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中古的社邑与信仰》出版

本书为著名中古史学者刘淑芬关于中古佛教史、社会史、思想史的最新力作。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中古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考察了社邑这一基层社会组织的形态及运作；第二部分研究中古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涵括了丧葬、社会救济和医疗诸多方面；第三部分探讨中古时期僧人特殊的修习方式与仪式，如茶礼与汤礼；第四部分对中古时期的圣僧和罗汉的信仰与仪式进行了研究。全书以中古时期佛教文献为基础，研究了佛教和社邑的相互关系与促进作用，对中古时期佛教在基层社会的发展情况有深入关切，对当时基层民众的信仰状态有持续关怀。

刘淑芬，“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专攻中古城市史、中古佛教史和中古社会史。已出版《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增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自序

中古社邑研究

5—6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

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

从造像碑看南北朝佛教的几个面向——石像、义邑和中国撰述经典

中古佛教政策与社邑的转型

佛教与社会

六朝家训、遗令中的佛教成分——丧葬的新元素

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

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

佛教的修习与仪式

中古僧人的“伐魔文书”

《禅苑清规》中所见的茶礼与汤礼

唐、宋时期的功德寺——以忏悔仪式为中心的讨论

咒石与经幢——9世纪碑刻所见佛教僧俗持念的陀罗尼

圣僧与罗汉

中国的圣僧信仰和仪式（4—13世纪）

宋代的罗汉信仰及其仪式——从大德寺宋本“五百罗汉图”说起

眼前是一个疾速变迁的世界，讲求的是速度，比的是量能。相对于此，我则是在前一个世纪的研究环境中成长，其时文史要求的是年深日久的累积。1983年有幸进史语所工作，当年所方要求不急着写论文，先好好读三年书；所长丁邦新先生找我谈话，叮嘱凡找一个题目，要能做上五年十年研究，也就是能有开发拓展性的研究，这句话我牢记在心。

撰写博士论文《六朝时代的建康》时，史书文献上绝少提及平民和乡村地区，典雅风流、璀璨绚丽的建康文化，仅属于金字塔顶端一小部分人们的生活，不免觉得不足；又博论的“实质环境篇”讨论了建康佛寺，在“文化篇”内也包含佛教信仰，使我开始关注佛教问题。其后看到北朝造像碑资料时，发现其中有平民和乡村的资料，因此从1990年开始，渐渐以碑刻做社会史的研究，《5—6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1993年）是踏出佛教社会史的第一步。又因先前为撰写城市史，故稍涉建筑史的课程，从刘敦桢先生的研究中，得知北齐乡义慈惠石柱的重要性，唐长儒先生用其题记的丰富资料，以资研究北朝的课田与业田，启发我用其中佛教资料做社会史研究，因有《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1994年）之作。在造像碑记中，最显著的是佛教结社的记录，因此，社邑成为我关注的主题之一。1995年史语所成立“文物图像研究室”，整理出版暨研究典藏的简牍、拓本等非文献资料，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拓本，颜娟英学长领衔的拓本研读计划，每两周一次，我就在拓本中努力搜寻社邑踪迹。其后，因侯旭东先生厚意邀稿，故有《中古佛教政策与社邑的转型》一文，刊于《唐研究》第13卷（2007年）。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旨在关心活着的人，“未知生，焉知死”；对于亡故先人的祭祀是抱着诚敬的态度，即所谓的“慎终追远”；然而其中并没有宗教上“超荐” 的功能，佛教的传来，恰好填补了这块空白。佛家提供人们死后的服务，南北朝以来，不唯民间在七月十五日造“盂兰盆” 超度七世父母，皇帝在此日也向寺院供献“盂兰盆”，称为“官盆”。自北朝以降，就为亡故的亲人做“七七斋”；到了唐代更出现佛教僧俗在生时先为自己做斋，称为“生七”，或“预修斋”。对于皇族高官而言，另有“功德寺”的建置，盛唐以后，皇帝赐给皇族、高官功德寺，至北宋时期，更形成制度，寺院僧人长年为某个家族的先人做追荐的法事，因有《唐、宋时期的功德寺——以忏悔仪式为中心的讨论》（2011年），探讨这个问题。此外，2010年在台北举行的“杜希德与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国际研讨会”， 发表的《六朝家训、遗令中的佛教成分——丧葬的新元素》（后收入陈珏主编《汉学典范大转移——杜希德与“金萱会”》，2014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1986—1987年获得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奖助，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追随杜希德先生，先生每周和我约谈一小时，撰此文时特为追念先生，祈以报答他的教导与恩情。

在21世纪初年，所里同事常相互邀约，就某一议题进行讨论。2002年蒲慕州学长找了“中研院”和政治大学的朋友，从不同宗教的角度讨论历史上的鬼魅神魔，《中古僧人的“伐魔文书”》就是因此而作的论文。2002—2004年，学弟林富士先生申请到“中研院”三年的主题计划，检视不同宗教与医疗的关系。医疗原来不是我关注的课题，他再三游说就缺佛教这一块，因此勉为其难，认领了佛教的子计划。因平素好吃茶，故以“茶与佛教的医疗”为题，没想到日后衍生出四篇论文： 《“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唐、宋时期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茶与汤》（2004年），《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2006年），更由此转向戒律与清规的讨论： 《戒律与养生之间——唐宋寺院中的丸药、乳药和药酒》（2006年），以及《〈禅苑清规〉中所见的茶礼与汤礼》（2007年）。因此之故，稍和医疗史连接，2005年学弟李建民先生主导“从医疗看中国史”研讨会，也邀我参加，先前因和富士弟论及中古时期国家和宗教争夺医疗资源的问题，遂有《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一文（2008年）。

其间，几位学长又拟师法《剑桥中国史》，倡议共同撰写《南港中国史》，但日后未能成形，遂改弦易辙，由几位学长就不同的课题，编写一套《中国史新论》。黄宽重学长邀约在其主编的“基层社会分册”，发表《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2009年）；林富士先生主编的“宗教史分册”，也刊载《从造像碑看南北朝佛教的几个面向——石像、义邑和中国撰述经典》（2010年）。富士弟于2021年离世，念及往昔论学，多所受他启发；又他辞世之前，限于疫情管制，未能前往探视，不胜感慨痛惜。

日本学者松长有庆先生认为： 研究佛教绝不可忽略密教。先前在对密教没有太多理解时，撰写了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三篇文章，后来集结成《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2008年）。然而，密教深邃，其后一直至2016年参与“纪念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创建1400周年暨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方撰成《咒石与经幢——9世纪碑刻所见佛教僧俗持念的陀罗尼》一文。

研究中古佛教社会史，造像记是重要的资料，六朝唐代的笔记小说、《观世音应验记》、《冥祥记》、《冥报记》等也有相关的记载。此外，石窟造像和绘画也是可资利用的文本。因研究东晋至宋代的圣僧信仰，在撰写《中国的圣僧信仰和仪式（4—13世纪）》（2013年）的过程中，发现罗汉是圣僧信仰的一环，京都大德寺收藏南宋时期绘制百幅《五百罗汉图》的内容，完整反映宋代罗汉信仰和仪式，今可以辨认里面四十八幅的题记，颇有助于了解其时佛教信仰和地方社会。因此遂以“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为主要资料，探讨宋代的罗汉信仰及其仪式，而有《宋代的罗汉信仰及其仪式——从大德寺宋本“五百罗汉图”说起》（2015年）之作。此图的内容极为丰富，目前犹在持续探讨中。

回首前尘，深自庆幸有机会在史语所读书做研究，能够进入此一学术殿堂，系拜劳师贞一鼎力推荐所赐。入所以后，严师耕望鼓励运用石刻资料，以及先前傅师秀实、孙师同勋，以及杜维运先生、郑钦仁先生的教导提携，使我踏实地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然而，由于力绌于做研究，兼以家事羁绊，未能常时执礼问候师长，有以报诸位先生重恩。先母刘丘静慧女士出自桃园八德书香世家，皈依印顺法师，常带着我去台北慧日讲堂听印海法师讲经；以此因缘，高中时候皈依了印海法师，对佛教略有认识，也开启了中年以后研究佛教社会史的因缘。年届黄昏，时有“深恩负尽，死生师友”之感。今谨以此书奉献诸师长，暨先父刘长云先生、先母刘丘静慧女士，希冀能报其厚恩于万一。

责编：乔颖丛；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