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一谈 | “歌剧《映山红》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

——原创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在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新闻发布会上，作曲家张千一曾凝练地总结道：“歌剧《映山红》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是小说《闪闪的红星》；三首歌就是同名电影里傅庚辰先生作曲的三首流传甚广的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而两句话就是我到江西赣南采风时，在兴国、在瑞金常常听到的：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在对这两句话深刻感悟中，张千一找到了绘制歌剧《映山红》音乐蓝图清晰的底色。

小说《闪闪的红星》与歌剧《映山红》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主人公由潘冬子转变成了“冬子妈”。对于歌剧来讲，儿童因其演唱方面的特殊原因很难作为主角，所以要根据歌剧的艺术规律来设立人物关系，将原著的儿童视角转变为适用于歌剧演绎的成人视角。

然而视角的转换，伴随的却是剧本的侧重点，包括结构和逻辑关系的改变，这为主创团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剧本从编写到戏剧排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最终形成了以“冬子妈”作为第一主角，“冬子爸”潘行义作为男主角，而潘冬子作为儿童演员的“主次”人物顺序。谈及此次改编，张千一说道：“按照歌剧这门艺术体裁的特点来设立人物关系，我觉得这次的改编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尝试”。

关于歌剧《映山红》的属性，张千一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典型民族歌剧标准特征的当代民族歌剧作品。”针对民族歌剧定义的广义说和狭义说，张千一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歌剧需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1、核心人物是民族唱法；

2、对白（或语言）参与戏剧进程、推进剧情发展；

3、具有明确的地域风格或戏曲风格。”

《映山红》的两位主演——冬子妈和潘行义都采用了民族唱法；同时该剧将音乐置于主导地位，并与对白有机结合，共同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另外，《映山红》的音乐不仅吸收了江西赣南采茶戏的素材，也融入了具有北方气质特点的戏曲元素，如板腔体或板腔形态、京剧锣鼓等戏曲风格的音乐语汇，并以出自兴国山歌的“哎呀嘞”作为全剧的点睛之笔，始终贯穿在冬子妈、潘行义、吴修竹等主要人物唱段中，达到音乐与文本、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

“所以《映山红》应该是一部有明确风格对标的民族歌剧，它从本质上是沿着《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和《党的女儿》等经典民族歌剧之路继续前行。”张千一说道。

“守正创新”是张千一在这部歌剧创作中所秉持的理念。他认为《映山红》的创作要达到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音乐和语言的有机结合、民歌与戏曲的有机结合、交响化和民族化的有机结合。”守正，是向经典民族歌剧学习，遵循其基本创作理念；创新，是寻找适应当代听觉审美的综合技术手段。这就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求新求变的胆识，以及博采众长的能力。

《映山红》在凸显民族气质的同时，并没有将音乐色调明确地拘泥于某一种地域特性，而是对中国大江南北的丰富音乐风格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让音乐的染色更加绚丽灿烂。另外，该剧音乐的创作也大胆融合了交响性思维，比如：序和曲一《送亲人》，把器乐和声乐交织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悲壮感；再比如：潘行义的《你在家乡等我回来》，以及红军大合唱《告别亲人》，通过调性关系的转换，使得这两首独唱及合唱段落呈现出一种兼具民族化与交响化的合力声场，情感深厚，大气磅礴。

对于精益求精的创作者而言，歌剧始终是“进行时”，永远都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在最初的设定中，童声合唱《红星歌》是站在乐池里演唱的，但是在排练过程中，主创们都感觉如果童声合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效果也许会更加光彩，于是导演重新设计了舞台调度的方案。

回想起当时的创排情景，张千一说道：“那个时候我总是有一种画面感，那些戴着八角帽的孩子们一上台，底下肯定是掌声雷动，你会感觉到特别地阳光、特别地灿烂。孩子们对未来的那样一种憧憬定是扑面而来的，这些灵感都是在排练过程中获得的，歌剧创作的动态性特征确实有它的独特魅力。”还有游击队员合唱《红薯煮的饭》的片段，在排演时大家都感到这段精彩的男声合唱篇幅略短，没听够，不过瘾。于是张千一和编剧沟通，在增添一段歌词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布局和结构调整，调整后的版本变得更加丰富和完美。

张千一感慨道：“许多创作都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逐步来完善的，所以歌剧的创作始终在动态之中，没有到上演的那一刻创作就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