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带你去看展｜《五百罗汉图》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百幅《五百罗汉图》以完整清晰、原汁原味的形象呈现在当世。人们惊艳于它的艺术成就，感叹于宋韵文化冠绝世界的辉煌灿烂，自豪于“圣地”宁波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以民俗风情为主的北宋街景文化，《五百罗汉图》描绘的则是以贵族生活为主的南宋士人文化，两者各有千秋，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考察南宋社会状况后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辉煌顶峰。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作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南宋定都临安后，宋高宗对金媾和，对内实行宽松政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距离临安百余里的明州，受到都城的辐射，大批贵族士人定居城内，月湖周边朱门豪宅鳞次栉比，吟诗作画、藏书读书蔚然成风，尤其是在孝宗、光宗两朝宰相史浩倡导推动下，明州城文化、教育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佛教也得以快速发展，一时间明州城内郊外寺院林立、高僧云集。

作为南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在与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同时，与这些国家的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其中尤以僧人交往为多，如日僧往往借船登陆，在临安、明州、台州遍访名寺，拜师参道。孝宗、光宗、宁宗朝就先后有觉阿、金庆、荣西及道元等日僧长期参学于灵隐、天台、天童等寺院，归国后均成为日本佛教界开宗立派的宗师级人物。明州等地也有高僧、士人及工匠受邀东渡，为日本传授佛法经典、礼仪规制、儒学文化和工艺技术。

南宋孝宗淳熙（1174年—1189年）前后，僧人义绍为明州东钱湖青山惠安院住持，他有感于唐天祐元年（904年）中元节东钱湖青山顶有十六罗汉显现的故事，为满足众居士信众供养罗汉的心愿，化缘募资，发愿“干造五百大阿罗汉”，由此结缘于明州车轿街的佛像画师周季常和林庭珪。周季常和林庭珪接受义绍邀约，从1178年起，用整整10年时间，绘制成举世无双的传世之作——《五百罗汉图》。

这批佛画均为绢本，规格为长约110厘米、宽53厘米。共100幅，每幅画有罗汉5尊，故称《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的传说源自古印度。明州东钱湖青山寺是我国罗汉信仰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五百罗汉图》产生于此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画作描绘了五百罗汉的种种故事，如丘壑聚义、升腾显瑞、僧俗供养、维补衲衣、云中显现、布施贫饥、受胡轮赆、竹林致琛、观舍利光、洞中入定、应身观音、经典奇瑞、渡海罗汉、施饭饿鬼、临流涤衣、树下观画、风雨涉水等等，包含了佛教诸多教义和僧人生活情境，既有罗汉结集论事的故事，又有佛、道斗法的情境，还有寺观僧人日常生活状貌。

《五百罗汉图》塑造的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也是当时世俗世界的变相概括。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应身观音》，持笔纸欲作画者应为周季常、林庭珪两位画家，旁边双手合十的僧人该是惠安院住持义绍，而虔诚向观音礼拜的疑为南宋宰相史浩。按说他们与五百罗汉并不沾边，不应出现在画内，但或许是为了体现史浩的宰相身份和对画作的支持，以及彰显义绍自己的功德而专门描绘留影。     

《五百罗汉图》画作技巧相当娴熟高超。如对人物衣纹的处理，已有将诸家笔法加以融合的倾向，既有细如丝发的高古游古描，也有硬挺劲拔的铁线描，既有吴道子的“莼菜条”细描，也有五代的战笔水纹描；或是紧劲连绵的密体笔法，或是雄浑奔放的疏体笔法，综合了唐、五代以来线描长期演化的表现方法，在表现衣服的质感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如运用多种描法，使《五百罗汉图》画作的某些细节，如有神来之笔。如《洞中入定》中入定罗汉的衣纹线，与水波纹回环照应，以横行线为主，与上面空中行走的一群罗汉下垂的衣纹形式有明显对比，一横一竖，在空间分割上给人非常舒适的感受，不显突兀。又如《升腾显瑞》下半部分四位罗汉，衣纹线疏密相映，最前面的罗汉穿紧贴身体的棉布衣料，他对面的罗汉则穿葛布僧袍，两人形成一疏一密的呼应，既潇洒流利又有劲峭之感。其身后两罗汉亦是简笔勾勒，亦见坚挺气象。

画作着色亦颇有特点。每一幅均以青、绿等冷色为主调敷设，不作过分渲染，以突出线条为主。同时每一幅作品中均有醒目的红色，或朱砂，或朱红等。在不违背薄施粉彩的原则下施以少许的矿物颜料，使画面既显厚重又虚灵飘忽。在偏重于冷基调的前提下有如此醒目的红暖色出现，使每幅作品顿见精神。

画作的背景部分，如《布施饥贪》中的坡岸、《升腾显瑞》的枯木，有北宋李成、郭熙派的风格特色；山石峰峦的塑造，又有南宋李唐的影响，多作小斧劈皴，坚硬、凝重，其中也有马远等人大斧劈皴的痕迹，尤显水墨苍劲、笔墨淋漓。

《五百罗汉图》画成后，最初供奉于东钱湖青山惠安院，后被携之海外，传至日本。至于由何人带往日本，因缺乏史料，加上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以至于众说纷纭。有说是因日本僧人在天童禅寺求法的真诚之心感动了惠安院住持义绍，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在1279年被东钱湖高僧无学祖元法师带到日本。

无学祖元（1226年—1286年），明州鄞县东钱湖人，南宋临济宗高僧。成年悟道后，为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他长期驻锡于离家较近的东钱湖白云寺，并游历台州真如寺、温州能仁寺等。宋祥兴一年（1279年），时任日本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政的北条时宗盛情邀请祖元赴日，住镰仓建长寺，任该寺第五世住持。1282年，北条时宗建圆觉寺，祖元为开山初祖。1286年，无学祖元在寺内圆寂。考究《五百罗汉图》在日本的流转轨迹，与无学祖元法师赴日行程及在日行迹高度吻合，祖元是这批南宋明州艺术瑰宝流失海外的最大嫌疑人。

《五百罗汉图》传入日本后，先藏于镰仓的寿福寺，后转藏箱根早云寺，1590年移藏京都丰国寺，再转藏京都大德寺。途中有6幅遗失，日本僧人木村德应在1638年补齐作品，但与原作风格迥异。1895年，日本明治政府特许大德寺为解决修缮寺院资金不足，转让其中10幅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2幅给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遂成两馆入藏的两宋绘画珍品。现今，100幅罗汉图原图，日本大德寺藏82幅，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10幅、弗利尔美术馆藏2幅，6幅早佚。

《五百罗汉图》对现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美术和佛教领域，其所包含的内容涵盖了南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宗教、民生以及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宋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文化。《五百罗汉图》的重现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宋风遗韵，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云烟，重温南宋贵族时尚、礼仪规制、民俗风情和山河名胜，领略800年前明州的繁荣昌盛和绝世风华。正鉴于此，近几年来，史学界、佛教界、美术界对《五百罗汉图》的兴趣日盛，人们深入开展研究，探究其深厚的历史价值，挖掘其蕴含的宋韵之美，找寻其承载的海丝印记，继承其展现的精致匠心和器物精神。

编辑：徐良、鲁逸迪
初审：孙周
终审：江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