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专家深度解读，“宋代大理国写《大般若经》、元刊西夏木活字《华严经》（罗雪樵藏）”研讨会现场回顾

研讨会专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

侯冲、辛德勇、史金波、翁连溪、李际宁、任国辉

本次研讨会由中贸圣佳古籍部总经理任国辉主持

李际宁：“重点”实在不敢说，云南的东西研究的少，看的少，不说摸，就说经眼的都不多。我只能从我自己稍微了解的一点角度谈谈我的看法。

云南的东西实在话说，整体流传的已经不少了，但我见的少。在古籍保护进行古籍普查的时候在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博物馆看过几件。最重要那个时候是讨论《护国司南抄》，过去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先生认为是南诏国時期的写本。我仔细看过，认为纸张还是写经纸，整体风格像中古时代的写经，我个人倾向认为还是大理的。当然其他几卷有题记之类，可以佐证那批东西还是大理国时期。这是我刚刚接触到大理的东西，以后接触的不多。

看到这一件拍品，到底是怎么定？文物性质怎么定？

我认为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要纸张字体的风格，大概能够断一个时代。

第二，整体面貌能够断一个出地。

简单地说这件东西出于大理，是大理国时期的旧物没有问题。

大理的年款，按照一般史学家从公元938年到13世纪中期，整个大理国时期在300多年，这个时间非常长。《护国司南抄》那件东西，定的时代是保安八年，相当于北宋时期仁宗庆历五年，即1045年，在大理国时期几乎算是中前期的东西。

这件东西和《护国司南抄》比起来字体风格非常像，虽然《护国司南抄》是行书，有些字体潦草一点。这件东西楷书成分多一点，但字体的整体、运笔方式等还是相似的。

另外我们再用一些横向的比较：比如说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相当于归义军时期的写经跟这个字体颇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可能带有一点的地域风格，但是依然是那个时期整体的风格不会变的。

我不是书法家，我不会用书法家的语言形容字体的点横撇捺运笔的方式等等，但是看整体面貌跟归义军的东西有相似之处。

当然这件东西的纸张比《护国司南抄》的纸时代可能要晚一点，不是说厚、不是说韧性好等等，而是《护国司南抄》整体的纸张更像写经风格，这件东西和那件东西不一样。

我从这两个角度看，上下卡、横着跟《敦煌遗书》比较，我倾向于认为还是大理国时期的，可能比较晚一点，但也大概在北宋到南宋这个时期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另外用这件东西跟大理市博物馆收藏的同一件东西进行比较，它的风格、正背面、印章等等非常相似，是一件大理国时期的写经，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问题。首先我的前提排除造伪，排除后代好事者写的东西。

任国辉：非常感谢李老师，首先肯定了年代，包括结论“大理国时期写经”肯定没有问题。

接下来有请侯冲老师，侯冲老师是大理国写经方面的研究专家，这一件重点还是由侯老师为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侯冲：各位老师上午好！我看到写经以后，跟任国辉先生有过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有一些认识，现在向各位老师汇报，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批评跟指正。

最初任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有大理写经。跟我讲大致的情况。以前方广锠先生发现鉴定《敦煌遗书》就说过：不看照片做鉴定。我就请任先生让我看原件，看了原件以后有了这样一个PPT的情况。

一、对这个经卷，任先生给我提供了照片，分了4个文件夹。正面有《大般若经》的尾题。

背面：最初任先生说是抄了道教的经书。核对以后发现是同治元年李凤藻抄录的不空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有同治元年的年款，还有宾川州道纪司印。

一开始，我看到材料之后，在《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中有这样一个印记。我跟任先生交流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怀疑不是大理国写经。

例如如果像字体来讲，在元代出土的佛经里也有大理国字体，而且是刻本。甚至这样的字体风格在明初洪武年间还有人刻在碑上，有这样的字体风格。单从字体风格上我看不出来就是。

另外印记里有“僧录”，看明代材料知道明初有僧录司，我想会不会是明代的。有了这个疑问之后，思路又转了一下，认为首先对材料要做一个梳理。

我对照CBETA和这四件材料对应《大般若经》的内容做了大致的梳理。看得出来四个文件夹是四卷经。

对应四卷经，发现应该是大理国写经，尤其是对照CBETA看着照片时候，照片上的字体相关的信息都跟之前看书上的大理国写经是一个感觉。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大般若经》，应该是大理国写经。

第一，新见《大般若经》与其他大理国写经《大般若经》卷次错位，为同一部《大般若经》。《大般若经》之前有发现：一是云南省博物馆；一是大理市博物馆（之前看过，最初没有看什么信息。后来在网上查到以后任先生把链接发给我）。我看大理市博物馆把它当做是《金刚经》，实际上是《大般若经》，内容是四百六十九卷。云南省博物馆的原来以为是卷四十一，对照经文内容知道包括卷四百八。

从之前有的《大般若经》来讲，有三件大理国写经。当中两件是天开十九年的。

如果再对应这次发现的《大般若经》，就会发现这些《大般若经》是600卷《大般若经》里的不同卷。因为卷次错开，就未必是不同时期造的，更可能是同一个时期造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跟我原来看云南省图书馆藏的两部藏经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云南省图书馆有《元官藏》、《碛砂藏》、《普宁藏》，但那些藏经最初都是作为同样一部藏经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云南是有和合本的藏经的先例。这部《大般若经》看后面的信息，发现是由不同的人分别造了以后组合成一部。虽然现在分藏在不同的地方，如果从相关的信息来讲是同样一部经。是同样一个时期造的《大般若经》。

由于有这样一个思路，就能找到可以把我看到原件之后提的疑问消除的证据。

第二，原为卷轴装，与其他大理国写经《大般若经》相同。从装祯形式讲，新发现的《大般若经》虽然在清朝的时候被改成折装，实际上原来是卷轴装。

在云南从卷轴装流行的时间来讲，现在还找不到比较晚的，元代有，但元代是刻本。写本比较少。

现在来看这部《大般若经》符不符合它在大理国时期存在的条件？首先是卷轴装，那个时期流行卷轴装。

第三，纸背施经朱印形式与天开十九年写经同类。与元代施经印记不同。云南省博物馆藏《大般若经》之前李昆声老师当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的时候，我请他让我看一看，我看过原件，看到了背面的印。它的印跟新看到的《大般若经》的印比较像。外在形式，尤其周边是单线。

之前我怀疑它不是大理国的，因为我见到元代有相近的印，就是PPT右边的两个印。后来发现右边这个印其实是双线的，左边这个是单线的。左边都是之前确定是大理国天开八（十九）年的，“皇帝圣德奉戴玄珠”也是一样的大理国的特征。从印记上是这样的情况。

第四，施经后面文字相近：“为法界有情”。写经印记左边一行都包括“为法界有情造”，或“为法界有情等敬造”。文字也能看出相近的地方来。

第五，现存大理国写经《大般若经》往往由不同人施造。现在看到的，如果从保存下来的信息来看，云南省博物馆藏本是“大理国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释智生）”，大理州博物馆是“杨坚福造”，新见本是“施主僧录赵◇◇”。往往是由不同的人造施的，一个人造一卷或者一个人造几卷的情况都有。

第六，与通行大理国写经行款、字体相同。比较能够确定现在看到的这批写经是大理国年代的依据，之前罗炤老师到云南也提过，大理国写经跟唐代的官样写经是一个风格。一纸28行，每行17字，现在看到的大理国写经基本如此。新发现的、新看到的《大般若经》就是每纸28行，每行17个字，这是很忠实的唐代官样写经。

相近的字体，现在藏在美国的《十王经》可以跟《大般若经》对比。

对照已经看到的《大般若经》来讲，之前云南省图书馆藏两卷，大理市博物馆藏一卷。新见本《大般若经》有四卷。比较长，将近20米。是目前所知凤仪北汤天大理国写经外数量最多、体量最大的大理国写经。

    刚才听翁（连溪）老师讲，这批写经会不会是日本古写经？其实写经背面“同治元年抄本”旁边有印记，是“宾川州道纪司”。宾川是大理洱海东部，跟凤仪北汤天比较靠近的县，由于有具体的地点，说明它以前就在大理地区流行，就在凤仪北汤天旁边，地域上讲相近。从相关信息来讲，新见本《大般若经》就是大理国写经。

第七，背面每被利用。如果再看相关信息，《大般若经》写本背后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之前云南省博物馆藏的《大般若经》背面是《太和龙关赵氏族谱》，证明它们背面往往被利用抄东西或者是记什么东西。

总之，根据相关的信息，最初我提出这批写经可能不是大理国写经的那些证据，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找不到它们是大理国写经的反证。

以前方（广锠）老师说敦煌遗书有三重价值：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文字价值。

从这一写本来讲，在校对正面文字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的字跟《大藏经》CBETA的字还是有一定出入，校勘价值可以肯定。

文物价值因为时间早，大理国相当于宋代，归到一级文物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文献价值最重要的是纸褙的文字。一是实际应用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因为背面抄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或者首题、或者尾题都保存了，可以看出背面《大孔雀明王经》是实际用来做法会的抄本。首尾都有在法会过程当中唱诵的赞辞和偈语。

二是道纪司管僧人的证据。一般都认为佛教是佛教，道教是道教。如果佛教和道教有关，就说佛道合流或者是三教合流。

现实当中发现有和尚管道士，道士管和尚。写经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本身《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佛经的，为什么由道纪司来管？因为在现实当中或者是中国古代很多地方都存在由道纪司管佛教的情况。我们收集有江西道纪司、道会司属下的佛教意旨簿。现实中是福建那边香花僧或者普庵教也被归到道教协会去管。从写本背面信息可以看到这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内地这样，在边疆也是这样的情况。

三是有作为斋供仪式判别标准的斋意文。写经背面的最后，有一个“疏文”是这些文本被用来做法会的证据。平时看一部经，也可能被用来做法会，也可能不用来做法会。如果里边包含要向神祇述说自己意愿的信息和文字，这个文本就是用来做法会的。大理国写本《大般若经》背面疏文有“奏为大清国云南大理府宾川州管下△△△居住奉神”“皈投象教敬设斋筵，是以延集缁流”等文字，“缁流”就是僧人。“皈投象教敬设斋筵，是以延集缁流”，就是请僧人来做法事。跟前面说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实际应用的佛经一样，这是佛教僧人诵念《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举行仪式的文献。在资料遗存不多的情况下，大理国写本《大般若经》背面的清代信息是比较珍贵的文献资料。

以上我对新发现《大般若经》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任国辉：非常感谢侯老师这么详细的讲解，侯老师果然是大理国写经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方方面面分析的很到位。侯老师一开始觉得拿不准，到后来从纸张、字体、行款、背后的印迹，与宋代大理国写经的印迹都是接近的。与博物馆藏品对比确认为宋代大理国写经无疑。

公藏宋代大理国时期手写的《大般若经》总共只有三卷。目前发现的宋代大理国写经也是在20件左右，残缺的比较多。我们这次上拍的是四卷，比公藏还多一卷，非常非常难得。

任国辉：接下来有请辛德勇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西夏国与大理国的历史背景。

辛德勇：非常感谢任先生给我这次机会，任先生跟我谈，我就说我对这两件珍品我都毫无常识，没有任何接触，没有实际接触。实际接触、亲眼看到、手摸经验一点没有，主要来学习。

听了史先生、翁先生、李先生和侯先生的高论真的获益匪浅。因为我不懂只能是从一个完全外行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心得。这些可能作为拍品，将来会流入某个藏家手里，涉及到社会大众在收藏一些具有很强文物性的东西，古代实物的时候怎样欣赏、怎样理解。

除了看到一般外在的文物形态、年代的价值、美学价值之外，其实更深一层的收藏或者是品味需要更多理解历史文化价值。很多文物重要的价值都在这里。

首先，确定它的年代，了解它的文本或者说一件物件的制作形成过程，这是第一步的接触。

深入接触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在民间收藏有一个好处，相对来说可以比较亲近地看。图书馆藏书，怕读者弄坏了，确实容易弄坏，但懂的真一般不会弄坏，不懂的人一上手就会出现问题，但造成一些困难，研究者想接触很难有机会。比如际宁先生没退休之前我可以请他帮忙去看，际宁先生自己看也不那么容易，拿出来一次折腾的受不了。

在民间手里喜欢的朋友或者是收藏者别人可以反复揣摩。哪怕外行可以提出一些想法。

我昨天晚上北大给本科生上课：第一是好奇心；第二要用小孩子的眼光看，小孩子提的问题解答不了，最后说孩子胡说不要问了，但是问题没有错，小孩子的问题存在自然的观察，一定是有意义的问题，回答不了是我们研究有待深化的问题。所以我就谈谈我的想法。

顺着侯先生的话讲谈大理国写的《大般若经》，侯先生真是专家，没有一句空话，句句落在实处。

我作为外行毫无异议这是大理国时期的写本，目前看起来篇幅必须大，现存各种跟它同一套写经写本里是体量最大的，更加体现其文物价。

但我作为外行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的珍贵性可以让我们更加具体理解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信仰的情况。

云南这个地方有点儿特殊，一定程度上跟中原是相对隔绝的，北边有四川盆地不好过。云南到四川，我读硕士生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史先生考察过一次，从青衣江下去一路坐汽车走过去。最后到川滇之间高山很难通过，长江还有大峡谷。从东边走经过贵州，贵州也是很难走的地方。文化相对隔离造成文化发展的独特性。

我完全外行，我对佛教一点不我理解。但是我们从一般文化现实上能看到云南的佛教在全国有很强的独特性，大致受到三个系统的影响，所以南传佛教小乘佛教、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三个源流都有影响。会合地点恰恰就在大理国核心地带，鸡足山是全国的佛教圣地，对云南更是佛教圣地。这里面佛教信仰的状态除了经，虽然《大般若经》非常常见，但以怎样的态度书写巨大的一部经还是反映出信仰的不同。

另一个侧面看，以前到云南看就奇怪全国各地佛塔都是奇数的，但云南绝大部分是偶数的。受什么影响我完全不懂，可能受藏传佛教系统影响有关，就是偶数。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都是偶数，这就能体现云南佛教信仰和其他汉地不同，很有特点。

这种情况下看到大理国写本《大般若经》，特别是侯先生讲不管是施造者还是抄写者其实有独特性，众多人，众多施造者、众多书写人写一部经，看到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情况。不管形式是好是坏，总是反映了当地的佛教信仰、当地的经济状况都能够投射出来。这是这部经很重要的意义。

关于云南的基本情况，我做历史地理，从事实上就关注各地地方文献，好像大理国时期的文献不多。更体现出看到实物的重要性。

我想谈谈关于《华严经》的问题：

我纯粹是外行，说错了史先生批评我。西夏文我一个字不认识，但是西夏活字印刷确实在全国有非常强的特殊性。

一般认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传到西夏，西夏才有活字印刷术。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怀疑的。我记得沈括的《梦溪笔谈》这种书最早刻本似乎是南宋的乾道刻本，如果是北宋刻本也是北宋后期，试想北宋雕版印刷的发展情况，这种书一般不会特别广泛的传播，不光要看到写出来书，还要看到社会传播状况。大多数从哪个层面可以看到？从宋辽和宋金之间，使节往来行程路上可以看到，当时在贸易中契丹人和女真人重视宋朝人的文集，关心著名的文人，模仿他写文章，没有看到关心像《梦溪笔谈》这类杂书，体现不出丝毫的兴趣。西夏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参照，《梦溪笔谈》这种稀奇古怪的书大多数人不会太关心。

第二，沈括记载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按照我的理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中国古代技术人员不太重视技术，毕昇这种工匠做尝试。沈括记录下来也很好。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是可以说大致非常不准确的，按照沈括的籍贯和毕昇的情况很可能是杭州附近一带至少是两浙人，熟悉雕版印刷的人都知道五代以来杭州是全国不能说独一无二也是非常兴盛的雕版印刷中心。到了宋代的时候南宋临安府的书法发展到什么程度？商人有利可图一定做，按照沈括的设想，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种虚拟的语态说若印百千本是神速，没试过，不可能神速。

两个问题：效率高、效果好。如果那么好的技术他不用，商人就是赚钱的。像临安府雕版印刷的发达程度，为什么不用呢？原因是技术失败了，我认为走向了反面，他是很好的专家，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专家出于发明欲望，结果会走向相反的东西。简单说毕昇为了提高印刷效率发明了活字，同时为了追求版面美观要达到和宋代雕版印刷一样的精美，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板要平，木活字显然不平。正因为这个问题毕昇才用泥活字印刷，这么一折腾以后效率没了，最初要的是提高效率，最后没了效率。这是我理解毕昇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印刷术并不成功；第二印刷术如何传到西夏？在汉地里看不到一丝一毫有人采用的迹象。按照我的推论在杭州两浙一带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如何越过长江、跨过淮海，然后再越过黄土高原到西夏区。按照一般文化传播的规律看，我很难设想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带来另一个问题要思考：西夏活字技术哪里来的。我的想法可能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西夏的活字技术独立产生的，是不是受到其他原因不好讲，是产生之后反过来影响到元代王祯的木活字印刷。木活字印刷西夏文相当一部分是早于这个时代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看到《华严经》。每个版接缝地方是有汉文的，我请教了史先生，用汉字标注了每个版的页码。这个问题我在哪儿看到？最早汉文的《开宝藏》就是这样接版要标注次数。

我思考一个问题，写在我的《学人书影》第三集前言里，版心里标记的书名和卷次不是给读者看的，是刻工和装订工看的。在西夏这里看到更能清楚。读史先生的书我注意到西夏活字印刷绝大部分都是西夏文的。采用活字的都是西夏文的，但是在接版次序上用汉字记录名称，数字都是用汉文。

我带着这个问题思考，西夏为什么采用活字印刷？因为汉地雕版印刷成书之后效率很高，一般不会采用这个。中国活字印刷一直没有解决达到很好的效果，雕版印刷的效率又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低。可能是西夏的刻工主要从汉地去的，刻西夏文的时候遇到障碍，刻版速度极为降低，涉及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一个基本问题，刻工认不认识字，因为雕版印刷不是按照字雕的，是一个笔画一个笔画雕，不认识字也可以，但是我想不认识字效率会低得多，至少一个作坊里老师傅要有认字带着他才能刻好，当汉地的刻工雕西夏文的时候跟我一样不知道是啥什么字，只看到笔画不知道是什么，雕版效率大为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刻工数量又不足，采用活字印刷来提高效率。这里跟汉地比较起来，印刷效率的追求没有那么高，特别是佛经这个东西没有商业性。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请各位先生谈。

我考虑中国活字印刷的发展除了极个别南宋周必大自己弄着玩儿，无所谓，毫无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实际上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王祯木活字是转折性的标志。他的材料一上来就是木活字。

我请教了李际宁先生，他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华严经》应该是杭州的。以前我就随便到各地走的时候注意到杭州是有一批西夏人。北京附近保定莲池书院有西夏文的经幢，西夏灭亡之后在元代时候有一批人因为各种原因散居到各地，这些人至少有一部分人接触过大量的活字印刷情况下，可能给王祯改良活字印刷术带来影响，当然我没有任何根据。

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非常不成熟的想法，这件东西我还是感觉留在民间，在民间收藏手里，收藏者、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仔细地摸索揣摩。谢谢大家！

任国辉：非常感谢辛老师从云南佛教的历史背景和文献珍贵性，以及对活字印刷的探讨让我们这次研讨会更加丰富多彩。

各位老师还有补充的吗？

李际宁：这一批《华严经》都是杭州大万寿寺刻的，元代杭州大万寿寺当时是由江南僧录管辖的。早期是由杨琏真珈，后来元朝政府依然派了一些管主八这样身份的人去管理。管主八在补刊《普宁藏》的时候，《续普宁藏》的时候补了一部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有一个长长的题记提到了杭州大万寿寺刻什么，包括大藏经等等，这批东西大概是这样。

还有国图收藏的《慈悲道场忏法》，扉画和经文的有汉字的刻工，可以证明当时在杭州大万寿寺在做所谓的“河西字大藏经”，未必是完整的大藏，只是在那儿的确做了很多雕刻西夏文的佛经的事，刻工我想应该是杭州及其江南地区的人。补充这一点。

任国辉：非常感谢大家精彩热烈的讨论，向外延伸了不少。

我对今天的研讨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元刊西夏文木活字是真品无疑，这是毋庸置疑的；翁（连溪）老师提出下限是元代，也有可能是宋代，为早期活字印刷的珍贵实物，又是名人罗雪樵先生旧藏，又为此件拍品附加了传承的故事，还有多次出版。

大理国写经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写本无疑，与馆藏类似，比馆藏三卷数量还多一卷，是非常重要的一级文物。

我的总结完毕。今天的研讨会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谢谢！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