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照相馆与中国早期摄影 | 中贸圣佳2023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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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贸圣佳2023秋拍“山中商会珍藏古董原版照片专场”汇集3000余张山中商会旧藏原版照片，其中不乏山中定次郎天龙山考察、山本照相馆摄文物照、山中商会陈列展等重要的一手资料。由山中商会经手的重要器物，现今依然在世界一流的拍卖会上时有所见，仍屡创高价。当我们一次次面对这些时隔百年的影像，不仅可以钩沉民国时期跌宕起伏的古玩艺术品发展历程，也不可或缺的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供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

晚清恭亲王奕䜣酷爱收藏，他的王府中曾经存有数量庞大的文物。1912年，承其爵位的小恭王溥伟为了筹集复辟经费，将恭王府收藏的2000多件古玩珍品，几乎全部变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我们发现，原山中商会所存恭王府文物照片上，很多都钤盖有英文“S.YAMAMOTO PEKING”字样的钢印，这是老北京山本照相馆的标识。这个照相馆的经营者、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在昔日北京照相行业、乃至中国早期摄影史中，都曾有过重要影响。

摄影技术这一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优秀成果，正式诞生于1839年，其发明者是法国人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其后经过不断完善，技术手段日益成熟，传播范围迅速扩大。1843年，也就是摄影术诞生4年后，法国人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1802-1877）即携带整套的达盖尔摄影器材来到中国，在广州、澳门一带拍摄风景与人像；同年，一位名叫邹伯奇的中国人，则独立制作出一架摄影器并成功拍摄一幅风景照片。从此，中国摄影史也由这一洋、一中两位人物拉开了序幕。

不过，中国摄影的早期参与者仍以西方摄影师为主体，包括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和随军记者等，现存较早的照片大多也是由他们所拍摄。

如鸦片战争后，中法两国于1844年进行《黄埔条约》谈判期间，于勒·埃迪尔便以法国海关总检查官的身份，为中方谈判代表、两广总督耆英拍摄了“小照”。目前，“小照”与埃迪尔的同期作品共30余幅，仍然保存在法国巴黎摄影博物馆，它们是迄今所知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耆英也由此成为留下照片的第一位中国官员。

但在1860年之前，外国摄影师的活动主要限定在南方的香港、广州及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1825-1903)随英法联军北上，拍摄了一批东部沿海及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的照片，也为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留下了形象的记录。

恭亲王奕䜣，费利斯·比托摄

在比托的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恭亲王奕䜣拍摄的肖像照片。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并洗劫、焚烧圆明园后，在皇城内的礼部大堂举行了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英方代表为特使额尔金勋爵，中方代表即恭亲王奕䜣。作为随军摄影师的比托也来到签约现场，准备用镜头记录这一历史时刻。有记载说，比托把他的照相设备搬进大堂门内正中，将偌大的镜头对准奕䜣时，他表现得十分惊恐，以为英国人对他架起了一门怪异的大炮!随后得知这是在给他照相，表情才慢慢平静下来。不过，由于当时室内光线较暗，这次拍摄并未成功。1860年11月2日，奕䜣回访额尔金，比托不失时机，在额尔金的住处为他补拍了肖像照。这次拍摄的照片，目前所知存世两幅，一直被视为恭亲王的“标准像”。这也是最早的皇室成员的照片。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更有大量外国摄影师来华，他们拍摄的中国影像在西方广为传播。其中最为著名者，莫过于英国人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他于1862—1871年间两度往来中国，足迹遍布沿海港口和城市，包括香港、台湾、北京等地，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照片，出版了《北江景色》《闽江风光》《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印度支那和中国》等多部摄影专集，成为中国和世界摄影史中卓越的纪实摄影家。

此时，摄影技术在东南沿海地区已逐渐普及，在北方的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也开始成为时尚。不过，它进入宫廷的步履却是非常缓慢的。据说1894年前后，光绪帝的珍妃才开风气之先，偷偷从宫外购进一架相机，平日不仅自己照相，还教皇帝和太监拍照。慈禧太后照相则相对更晚，一般认为这是由于她过于保守，而实际上主要还是出于礼制上的制约。她很难接受摄影师、特别是西方摄影师，对着自己随意拍照。

慈禧太后着色照片，勋龄摄

直到1903年，慈禧才将清廷前驻法国公使裕庚之子、曾研习过摄影的勋龄召到宫中，为自己拍摄了数十幅不同场面、不同背景、不同服饰和不同姿势的照片。这些历史照片大多仍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它们具有独特的纪实效果，既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也在客观上对摄影术起到了介绍、传播、推广作用。此后，宫廷内外，争相效尤。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的开办对摄影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照相业也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传播途径呈现出从香港、广州到上海，再到内地和北方的趋势。早期的职业摄影师仍以外国人为主体，他们在经营过程中，通常在当地招收中国助手。其中一些助手在熟练掌握技艺后，也开始独立开设照相馆谋生。这些照相馆除拍摄人物肖像外，还拍摄街景、自然风光，以及社会见闻等内容的纪实照片，并单独或制成贴册售卖。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照相馆是1846年在香港开设的，经营者为一位名叫约翰·麦凯(John McCosh) 的英国医生。1859年，广东人赖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一家摄影社，成为最早开业的中国摄影师。他的照相馆经营有方，技术一流，一直营业到1941年。北京的首家照相馆，据记载是英国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于1863年前后在崇文门内开设的。此人的身份是教会医生，但兼通化学原理，对摄影有较深造诣。1873年，他编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专著《脱影奇观》，对摄影的光学、化学原理，以及如何聚光、洗印照片等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极大地促进了摄影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丰泰照相馆是北京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开业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馆主任景丰为奉天人，青年时代曾东渡日本，学习物理与照相技术，回国后便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0年庚子事变，照相馆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遭到焚毁，任景丰本人也险些陨命。事变后，他重操旧业，生意更加兴隆。此时的丰泰照相馆，“西南两面都是极大洋楼，楼下院内有一小在园，假山石、各种花卉都极布置得宜。楼上陈设洋式桌椅皮榻，大镜油画四壁生辉”。（《新闻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任景丰尤其擅长拍摄戏曲照片，1905年他还邀请京剧老生谭鑫培，摄制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开创了中国人拍摄影片之先河。

晚清社会，传统的画像已基本被照片所取代，官宦仕商之间互赠“小照”也蔚然成风，因此照相馆自然也就成了一种热门行业。人们到照相馆拍摄照片，或者延请摄影师到家中拍照，已日益成为流行的风尚。当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照相仍因价格不菲而问津者寥寥。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老照片，大多为官员、仕商和当时的其他富裕之家。

从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开办时间最长、品牌效应最好的外国照相馆，则非日本人山本赞七郎经营的山本照相馆莫属。

山本赞七郎(1855-1943)，日本冈山县人，从1882年起便在东京的新桥开设照相馆。1897年，他敏锐地捕捉到照相业在中国的巨大商机，于是迁到北京，在东安门外霞公府(今贵宾楼饭店后)开设了山本照相馆。

当时，北京城内的照相馆已有数家，后来者在拍摄人物肖像方面并无竞争优势，山本便走到户外，大量拍摄北京的街景、名胜进行售卖。他的照片尤其受到西方人青睐，并被制成明信片寄往世界各地。1899年，他的《北京名胜》图册正式出版，共收录照片36幅，这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本照片集。次年庚子事变，山本照相馆亦被付之一炬，山本避难于使馆。

《北京名胜》（1906年版）

民国时期的北京山本照相馆

战乱平息后，山本照相馆很快在原址上重新开业。此时的京城百业待兴，作为战后仅存的一家外国照相馆，山本果断抓住了这一发展良机。他以拍摄人像见长，且在庚子事变中与各国外交官有着“生死之交”，为很多在京中外知名人士拍摄了照片；又因照相馆与皇城近在咫尺，常有王公大臣光顾并相互引荐，邀请山本拍摄肖像照。从这时起直至1930年，山本照相馆一直经营良好，成为北京城中家喻户晓的照相品牌。

山本赞七郎经营有道，服务意识很强，能够根据顾客所需，适时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如1909年在《顺天时报》上刊登的广告中，亮点便是“夜间照像开始”：“敬启者：本馆开设京师十数年，久已中外驰名。近更由东瀛聘请高等照像名师，且该技师曾由欧美研究新法，实与他处有天渊之别。并特由外洋购到夜间照像机器，一切照法无不精妙。惟望官学商界光临，一试始知予言之不谬也。”日本商人的精明和务实，在这位摄影师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当时照相的价格如何呢？笔者在1907年的报纸上看到一份山本照相馆的“照相价目寸法条规”，也就是不同尺寸照片的价目表。上面分为“白金纸照相”“扩大照相”两类。前者的“白金纸”即传统的银盐冲印相纸，共分三寸、四寸、六寸、八寸、一尺、一尺二寸和一尺五寸7种规格，每种洗印数量各分三张、六张和十二张。价格以3张起印为例，最小的三寸2元，最大的一尺五寸20元。若拿底片“外印”，价格则不到同类尺寸的一半。后者“扩大照相”，分为一尺二寸、一尺五寸、二尺和二尺五寸4种，最小的一尺二寸每张5元，最大的二尺五寸则每张高达30元。

山本照相馆“照相价目寸法条规”（1907年）

当时的1元钱是什么概念？100斤（1斤=16两）米约2元，1亩中等田地20-30元，一个雇工的年收入约合20元。人们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无疑属于一种比较昂贵的消费，山本赚的也是富人的钱。

1916年，山本赞七郎告老返回日本，照相馆由其长子山本明继续经营。

山本照相馆与清朝官场和在京外国人都走得很近，曾为不少知名人物拍照，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以及庆亲王奕劻、清逊帝溥仪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山本为慈禧太后拍照的轶闻。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称：“日人某精摄影，庆王为之介绍于孝钦后，令至颐和园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庆邸消莨园洗晒。已许以千金之赏矣，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文中的“庆王”即庆亲王奕劻，“孝钦”即慈禧；而就当时在北京照相业的影响而言，“日人某”无疑就是指山本赞七郎。

山本照相馆也不失时机，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广告宣传。笔者发现，他们在1906 年《顺天时报》上反复刊登的一则广告中，也有1905年“恭照皇太后御容”的内容。广告全文如下：

山本照像馆，北京霞公府，电话总局六十六号。

启者：本馆于庚子后重整旧业，又四年于兹矣。自备外洋各式上等照像俱，专照尺五大像暨电光放大，迥异他家，久蒙京外仕商推许。上年恭照皇太后御容，并列位王大臣之玉像皆能如颜鉴形，洵属技巧堪讶，术越同侪。惟望贵官商辱临敝馆一观，以证所言不谬，是为幸甚。

山本赞七郎谨启。

不过，现存的慈禧照片均拍摄于光绪二十九其七旬大寿前后，宫中还在这年七月（1903年8、9月间）始建《圣容账》，对这些照片的内容、数量及放置地点都有记录，拍摄者均为前面提到的御用摄影师勋龄。山本赞七郎赴颐和园为慈禧拍照，在中国摄影史上算是一桩小的公案，从现有资料看此事应该为真。至于他拍摄的“小照”，或许已经失传，或许就混藏在常见的慈禧照片之中。

英裔澳大利亚人乔治·莫里循(G.Morrison，1862-1920)，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他于1897年来到中国，旅居北京20余年，先后出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中华民国大总统政治顾问。他在王府井购买了一座大宅院，当时的王府井大街甚至被称为“莫理循大街”；他酷爱收藏，多年来购置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达2万多册，其私人图书馆被称为“莫理循文库”。1917年，莫理循决定回国，其全部藏书被日本三菱财团购得，成为日后东洋文库的基础。

莫理循喜欢照相，宅邸与山本照相馆距离很近，他拍摄的照片大都拿到那里冲洗。山本赞七郎也常到莫宅，为莫理循和他的仆人们照相。莫理循卖掉藏书后，还专门邀请山本照相馆的摄影师为自己的图书馆拍照留念。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但根据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宣统帝溥仪的皇帝“尊号”犹存，在紫禁城继续生活了13年之久。1924年被驱逐出宫后，曾藏匿日本公使馆，后潜往天津当寓公。溥仪和他的“后妃”都喜欢照相，他们除了相互拍照取乐外，还邀请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照片。

故宫藏婉容半身照上的“北京，山本赞七郎”标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皇后”婉容半身照，硬卡纸右侧墨书“芳泽公使夫人惠存”，右下方则印有中英文“北京，山本赞七郎”字样。据此推断，这幅照片是她与溥仪避居日本使馆期间，由山本照相馆所拍，原本准备送给日本公使夫人，不知何故未能送出而带到天津，潜往东北时与其他照片一起留在了天津静园，后被移交故宫博物院统一收藏。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山本赞七郎虽然早已返回日本，但他的名字依然作为山本照相馆的品牌而被广泛使用。

而山本照相馆与恭王府、山中商会之间的关联，在现有史料中看不到任何记载。但通过现存文物照片上的“S.YAMAMOTO PEKING”钢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山中商会与恭王府在交易过程中，还曾邀请山本照相馆的摄影师专门为文物拍照。这批文物中的瓷器，内容相当精彩。它们以清康雍乾三代的官窑陈设器为主，其中不乏珐琅彩、洋彩等名贵彩瓷，以及冬青釉、窑变釉等美观的单色釉重器。对照山中商会于昭和初年出版的一系列图录，照片上的作品与图录所收器物多有重合。由此可以推断，这批照片源自山中商会，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实物购自恭王府旧藏。

综上所述，由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创办的山本照相馆，清末民国时期在北京城内家喻户晓。它不仅与皇室贵胄、中外名流往来密切，而且将镜头延伸到街景名胜、器物古玩等方方面面。将这些珍贵的照片串联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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