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 评论 | 鲍栋《往事》

往事

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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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那有意识的生活的四十三年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其中四十二年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如果我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话，当然我将力图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将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亡。今天，我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与青年时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实际上是更加坚定了。

——列夫·托洛茨基《遗嘱》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消除阶级和阶级的对抗，那么，⾰命则使阶级的⽃争最⼤限度地激化了。在⾰命的时代，那种能促使劳动者在反对剥削者的⽃争中团结起来的艺术是必需的，也是进步的。⾰命的⽂学不可能不充满社会仇恨的精神，在⽆产阶级专政时代，这种精神乃是历史⼿中的⼀个创造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团结⼀致是社会的基础。整个⽂学、整个艺术将以另⼀种⾳叉来定⾳。我们这些⾰命者的那些如今时常难于称谓的感情（⽆私的友谊、对他⼈的爱、由衷的同情等字眼，已被伪君⼦和庸⼈们⽤滥了），将作为有⼒的和弦响彻在社会主义的诗歌中。

——列夫·托洛茨基《⽂学与⾰命》

昨天夜里，确切地说是今天凌晨，我在梦里同列宁进行了交谈。我们好像是在一艘轮船的三等舱里，列宁躺在铺位上，我站着还不知是坐在他的身边。他关切地问起我的病情：“您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您得好好休养……”我回答说：“由于我的体质好，以前感到疲劳时只要休息一下，很快就能恢复，但这回毛病看来却在加重……”“那您得好好地（他特别加重这个词）跟医生商量商量，（并且还说了几位医生的名字）……”我回答说，已经请了不少医生诊断过，并且告诉他我去柏林求医的事；但是我看着列宁时，突然想到他不是已经死了吗，然而我又马上驱散这个想法，以便能够同列宁把话谈完。当我把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事情讲完时，我想补充一句“这是您死后的事，”可是我又马上制止自己，改口说：“噢，是您生病以后……”

——列夫·托洛茨基《流亡日记1935》

我死后留下的所有遗产，所有我的版权（我的著作、文章等的收入）全部由我的妻子娜塔丽娅·伊凡诺夫娜·谢多娃处理。

如果我们两人都死去的话……〔这一页的其余部分是空白的〕

——列夫·托洛茨基《遗嘱》

谢瓦(弗谢沃洛德·沃尔科夫)跟随罗斯默一家来到了科约阿坎。托洛茨基与娜塔莉娅对找回来的外孙百般疼爱。自从他们在王子群岛失散以来，已经过去了七年。这些年来，小男孩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生活，监护人、学校和语言多次变换，以致都快把俄语忘光了。外祖父的巨大悲剧仿佛也在他那狭窄的童年范围内反映出来。失去父亲时，他差不多还在襁褓中，他刚到柏林和妈妈团聚，她又自杀了。后来，当了他父亲的廖瓦又突然神秘地死去，孩子成了家庭纷争的对象。他被偷走，藏起来，又被找到，最后被送到他只是依稀记得并被教诲应该热爱的外祖父身边。此刻，给搞糊涂的孤儿不安地望着他被领进来的这个奇怪的挤满人的家，这个家仿佛像个城堡，但已经散发出死亡的气味了。

——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

弗谢沃洛德·沃尔科夫，生于1926年，列夫·托洛茨基的外孙。1939年与外公列夫·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曾目睹了针对托洛茨基的2次暗杀行动，在第一次暗杀未遂中受了轻伤。2023年6月18日于墨西哥城去世，享年97岁。

我深切地感谢在我生平中最困难的时刻仍然忠诚于我的那些朋友。我不想一一例举，因为我不能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列夫·托洛茨基《遗嘱》

娜塔莎从庭院走近窗户，她把窗户开得大些，让空气更通畅地流进我的房间。我能看到围墙下面一条狭长的绿茵茵的草坪，围墙上面一片晴朗的蔚蓝色的天空和到处闪烁着的阳光。生活是美丽的。但愿我们的后代清洗掉所有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充分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吧。

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列夫·托洛茨基《遗嘱》

可是，沿索斯瓦河是没有道路可走的。除了别列佐沃，周围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方园几千里没有一个单独的俄罗斯人村庄，只能偶尔见到一些奥斯恰克人的棚屋。这里没有电讯设备，沿途也没有马车，只有可通鹿车的小径。警察不会追到这里来，不过很可能在茫茫的荒野里迷路或者冻死在雪地里，而且现在又正好赶上发生暴风雪的二月天气。

——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画中文字为俄文：要吃新鲜的肉，喝温热的血，否则你无法走出这片苔原。）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一天，有人把我放在一只驯得像绵羊似的灰色大母马的背上。这匹马既没有辔头，也没有鞍，只有一根缰绳，我叉开双腿坐着，双手紧紧地抓住马鬃。这只母马驮着我慢慢地从梨树下走过，一根树枝把我挡住，不知怎么的，我从马臀后滑下来，跌到草地上。我没有受伤，只是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主护但以理不为狮伤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但以理书六:19-23》

托洛茨基像其他犹太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持所谓同化的观点，认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是没有前途的。保持犹太人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不是宗教纽带就是半虚构的民族主义纽带，但根据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信念，宗教纽带必定要断裂，民族主义的纽带最终必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建立犹太国，更不是在非犹太人的国家里建立犹太国，而是坚持对社会进行国际主义的改造。其前提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中都应无保留地相互信任。这种态度，他终生不渝——只有纳粹主义的冲击曾使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稍有缓和。

——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

但是不管我怎么死去，我至死也不会动摇我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这个对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即使现在还给予我这样强大的抵抗力，而这种抵抗力是任何宗教信仰都不可能给予的。

——列夫·托洛茨基《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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