲁迅全集》，可是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啊。’听了这话，我立即回家取了五十块钱给你，又去找孙瑞璜先生，说明来意，又拿了五十块钱给你。书出来后，你送了我们每人一部，红封皮，厚厚的二十本！这二十本我一直当作学习的‘宝书’。”[13]韩石山说：“出版《鲁迅全集》是大事情。但说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不免言重了，事实上，此举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14]此论有误。后来预约征订《鲁迅全集》虽然是公开的，但组织“复社”却确实是“性命攸关”，必须严格保密，一直也不能“走漏风声”。今有史料证实，李健吾确实在郑振铎的介绍下秘密参加了这个爱国组织。[15]

郑振铎和李健吾都积极投身于“孤岛”时期上海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当时的报纸上曾报道，“上海虽则形成一个私生子地位的‘孤岛’，但戏剧工作者是并不曾稍为丧失甚或减损了岗位上一分力量的。八·一三以后，前进的艺人们出发到内地干救亡工作去了，而留在上海的几个人却依旧那么勇敢地来荷负起这一剧运的艰巨使命”，并特别强调“我们又不能不因了最近‘中法剧艺学校’之产生而欣慰”。[16]该校是中共地下党利用“中法联谊会”（郑振铎、李健吾都曾赴法游学）的关系在“法租界”创办的，申请成立的法文呈子就是李健吾写的，郑振铎也大力参与了该校的创建。当时的报纸盛赞，“我们应该承认，上海有戏剧学校，无论由哪一方面讲，这次阿英、李健吾、许幸之主持下的中法剧艺学校，该是很完备的了”，“各个主任教授对于戏剧艺术方面都有着相当的经验和研究，及其悠久的历史。必能孚众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校“一百名额中，预定半数是留给贫寒学生的……酌予津贴或完全免费”。[17]郑振铎作为该校教授，义务主讲理论课《中国戏剧史》。该校办得很成功，一年后报上曾重点报道：“中法剧艺学校……成立以来，颇著成绩。现该校校董会议决，除原有话剧、昆曲两科外，添设电影科，并另招话剧科第二期新生，聘请……郑振铎、周剑云、卜万苍、李健吾……先生等为教授。”[18]

在更为艰苦的“孤岛”后期，郑振铎集中主要精力并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国家秘密抢救古籍。此事李健吾未参与，但他们仍不时见面，常常是郑振铎请李健吾吃饭。[19]1939年，郑振铎在开明书店创办《文学集林》丛刊，即邀李健吾参与。[20]1940年郑振铎与何炳松校长商量，由何炳松向重庆政府教育部申请拨款创办一份学术刊物，仍由开明书店出版，以便用稿费形式资助当时在“孤岛”生活非常贫困的正派学者。该刊也发过李健吾的文章。几年后，重庆的报纸上有人披露：“郑振铎、夏丏尊、李健吾诸氏八年在沪，坚贞自持，辛苦度日，咬菜根过活，渝沪通汇后，接得此间开明寄去之一笔薪水，如发大财。”[21]“孤岛”沦陷后环境更为险恶，他们仍相濡以沫，偶有聚会。[22]1945年4月19日凌晨2点，李健吾突然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被捕期间，李健吾“受尽折磨，没有出卖朋友”，“根本就没有提起他（郑振铎）和我（李健吾）的交往关系”。[23]侥幸获释后，李健吾逃亡至安徽屯溪，遇到国民党当时在屯溪的负责人吴绍澍及毛子佩，受到接待。未久日寇投降，李健吾又在吴绍澍的帮助下返回上海。而此时吴绍澍当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毛子佩则当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处长”。吴绍澍、毛子佩遂邀请李健吾帮忙，担任该宣传处下面的编审科长。后来韩石山说，此事李健吾曾征求过郑振铎的意见，“郑说身在公门好修行，有个自己人担任此职，对进步文化事业或许有益，不妨先答应下来”。[24]此说亟须一辨！

首先，李健吾在五年后（1950年）即公开作过说明，“我对政治一向是不求甚解”，“胜利光临上海……自然就盲目地乱兴奋一阵。所以国民党市党部约我帮忙搞文墨，我以为‘大义所在，情不可却’，明明自己和他们不相干，答应了帮忙一个月。9月1日，我正式踏进那座富丽堂皇的大楼，乱哄哄不像办公，忽然半个多月以后，我偶尔看到重庆一通密电，大意是防止共产党人员从重庆来到上海活动。当时报上正在宣传统一战线，眼看毛主席就要飞到重庆，而事实上却密令各地防止共产党活动！我生平顶顶恨的就是阴谋、捣鬼，自己本来不是国民党，何苦夹在里头瞎闹，夜阑人静，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糊涂痛心”，“混到9月30那天走掉”，“担心自己再走错路，我就决定赶紧回到本位工作”，“接受朋友们的提携，跟朋友们编《文艺复兴》这个前进的杂志”。[25]可见李健吾明确地认为自己当时是“糊涂”和“瞎闹”。他是非常正直的人，只“混”了一个月就退出了。他所说的“提携”他的“朋友们”，当然第一个就是郑振铎。如果当初郑振铎真的有所谓“身在公门”云云的指示，李健吾岂会说“痛心”和“走错路”？

第二，过了十几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那段历史时期里，李健吾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材料（1969年）中仍然明确地说，“我搭吴绍澍约定的第二批船回上海”，“第二天，也就是8月31日上午，我去伪市党部拜谢吴绍澍，正好朱君惕、毛子佩都在，还有一个吴崇文，先拦住我，说估计我该到了，便你一言，我一语，拉我帮毛子佩的忙，在伪宣传处做编审科科长”，“做到9月底（我说过只做一个月的话）退出伪市党部，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是受到老朋友郑振铎的责备，说我回到上海，不先看他，投到吴绍澍底下，轻举妄动。一个是不能搞剧场，我无所借重于国民党市党部。一个是我在伪宣传处看到一个通知，说要注意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我看到以后，决计不要再待下去了”。[26]李健吾两次所说，前后一致，磊落坦荡，完全可信。

还可提到一件事。1946年5月1日起，李健吾曾在毛子佩主编的上海小报《铁报》第一版上，以笔名“法眼”撰写《旁敲侧击》专栏，内容多是揭露和批评现实的小杂谈。然而，据李健吾女儿李维音的《李健吾年谱》“1947年9月”项下说：“听从郑振铎对他的劝告：《铁报》是国民党的报纸，不要在上面发表文章。他遂停止了《旁敲侧击》的工作。”[27]可见，郑振铎的政治警惕性很高，而李健吾是非常听从郑振铎的。

李健吾自从诚恳地接受郑振铎的“责备”后，便在郑振铎的“带头”下恢复了相应的工作，一直为进步文化事业大做贡献，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在李健吾还没有退出“国民党市党部”的1945年9月21日，郑振铎日记记有：“晨，健吾来，伯昕来。”这位徐伯昕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郑振铎的亲密战友，此时正与郑振铎商谈由郑出面主编战后上海最重要的政论周刊《民主》之事。1945年9月23日，郑振铎、李健吾共同的好友，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夏衍从内地来到上海，带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郑振铎、李健吾等人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慰问书高度赞扬道：“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继而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移，备尝辛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28]夏衍还带来了全国文协关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等文件。该决议郑重委托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三人在上海负责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郑振铎、李健吾等人收到全国文协慰问书及决议后，1945年10月即发表由郑振铎领衔联名的回信，“感谢诸位先生的慰问”，“我们的欢喜，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至于调查文化汉奸，我们正在设法进行，并在各刊物中发动言论，严正检举。我们相信，只要全中国人民不忘记这八年的苦战，创巨痛深，绝不会轻易饶恕汉奸的。尤其文化汉奸，以其歪曲言论，毒害国民思想，强颜事敌，卑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文艺界同人深明除恶务尽之理，摘奸发伏，不敢后人”。[29]据《李健吾年谱》，该复信是郑振铎让李健吾起草的。郑振铎、李健吾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的英勇表现和杰出贡献，赢得了全国文化界的高度赞扬。当时“陪都”重庆的报纸上就有人盛赞，“上海文化界老战士郑振铎、夏丏尊、李健吾诸氏，八年坚贞不屈，幸皆安然无恙”，同时又评论道，“而那些黄色‘作家’，爱情多得像尿的‘作家’，纷纷下水，一张文化汉奸名录，半是当年‘情种’。人不可知而可知，事不可料而可料”。[30]

1945年9月26日晚，郑振铎请刚来上海的夏衍吃饭，李健吾在座。[31]1945年10月3日晚，郑振铎在广和居饭馆举办重要聚会，商谈《民主》周刊之事，夏衍、徐伯昕都出席，郑振铎也邀请了李健吾。[32]1945年10月6日中午，郑振铎又在家里请客，与李健吾等人一起商谈筹创《文艺复兴》月刊之事。[33]两个多月后，《文艺复兴》于1946年1月10日创刊。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以至全国最大型、最重要、水平最高的文学刊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该刊标明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这也是李健吾一生最光辉的业绩。郑振铎写的《发刊词》指出，“中国今日也面临着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当然也和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理想，新的立场，然后方才能够有新的成就”，“争斗是没有止息的。不要以为抗战已经胜利了，便可以舒畅的（地）休息一下了；你不能休息，你还要站起来走。该走的路很长，一路上的阻碍不见得会少。你必须更整顿精神，站起来上路走。人民之友，人民的最亲切的代言人的文艺作者，你必须为人民而歌唱，而写作；你必须在黑暗中为人民执着火炬，作先驱者”。[34]郑振铎的话极大地激励了李健吾。

1946年1月25日，《文汇报》社召开“杂志编辑人座谈会”，李健吾在书面发言中说：“胜利给了我们许多美丽的幻想。像我……便在老牌编辑郑公之下学习编起《文艺复兴》来了。预定11月出版，然而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幻想就破灭了。纸价往高峰窜，交通几乎完全堵塞。人和人的隔膜依然。我失了勇气，但是郑公老马识途，终于领着我冲开一层层的愁云惨雾，在1月10日把《文艺复兴》分娩下来……”[35]该刊创刊一年后，上海的报纸上有一篇《李健吾——文坛人物杂记》高度评价道：“他和郑振铎合编的《文艺复兴》可说是现在最受人欢迎的纯文艺杂志。这个时候办杂志不是件容易事，可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责职（职责）；他要不断的（地）供给年青（轻）人精神的食粮。”[36]

李健吾一生发表过两篇同题文章《关于〈文艺复兴〉》。前一篇写于1946年，文中说：“《文艺复兴》……名字是西谛起的，有气魄，也有识见（见识），朋友们都说好，我觉得这个名字的分量相当重，害怕我跟不上班。封面素描是我建议的，因为既然喊《文艺复兴》就用米开朗基罗和读者见面罢，有力，也有内容，力和内容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第一卷采用那幅‘黎明’。临到第二卷，胜利已然九、十个月了，‘复兴’又在什么地方？于是用‘忿’，翻开一看，便是追悼一多的文字，还有比这更具‘无言之美’的吗？”[37]在三十多年后写的第二篇文章中，他又回忆说，“《文艺复兴》这份杂志，是日本投降后，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倡议者是……郑振铎先生”，“当时日本才投降不久，编辑不拿线，出版公司资金少，时局动荡不安，振铎能顺手抓的，也就是我这小兄弟，还有就是他本人。出这样一种大型杂志，完全是振铎的主意”，“《文艺复兴》无所谓编辑部。他的‘庙弄’（按，郑振铎的家在静安寺边上俗称“庙弄”的一条里弄内）就是编辑部，我的家就是编辑部，还有就是上海出版公司的小小办公室”。[38]

抗战一胜利，远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就郑重委托以郑振铎为首的在沪作家筹备文协上海分会，以便为总会移往上海打好基础。1945年12月17日，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召开成立大会。郑振铎为大会主席，李健吾在会上作了战时上海文艺界情况的报告，其中特地讲到郑振铎的英雄事迹。大会通过决议提案三起：一，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开放言论自由；二，要求保障作家权益；三，组织特种委员会检举附逆文人。大会并选出上海分会的理事和监事，报上公布的理事名单，郑振铎列第一，李健吾列第三。[39]1945年12月24日，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又推举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姚蓬子、叶以群五人为常委理事。可以说，这是李健吾在中国文坛上的高光时刻。在不少场合，他都跟在郑振铎后面现身。例如，1946年6月17日，他们出席了上海文化服务社召开的“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并都发了言。1948年5月，郑振铎参与主编的全国文协机关刊《中国作家》之“文协十周年暨文艺节纪念特刊”《五四谈文艺》，在《我们的话》栏发表了44人的短论。打头的是郑振铎，李健吾也在列。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还与郑振铎一起，积极参与了对在沪日侨、日俘的精神思想感化与训练教育工作。此事湮没已久，在《李健吾传》《李健吾年谱》等书中都无记载。1945年11月，“陆军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编印了一本内刊《导报》，郑振铎在1945年12月《导报》第4期上发表短论，文中指出，“经过了这一次创深痛剧的教训之后，日本人应该明白今后要走的路是什么路了”，“我们等待着他们的改革与进步！”[40]而李健吾也在1946年2月《导报》第6、7期合刊上发表《空当》一文，以自己曾在日本宪兵队司令部被关被虐的两次亲身经历为例，教育日本侨民。[41]在这前后，李健吾曾多次写过他被日本宪兵迫害之事。他的这些文章是可以与郑振铎的《蛰居散记》、许广平的《遭难前后》等书对比而读的，是可以永远教育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郑振铎和李健吾当时还都在广播电台对日侨、日俘作过讲话。[42]

随着形势的发展，郑振铎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斗争中。李健吾尽管没有郑振铎那样激进，但也是跟随着“带头人”的。当时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后来回忆：“大约在1948年冬到1949年初，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危。为了互通信息，在上海的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定在每星期六晚上轮流做东，每次在不同地点聚餐，互相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聚餐的有……《文艺复兴》月刊的郑振铎、李健吾。”[43]

这里再举三个事例。

1946年7月13日，延安新华社电讯：“上海文艺、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漫画、木刻各界人士262人，联名发表长达四千余言之《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三项要求：（1） 立即停止内战：我们人民要安居乐业，要和平建设经济，不要‘民族自杀’的内战，明白的（地）说，我们不是‘反内乱’而是‘反内战’。（2） 有效保障人民自由：……为使此要求不成空言，及民主中国早日实现，我们要求提早组织真能代表人民利益的联合政府。（3） 保卫民族工业，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取消外国税务司，收回内河航行权，节制非必要入口，保护民族工业，停止一切自毁性的战争消费，停止恶性通货膨胀，严禁贪污囤积，平抑物价。宣言继向中国共产党要求以一切努力，争取永久和平的实现。最后要求美国朝野倾听中国人民的声音，修正自相矛盾有害的对华政策，不以军事及财政援助从事内战的任何一方，庶免对中国问题治丝而棼，以保持中美人民间最良之友谊。”[44]宣言署名者中有郑振铎与李健吾。

1947年2月8日，郑振铎、李健吾与邓初民、潘梓年、翦伯赞、洪深、田汉、周建人、胡风、胡绳等人出席《文汇报》社召开的第56次星期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被扼杀与被摧残的文化”。郑振铎尖锐地指出，“文化是在各式各样的方式下被扼杀的，被摧残迫害的”，“假如国内的团结、民主与和平不能得到，内战仍是继续，整个文化界都将陷于极大的危机中，受到打击的，不仅是文学工作者而已”。[45]李健吾则说，“要从事艰苦的民主斗争，必须进一步动员人民，要动员人民就得先使人民了解”，“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在从事摸索”。[46]很显然，李健吾认为自己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1948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以醒目标题《沪文艺界正告美大使》登载了上海143位文艺界人士的抗议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刚被打倒，又在美国政府积极扶助下重新武装起来，浴血苦斗八年的中华民族重又感受到日益严重的新威胁，这是非任何狡辩所能掩饰的事实。我国各地风起云涌反扶日运动，正是民气昂扬、舆情愤激的具体表现，完全合情合理。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竟对此光明正大的爱国运动，极尽污蔑恫吓之能事，一则曰‘阴谋’‘被利用’，再则曰‘可能招致不幸之后果’，藐视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侮辱我国人民，我们不得不严重抗议！司徒大使俨然以大恩主口吻特别教训我国学生，其君临我人的狂妄态度，尤为中国人民所绝难忍受！……我们正吿司徒大使及美国政府：美国扶日政策不变，则中国人民反扶日运动不停。‘后果’如何，不应由我们负责；我们必须绝对负责的是保卫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保卫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独立主权不容任何人侵犯，爱国自由不容任何人干涉！”[47]郑振铎和李健吾都在这份文件上署了名。

在政治斗争非常艰苦的时候，郑振铎仍然坚韧地做着文化建设工作，这进一步激发了李健吾对郑振铎的敬佩，李也尽力给予郑支持。例如1946年，郑振铎发愿编撰一部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大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得到他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方行和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等人的帮助，由他们邀集了李健吾、王辛笛、徐伯郊、贾进者等十多位朋友，各出资金，组织了一个刊行会。郑振铎后来又编印了好几部大书，还抢救收购陶俑等文物，弄得债台高筑，窘困不堪，李健吾也竭力给予帮助，郑振铎非常感激。[48]

1947年1月，李健吾根据古希腊喜剧改编的三幕剧《和平颂》（又名《女人与和平》）在上海演出。郑振铎最早发表了剧评，它实际上还是一篇尖锐的政论。郑振铎指出，应该“面对着血淋淋的现实”，他又指出，“最寒冷的严冬终于是要过去的。可怕可恨的战神，绝对的（地）不会老在人间作祟的”。他认为：“《和平颂》是一个预言吧。然而，这预言不是空言的慰藉，是必定会实现，必定要实现的！”[49]可见郑振铎还是认可这个作品的。叶圣陶、柯灵等人也题诗作文，肯定该剧的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然而，也许“闹喜剧”这种形式不太适合反映“血淋淋的现实”，加上用了不少“噱头”，容易引起误会，楼适夷等人对该剧提出了批评，李健吾也作了解释，并表示接受。李健吾一如既往地在郑振铎的带领下工作[50]，只是由于后来的环境越来越紧张，《文艺复兴》也出不下去了，李健吾在文坛、剧坛上公开亮相的机会当然减少了，郑振铎当时的社会活动也同样减少了，但他们间的来往仍然非常密切。[51]

1949年2月15日，郑振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北上，参加新中国开国工作。离沪前，他对李健吾作了暗示并赠书留念。郑振铎到香港后，特别是到北平后，曾多次给李健吾写过信。[52]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健吾于当年6月即赴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他们又相逢了。此后，郑振铎曾与李健吾等人商量过《文艺复兴》复刊之事[53]，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留在北京工作，担任全国政协文教组组长等职。李健吾则在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工作。1951年春，郑振铎南下上海等地调查与视察，当年5月2日在上海大厦召集沪上文学界人士38人开座谈会，李健吾也应邀参加了，并踊跃发言。1953年9月，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郑振铎忽然发现上海来的代表中没有李健吾，很不高兴，便向有关方面直率地提了意见。巴金在给妻子的信中也说，“健吾未去参加文代会，郑振铎提意见，这是对的”，“健吾是个有修养的作者”，“把他关在门外，这是损失”。[54]不久以后，即1953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成立，李健吾当选为理事。这很可能与郑振铎、巴金等人提了意见有关。1953年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郑振铎是委员）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大学（1956年1月该文学研究所改属于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振铎任所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此时，李健吾因其在上海不受重视等原因，想调动工作，就给郑振铎写信。郑振铎便欢迎李健吾到文学研究所工作。李健吾于1954年7月调到该所。这是李健吾人生的又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以后，直到1958年郑振铎为国牺牲，李健吾就又在郑振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并在郑振铎逝世后一直在该所工作到自己逝世，为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

郑振铎与李健吾这对文坛好兄弟，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是永远值得我们仰慕的！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

[1]李健吾：《忆西谛》，《收获》，1981年第4期。

[2]李健吾：《“五四”时期北京学生话剧运动一斑》，《剧本》，1979年第5期。郑振铎的《现在的戏剧翻译界》发表于1921年6月《戏剧》第2期。

[3]李健吾：《忆西谛》。

[4]据王伯祥日记，“（晚）六时半乃与云彬同往明湖春”，“聚餐凡两席，到雁冰、望道兄弟及慕晖、孟实、径三、振铎、六逸、地山、仲云、圣陶、调孚、幼雄、丏尊、愈之、李健吾、魏金枝、陈子展、周淦卿、熏宇、煦先、云彬、仲华及予二十三人。李、魏、陈初见，周仅晤一二面，余则素识也”。孟实即朱光潜。

[5]朱自清日记中记载：“午宴客，到今甫、宗岱、振铎、中舒、孟实、健吾、季斌、石荪、二弟。”

[6]李健吾在《忆西谛》中说，这对铜镇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那段历史时期里失去一只，实际上并没有失去。韩石山《李健吾传》证实：“这对镇尺，李健吾总放在书桌上，直到晚年还在用着。”书中还有照片可证。

[7]李健吾：《忆西谛》。然而，李健吾此处的回忆，以及韩石山的《李健吾传》，都说此前李健吾与林徽因“从未谋面”，这是不对的。因为，1933年11月26日，周作人的日记里有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北平丰泽园举办聚餐的记载，出席者有“……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

[8]1935年6月12日朱自清日记中记载：“振铎谓何柏丞将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按，当为暨南大学）校长，他将任中文系主任。他托我问健吾愿否本月二十日后南去。何将于二十日被正式任命。”（原文为英文）

[9]李健吾：《李健吾自传》，《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0]陈栋：《暨大文学院将出一文艺杂志》，《社会日报》，1935年10月14日。又见1935年10月20日《电影新闻》周刊第9期《文艺报知》同样内容的报道。

[11]参见1935年12月16日《暨南校刊》第155期《校闻》栏《中文系文学研究会近讯》。

[12]《巴金等电慰北平文化界》，上海《大公报》，1937年8月11日。

[13]李健吾：《忆西谛》。

[14]韩石山：《李健吾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15]据上海市档案馆藏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该日复社在上海银行俱乐部召开第一届年会。参会者包括郑振铎、胡咏骐、胡仲持、黄幼雄、张宗麟、倪文宙、卢广绵（卢夫人代）、王任叔、冯仲足、沈体兰（沈夫人代）、吴耀宗（胡咏骐代）、胡愈之（胡仲持代）、黄定慧、萧宗俊、姚惠泉、严景耀，列席者包括陈明、施从祥，共18人，很多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此外，年会提到的会员还包括王纪元、金仲华、吴涵真、林旭如、梁士纯、邵宗汉。年会通过新入社成员5人，即李健吾、陈志皋、周予同、吴承禧、孙礼榆。参见冯绍霆：《有关复社的两件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

[16]蓉蓉：《中法剧艺学校的联谊席上》，《申报》，1938年11月18日。

[17]琴生：《张阿英顾仲彝李健吾许幸之郑振铎执教鞭》，《迅报》，1938年11月20日。

[18]《中法剧艺学校添设电影科》，《申报》，1939年2月17日。

[19]1939年8月25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夜饮聚丰园”，“到雪村、振铎、调孚、东华、健吾、剑三、巴金、曙先及予九人”。1940年1月1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夜与雪村、曙先往铎所。赴宴饮之约。近八时入坐，到予同、健吾、巴金、剑三、调孚、东华等。”同年7月14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十一时赴振铎约，因饭其家，与坐者巴金、西和、家璧、予同、健吾、斐云、调孚及主人伉俪，凡十人。”1941年6月22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十一时赴振铎约。座有济之、剑三、东华、家璧、健吾、调孚，午后三时乃散归。”

[20]1939年11月2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夜文学集林社宴客，假东华家设席。到振铎、予同、东华、健吾、巴金、剑三、丏尊、洗人、调孚及予十人。谈至九时许乃散归。”同年11月14日香港《大公报·出版消息》载：“开明书店最近编印《文学集林》，内容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艺作品，执笔者均文坛知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巴金、李健吾、徐调孚等。其第一辑《山程》，已经出版，本港大道中三十七号大公书局总经售云。”

[21]（佚名）：《文人踪迹》，《大公晚报》，1945年10月22日。

[22]1943年10月24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傍晚赴恂如同兴楼之约”，“有丏尊、雪村、予同、调孚、济之、季琳、健吾、索非、均正、乃乾，将终席，西谛始至”。

[23]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24]韩石山：《李健吾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按，此书2006年的再版本，还有1999年出版的韩石山《李健吾》一书中都这么说。201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维音《李健吾年谱》中也有相似说法，但该年谱参考了韩石山的书。

[25]李健吾：《我学习自我批评》，《光明日报》，1950年5月31日。

[26]据1969年4月21日李健吾手稿。

[27]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然而，这一记述有误。年谱应该是根据韩石山《李健吾传》中“从1946年5月1日起，到第二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的误说。《旁敲侧击》专栏实际上至1948年即第三年的9月28日才停止。

[28]参见194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1945年9月29日《周报》第4期、1945年10月1日《文汇报》等。又过不久，苏北解放区作家也给以郑振铎为首的上海作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说：“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几年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在暗无天日的暴敌统治之下，你们像一盏孤灯，独守在漫漫的长夜，不顾一切地面对生命的与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胁，为民族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与传统！”

[29]《上海文艺界复全国文协书》，发表于1945年10月20日《民主》周刊第2期、1945年10月20日《文汇报》《建国日报》、1945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6日《大公晚报》等报刊。

[30]萨仪：《詹詹录》，《大公晚报》，1945年10月25日。

[31]1945年9月26日郑振铎日记中记载：“与唐弢同请金仲华、夏衍、健吾、许杰等，谈甚欢。”

[32]1945年10月3日郑振铎日记中记载：“至广和居，客已到齐矣。共有三十许人，颇为盛会。十时许，散。”同日王伯祥日记中记载：“散馆后，与调孚步往长德路广和居，应西谛之招。宾客如云，凡三席，半不稔。与余同席者夷初、仲华、大琨、济之、文祺、唐弢、芦焚、调孚、予同、西谛，他席识者健吾、默存、平心、立斋、广平、西龢、乔峰、伯昕诸人耳。怒安、夏衍、煦良则未入席即行。席间坐谈，知为《民主》周刊拉稿。”

[33]1945年10月6日郑振铎日记中记载：“午归，请客，到者有一樵、钟书、健吾、西禾、辛笛、芝联诸人，慰堂、振吾亦为不速之客，后来，唐弢、柯灵来，森老、沈仲章来，谈甚畅，《文艺复兴》决可实现出版。”

[34]郑振铎：《发刊词》，《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

[35]参见1946年1月27日《文汇报·星期谈座》第4期。

[36]玉衣羊：《李健吾——文坛人物杂记》，《大公报》，1947年2月8日。

[37]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上海文化》，1946年第10期。

[38]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按，说《文艺复兴》是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或许不够确切，因为另外还有一本《文艺春秋》。

[39]1945年12月21日上海《大公报》载《文协上海分会理监事人选》：“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已于日前成立，大会选出之理监事，昨在社局公开检票。结果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巴金、姚蓬子、夏丏尊、夏衍、于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等十五人当选为理事……”同日《申报》等均有相同报道。

[40]郑振铎：《日本今后该走的路》，《导报》，1945年12月25日第4期。

[41]参见1946年2月15日《导报》第6、7期合刊。

[42]1946年1月30日《世界晨报》载《郑振铎内山完造等对上海日本人广播》：“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为加强对日侨精神思想各方面之感化训练工作，自本月卅日起，每周星期三、星期六，下午二时半至三时十分，对日侨俘广播，有音乐、生活讲座、新闻简报等节目。生活讲座每周担任讲演名单如下：……第二周：二月六日郑振铎，塚本助太郎。……第三周：二月十三日李健吾，未包敏夫……”后面一个日本人应该是翻译。

[43]范泉：《叶圣陶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范泉在《丏翁和叶老》等文中也这样写过。

[44]参见1946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45]郑振铎：《被牺牲的一年》，《文汇报》，1947年2月23日。

[46]李健吾：《文艺上的新倾向》，《文汇报》，1947年2月23日。

[47]《沪文艺界正吿美大使》，《大公报》，1948年6月17日。

[48]1947年1月20日郑振铎日记中记载，“晨，至上海出版公司及来青阁，借款五十”，“健吾来，送款二十，商务亦送款来，可稳度此年关矣”。1948年6月1日郑振铎日记中记载，“今日来取款者纷纷。下午，宋福记取去二千万；辰生取去利息一千多；嗣群的欠款已付清；……郭墨林来，取去欠款。偕墨林同到禹贡等处观‘俑’。颇有佳者。惜无款以购之耳”，“健吾送借款来，即在此午餐。甚感之！”《李健吾年谱》1947年10月记载李健吾给了郑振铎一根金条，“资助他出版《中国版画史图录》”。

[49]郑振铎：《和平必定会实现的！》，《大公报》，1947年1月11日。

[50]如赵家璧回忆说，1947年春为编译《美国文学丛书》，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下成立了一个编委会，主任是郑振铎，李健吾是编委。参见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读书》，1980年第10期。

[51]1947年3月以后，郑振铎日记中记载他与李健吾的来往仍很多。这里仅举他1948年的几则日记为例。1948年1月4日记载：“五时半，至辛笛宅晚餐。家璧、靳以、巴金、嗣群、亦代、际垧、凤子、健吾及辛笛诸位，为我补寿也。谈得很高兴，酒喝得不少。”1948年1月20日记载，“六时许，偕箴到健吾宅晚餐，在座者有巴金、靳以、未风夫妇及辛笛夫人”，“九时半，归。谈笑颇欢，说起孙某夫妇事，为之慨叹不已！”按，孙某为孙大雨，当时曾在住房问题上与李健吾有纠纷。

[52]今知1949年2月26日、3月29日、4月21日郑振铎给李健吾写过信。

[53]参见1949年8月30日郑振铎致刘哲民、康嗣群、李健吾、唐弢、柯灵、靳以等人的信。

[54]参见1953年10月29日巴金致萧珊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