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仲玉 | 如今我严肃地在乌镇畅想爱与梦境

《如今》是我第一部非常完整的剧场作品。

在选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超脱于我之外的、更加宏大的议题，比如更加具有公共性的或者更加具有政治性的议题。同时我有很强的道德困境，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立场和什么样的身份去使用别人的经历，因此也做不了纪录剧场。于是将我自己作为材料便成为了最好的方式，我自己就是一个人类的样本。

我在做这个作品之前经历了很严重的精神危机，在个人陷入和出走的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它们也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需要给自己人生的一个阶段做个总结，这样我才好更好地向前。因此，《如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回应，对我自己在乎的问题的一些回答和判断，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确认。它的创作从我个人出发，是一部非常私人的作品，其中很多思考和灵性的东西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因此，我只能期冀观众的个体经验能够与我发生交集，而无法强求观众的认同。

我基于自己的创作脉络与逻辑进行实践，我有想要表达的、很核心的东西，有自己研究的主题和命题。哲学剧场是我在实践创作方向的主题，它是德勒兹和福柯基于差异和拟象，在哲学性的研究中呈现的概念。但我觉得它与戏剧的剧场性和主体性是有强关联的，比如：如何在剧场里面描述差异？“被解放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存在？拟象是如何在剧场中通过剧场性来复活的？剧场本身如何成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场域？剧场如何成为一个不确定的、思想内在性的平面？这些都是我自己也在不断深入的主题。

蒙太奇也是我哲学剧场实践的一个部分，同时它也是由我的审美取向所决定的。我把语言与剧场性的图像、感官、音乐、文本、声音等各种元素独立出来，通过一种拼贴和切割的方式，让它重新以另一种方式组成，以此形成一种新的感知。这个东西是异常的，超脱于个体日常生活的经验，因此会带给我们一种冲击和思想上的异质性体验。

创作这部作品文学文本的时候，我采用的方式是把我的人生和思想分段。从童年时期，到女性意识的萌芽，到经历精神危机的部分，再到应对危机的方法，我把它们以结构和篇章的方式定位，并把每一段真实的经验写成了小说。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找到了各个部分最核心的行动和表达，即我的“人生事件”。我同时还运用了抽象化的手法，把真实的经历放置在了虚构的文本当中，把虚构和真实进行了嵌套，使整个故事具备双重判断的特性，我希望这能引发观众的思考。

作品整个第三幕的文本来自于我生命时期的信件，它们都是真实的。那段时间镇静类/精神类的药物给我的大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书写也是我的出口。我把那些材料真实地展现在了舞台上。当它们被重新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我当时在经历什么，能够看到一个陷入困境的人是如何求救的。最后一幕是一个幻境，它指向了一个方向，指向了一个幻象。我用一个幻想式的结尾面对那些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给了整个作品一个期待式的结束。

道具方面的创作则主要源于我对于想象力的利用。我们如何在这个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系统和充满了逻辑与规则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可实践的生活的方式，就是用想象力。我喜欢跳脱于日常之外东西，我喜欢用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使它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是我觉得实践想象力的方式。日常作品的二度异化创作可以让我们真正实现创造的感觉。它在让我觉得有趣的同时，也能保持观众对作品的兴趣，惊讶会给观众带来思考，而思考一旦开始蔓延，对我来说就是符号最好的意义。

《如今》是一个很复杂的戏，每一次演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从校园到乌镇戏剧节的这一路，每一轮演出都很令人难忘，它们刷新着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着我的个人成长。

第一轮在上戏演出的时候我们还是初创。在学校创作这样一个形式上具有一定创新性，观念上具有一定突破性的作品，从设备、技术到人员等各个方面，都遇到了非常多在做戏之初未曾设想过的问题。在南京新剧荟的演出是我们第一次开始面对校园之外的群体。与剧场方和各个第三方的对接，以及处理包括审批在内的很多行政上的工作，让我对艺术体制和整个创作流程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第三轮演出我们去了杭州西戏艺术节，在演出前进行了一个快闪活动，那是我们第一次以售票的形式面对观众。虽然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结果依旧比较惨淡。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之后我们发现，市场并不完全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而是有市场运营的逻辑。这是将我们从校园、从象牙塔里踢出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直面一些现实的东西、惨淡的事情和一些可憎的真相。

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是并行的。虽然我们是一个独角戏，但整个初创团队有十几个人。在之后一轮又一轮的演出中，我们逐渐学会了压缩成本，到现在团队中每个人身负重职，整体流程也越来越规范。《如今》每一次的演出现场都不停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状态永远都非常紧急。但是没有关系，这就是这部戏的特点所在。这就是一个充分考验剧场本身的作品，它所适配的和迎接的是剧场本身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就是《如今》最有意思的地方。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主题是“起”，有起必然是因为有落，这是一个节奏上的事情，这说明前面必然经历过“跌”，或者是一个平缓的时期。我对于“起”这个主题还是非常赞同的，因为这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期望。

我觉得我在前面三年面对观众，或者是聊戏剧本身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创作者现在面临着严重的迭代。

疫情前走进戏剧行业的人，跟疫情后走进戏剧行业的人，对于戏剧创作和剧场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会称之为剧场艺术，但大部分人会认为戏就是戏。什么是戏剧？什么不是戏剧？戏剧应当呈现什么和应当表现什么？戏剧是以什么为核心？以矛盾？以对话？以故事？但事实上戏剧是一个不受限的东西，我们要承载的是一个空间，我们要在空间中创造的是一种形式，我们要做的是艺术，而不是某种规范的戏剧类型，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而观众因为看过太多雷同的戏之后，会对戏剧产生一个固有的认知，好像超出了这个范本之外的就不是戏剧作品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早知道，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大量的、很实验性质的、很突破性质的、很理论化的、或者说高度具有主体性和创作观念的一些作品已经出现了，甚至有政治和社会议题的作品已经出现了，它是在当代艺术的范畴里面，或者说在艺术本身的范畴里面，而不是在一个所谓的、框定的戏剧范畴里面。这是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

在之前的三年里，我们经历了停滞，大部分的观众其实没有见到过更多元的、更饱和的戏剧市场，我们的戏剧市场实际上是非常贫瘠的，它甚至无法容纳一个不讲故事的戏的存在。我们的观众也面临着断代，大部分观众没有办法理解文本是什么东西，而这都是需要慢慢去培养跟建立的。

我觉得就从乌镇戏剧节开始吧。乌镇戏剧节是一个辐射和影响比较大的戏剧节，它能够尽量的辐射到很大部分的观众，这些观众不一定都是固有的戏剧的观众群体，那么通过乌镇戏剧节就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原来这个艺术门类可以如此的丰富多彩，大家的想象力是可以没有边界的。这是我觉得“起”对我来说很重要一点，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向外打开的趋势，或者是向上的趋势，我会这是我的期待。

去年我作为特邀剧目《幸运观众》的演员参与了乌镇戏剧节，很巧合的是那个戏也是在秀水廊剧院演出的。和去年相比，今年戏剧节整体视觉环境更加明媚，更加阳光，也更加温暖，而我因为身份的转变，在工作模式上也发生了变化。

今年作为导演，我需要对接乌镇的各个部门，跟所有的技术老师、行政工作人员处理事情，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因为我可以知道一个专业的戏剧节团队是如何辅助剧场工作的，一个正常的装台和技术流程是什么样的，它的时间安排和规划管理是怎么样的。乌镇确实是国内非常专业的团队，是国内最大的、唯一一个以效果为核心目标的团队，你很难再找到这么专业、这么配合、效率如此之高的技术团队，所以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

我没有办法判断乌镇戏剧节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我当然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或者说我的这部作品能够面向更多的观众。因为对我来说，《如今》还有面向更多观众的价值。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新作品，而不用为找项目、找钱、凑团队这种事情太过苦恼。作品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个人的出口。平台对于一个年轻创作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戏剧行业，这不是一个依靠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小成本小投资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很珍惜乌镇戏剧节的这次机会。

今年已是乌镇戏剧节的第十届，也是乌镇戏剧节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重启的第一年。尽管2023年国内整体戏剧市场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戏剧盛会上，来自天南海北的戏剧人们依旧获得了欢聚一堂的归属感。“起”的主题寓意着跃起、奋起、迎风起飞，迈向新的旅程，不仅暗含着组委会全体对乌镇戏剧节的美好期许，也饱含着所有人对戏剧艺术发展的展望。

“天又黑了，朋友们。不过用不了多久，白昼又会重新上路的。”在这个已被寒意包裹的初冬，沐浴在同样金黄的阳光下，我回想起《如今》最后一幕中的台词：“我还是如此钟爱光明，虽然它还是会再次消失。我必须带着珍贵的光明投入到生活之中。”关于生活的谜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戏剧以其自身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将会永无止境地继续生长。

“表达和创作对我来说就是梦想。但如果要往更远、更大的地方说的话，改变和抵抗就是我的梦想。”周仲玉如是说道。剧目尾声中，女孩站在透明箱子上掷地有声的军鼓似乎又一次萦绕在我耳旁，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抵抗。这个以“想象力夺权”为创作宗旨的年轻团队，从校园走向大众视野，用实践和探索不断缔造着戏剧创作蓬勃的新生力量。

希望阳光能够照耀每一位前行在探索路上的戏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