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代里奇｜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再生产与未完成的女权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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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代里奇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以商品为形式的价值生产，他对资本积累过程中妇女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的忽视，阻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她提出，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还是当今这个其生产结构经过重组、高度机器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其高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再生产领域中的女性的无酬或低薪劳动。
译自：Silvia Federici（2012）: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PM Press。
译者吴昊，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关注情感、性别与文化政治，译有《残酷的乐观主义》，运营公众号“她译”。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文
吴昊 /译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中心，深埋着妇女的工作与劳动。
——大卫·史泰博，《无处似家》
本文所要做的是对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再）生产重组的政治解读，也会延续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首先被“为家务劳动付酬运动”（Campaign for Wages for Housework）的活动家们提出，特别是达拉·科斯塔（Dalla Costa），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后来澳大利亚的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以及比勒费尔德学院的女权主义者，包括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克劳迪娅·冯·韦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维罗妮卡·本霍特-汤姆森（Veronica Bennholdt-Thomsen）等。这些批评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以商品为形式的价值生产，以及他对资本积累过程中妇女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的忽视，阻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劳动的忽视，限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真实规模的理解以及工资所造成的工人阶级内部的——从两性关系开始的——分化。如果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必须同时依赖巨量无酬的家务劳动（domestic work）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对这些再生产活动的贬低以削减劳动力成本，他可能就不会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或不断前进的。对我们而言，在《资本论》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必须至少在三个层面挑战这种假设。第一，五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耗尽了我们的资源，且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它并没有让“稀缺性”成为过去，而稀缺性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解放的主要阻碍。相反，世界范围的资源稀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直接产物。第二，虽然资本主义看似促进了商品生产组织中工人的合作，但实际上却以多种方式分化了工人：通过不平等的劳动分工、通过工资和制度化的性别和种族歧视等。第三，从墨西哥革命和中国革命开始，上个世纪最反系统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由产业工人（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主体）主导的，而是由农民、土著、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女权主义的运动引领的。今天也同样如此——与产业工人一道，这些斗争由农民、城市棚户区居民发起，无论是在非洲、印度 、拉丁美洲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是，妇女也是这些斗争的中坚力量。她们排除万难，再造着她们的家庭。无论市场如何贬低她们价值，甚至当资本家宣称她们为无用的劳力时，她们都扩展着自己的存在，为人本身的价值再造着人。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指导我们进行时代的“革命”？我通过分析全球经济中再生产的重组来提出这个问题。我的主张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话，它就必须从全球的角度重新思考“再生产”的问题。反思那些再生产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活动，可以破除生产自动化可能会创造出的一个非剥削社会的幻想，澄清革命的障碍并不是技术性知识的缺乏，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工人阶级中创设的分裂。的确，除了吞噬地球资源的危险，资本主义还放任了更多的战争，就像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一样，被企业占有自然资源和控制世界经济的野心点燃。马克思的理论精深全面，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忽略了妇女的再生产工作。他承认，与其他商品一样，劳动能力必须被生产出来。在处理再生产工作问题的时候，他极为简略，将其简化为工人用自己工资对商品的消费，以及这些生产这些商品需要的劳动。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叙述与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一样，认为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仅仅是商品和市场而已。其他工作被忽略了，包括烹饪工人购买的食物，以及使工人重获身体和情感上再次投入工作的能力的劳动。他没有在商品生产和劳动力生产之间做出区分，认为一条生产线同时就能生产两者。由此，劳动力的价值是以维系工人生产和再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衡量的（食物、衣物以及住房），而这又是由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的。甚至在讨论工人代际上的再生产（生育抚育等）的时候，马克思也极为简洁。他告诉我们，工资必须要足够保证“工人的更替”，即作为劳动力的工人的孩子。但，再一次，他只将男性，自我维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和生存的基础作为这个过程中可识别的行动力量。工人的生产是通过商品实现的，却没有怎么提到妇女、家务劳动、性关系以及生育。在少数提到生物性再生产的场合，他倾向于将其视作一种自然现象。为什么马克思一直忽略妇女的再生产工作？比如，他为什么没有质询，再生产劳动力过程中的原材料要变成产品，实现价值，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就像他在分析其他商品的生产过程时所做的那样。）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起点，即英国工人阶级当时的状况，部分地导致了这一盲点。在马克思所描述的、他所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工业无产阶级状况中，妇女的家务劳动的存在并不显见。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分支，至少对工业工人阶级而言，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视野之外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再生产的工作就被正式纳入了资本积累之中，但直到19世纪晚期，家务劳动才作为再生产工业劳动力的关键引擎出现，依照工厂生产的要求，被资本组织，并为资本而组织。直到1870年代，再生产的劳动都被压缩到了最低程度，因而《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了这些无法回避的事实：工人阶级根本无法完成再生产，其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多岁，在青春之年死于过劳。直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阶级才开始投资劳动力的再生产。与此同时，积累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变化，这需要更高强度的劳动纪律和更强壮的工人。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再生产工作的发展以及全职家庭主妇的出现，是榨取价值的剥削模式从“绝对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转变的产物。我们也可以推测，分类一种无法用货币估价的劳动形式的困难，让马克思对此保持了沉默。但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不止马克思，而且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长于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极为发达的时代——都持续对这些工作视而不见，那么有一点我们必须纳入考虑，它更多地指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理论的局限之处。我认为，马克思忽视妇女再生产劳动的原因在于他仍执着于技术主义的革命理念。再这样的理念下，自由通过机器实现，生产力的提高被当作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而资本主义的工作方式被看作历史理性的最高模式，对任何形式的生产都适用，包括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换句话说，由于他接受了资本主义对什么是“工作”的定义，并且想象付酬的工业化工作是进行人类解放斗争的舞台，他没能正视再生产工作的重要性。除了少数例外，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复制了同样的假设。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s）【译注：即《1857—1858经济学手稿》里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偏爱，表明将科学技术理想化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革命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使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看到资本主义中的妇女再生产工作的同时，在过去也倾向于强调其所谓陈旧、落后和前资本主义的特征，并想象以理性化为形式对其进行社会主义重建，以提高其生产力的水平。这个盲点的一个现代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把握二战后妇女反抗再生产工作的历史重要性，正如妇女解放运动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他们忽略了这些运动对什么是“工作”，谁构成工人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本质的实践性地重新定义。只有当妇女离开了左翼组织，马克思主义者才意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意义。时至今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依旧不承认再生产工作的性别特征，甚至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或只是口头承认，比如奈格里（Negri）和哈特（Hardt）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确实，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比马克思本人更不关心社会再生产问题。马克思曾详细讨论过工厂儿童的状况，而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却难再找到任何讨论儿童的篇章。【译注：正如作者在本书“论老年人的照护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一章中提到那样，老年人的问题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理论的盲点。】稍后我会回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提出它在理解新自由主义转向和全球化过程的意义上存在的欠缺。到1860年代，在反殖民斗争和美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的论述受到了第三世界政治理论家（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的激烈批评。然而，于欧洲和美国兴起，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扩展至全球的反抗家务劳动的妇女运动，则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反思。反抗家务劳动的妇女运动与女权主义对工作、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重新定义劳动只有在被拒绝的时候，其价值才能得到证明。这似乎是一条社会规律。对家务劳动而言，显然是如此。在妇女起来拒绝和反抗将再生产工作当做自己自然职责之前，家务劳动一直被贬低，并保持着隐形的状态。正是妇女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这项工作的反抗，揭示了无偿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食物需要准备，衣物需要洗涤，身体需要拍抚和照料，女权主义者们不仅明确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远比商品消费更丰富的社会活动，她们对再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家务劳动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引起了对马克思的分析范畴的反思，引起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及其基础，以及阶级斗争的重新评估。从1970年代初开始，一种女权主义理论逐渐成形，它进一步推进了第三世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证实了资本主义不一定只以付酬的、合同化的工作为特征。她们主张，本质上，资本主义与被压迫的劳动有关。她们还揭示了对再生产劳动的贬低与女性被贬低的社会地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范式的转移也产生了政治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左翼运动口号的拒绝，比如“大罢工”、“拒绝工作”，两者从来没有包括过家务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经过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过滤，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只表达了世界无产阶级中少部分群体的利益，即成年白人男性工人。一个积极的结果是，对再生产工作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依赖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工人，因此也依赖一种特定类型的家庭、性关系和生育模式，由此，我们得以将私人领域视作一个事关生产关系的领域，一个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视野下，规训和禁止堕胎可以被看作控制劳动力供应的手段，生育率的下跌和离婚的增加是对资本主义规训的反抗。个人的变成了政治的，资本和国家管理我们生活和再生产的触手深入我们的卧室。“为家务劳动付酬运动”的倡导者们表明，妇女反抗家庭规训的隐形斗争正在颠覆一种再生产的模式——它是福特主义的基石。比如，达拉·科斯塔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妇女一直在进行反对生育的无声罢工，出生率的下降和政府对移民的推动都表明了这一点。利奥波迪娜·福图纳蒂研究了意大利妇女在二战后从农村地区出走的动机，以及战后妇女的独立诉求和她们对孩子投入的增加，与新一代工人更加愿意斗争之间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发问：经济全球化如何重新结构化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调整对工人，特别是妇女——传统上承担再生产工作的人——造成了何种影响？最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结构性调整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经验教训？在我们的时代，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位置？我们要注意的是，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所凸显出的巨大区别。第一个要注意的区别是，虽然在世界经济的关键领域，生产已经通过技术进步进行了重组，但家务劳动领域却没有发生显著的技术革新，尽管家庭之外受雇佣的妇女数量已经极为庞大。在全球北方，电脑进入了很大部分人口的再生产活动，包括购物、社交、获取信息等。日本公司正在推动陪伴和恋爱的机器人。他们的发明包括给老人洗澡的“护士机器人”和根据客户的欲望和幻想定制的互动性恋爱机器人。但就算是在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家务劳动并没有显著减少。相反，它们被市场化了，重新分配给了全球南方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妇女。妇女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与其他形式的生产不同，人类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机械化的，它需要的是高度的人际互动和对复杂需求的满足，物质和情感的元素缺一不可。再生产工作是一个劳动密集的过程，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儿童和老人的照料之中，即使是最物质的工作内容，也包含着安全感、安慰的提供，以及对恐惧和意愿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活动都不是纯粹“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也无法分解为可被机器或虚拟在线沟通替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家务和照料工作并没有被技术化，而是通过商业化和全球化被重新分配给了不同的主体。由于妇女对付酬工作参与极大增加，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国家，通过服务业爆炸式增长，大量的家务劳动被带出家庭，并被市场重组。从工资雇佣的角度看，服务业已经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这意味着现在饭更多是在外面吃的，衣服更多是在洗衣店或干洗店洗的，很多食物已经进行了预烹饪以便消费。由于妇女拒绝婚姻和育儿中的规训，再生产活动也有减少的趋势。在美国，出生人数从1960年代的每千名妇女118人下降到 2006年的66.7人，初育妇女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30岁上升至2006年的36.4岁。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西欧和东欧尤其显著，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妇女的生育“罢工”仍在继续，这导致了零增长的人口结构，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这也是号召扩大移民的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在结构性调整和经济重组之后，再生产工作发生了国际性的结构调整，全球很多大都市的再生产工作都是由移民妇女承担的，特别是对老人和小孩的照料，以及为男性工人提供的性方面的服务。从很多角度上看，这都是极为重要的演化。虽然，从女性群体内部权力分化的角度，以及从商业化再生产暴露出来的问题的角度，其政治性的影响都尚未被女权主义者们探明。虽然为政府所赞许的“照料的全球化”使他们节约了对再生产的投入，这种“解决方案”却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不仅是对移民妇女个人而言，也是对她们所在的共同体和社区而言。无论是基于市场的再生产重组，还是“照料全球化”和技术化，都没有“解放妇女”，也没有消除目前再生产模式中固有的剥削。如果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妇女不仅仍然从事着大部分无偿的家务劳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而且由于公共社会服务的削减和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的数量（包括付酬的和无酬的）都面临着实质上的增加，尽管她们也还从事着家务之外的工作。三个因素延长了妇女的付酬工作时间，以及她们回到家之后仍需进行的劳动时间。首先，妇女是经济全球化的减震器，她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工作来弥补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国家日益减少的对再生产的投入造成的恶化的经济条件。在受到结构性调整的国家尤为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极大地削减了对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必需品的投入。在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和南美洲国家，这些削减的后果就是，妇女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打水、获取和准备食物、处理更频发的疾病，而医疗私有化又使大多数人无法负担看病的费用，但营养不良和环境破坏却已让人们的身体更加脆弱。在美国，由于预算削减，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过去进行的工作都已经被私有化，或转移到了家庭内部，成了妇女的无酬劳动。比如，现在病人在手术之后几乎马上就会被安排出院，家庭必须承担各种术后的和其他治疗性的医疗任务，而在过去，这些都是由医生和专业护士完成的。对老年人的公共援助（家政服务、个人护理）也被削减，护工和社工进行家庭探访的时间大大缩减，提供的服务也减少了。第二个因素是“家庭工作”的扩张，这部分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分散化，部分是由于非正式工作的流行。正如大卫·史泰博（David Staples）在《无处似家》（No Place Like Home）中写到的那样，基于家庭的劳动远不是一种过时的劳动形式，相反，它是一种长期的资本主义战略。史泰博正确地指出，在无需付酬的家务劳动的诱惑下，再生产工作被无情地拉入了家庭内部。通过组织以家庭为基础的再生产工作，雇主可以使其不可见，从而破坏工人工会化的努力，并将家庭工资压到最低。许多妇女选择这种工作，试图调和赚取收入和照顾家庭的关系；但结果是使妇女受其奴役——“其收入远远低于在正式场合从事这些工作所能赚取的工资，并且这复制了性别分工，使妇女更深地陷入家务劳动之中”。最后一个原因是，妇女就业增长和再生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消除性别劳动的等级制度。尽管男性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的工资仍然只有男性的一小部分。我们还见证了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增加，部分被女性在就业上的竞争触发，部分源于其无法履行家庭供养者的角色而产生的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当女性拥有了自己的收入，并且在家庭之外度过了更多的时间，男性由于无法掌控女性的身体和劳动而实施了暴力。在工资下降和普遍失业的背景下，男性更难组成家庭，许多男性于是利用妇女的身体，组织色情和卖淫活动，以此作为进入世界市场和在其中进行交易的手段。在非洲和印度的一些地方，对老年妇女的袭击也大量增加，她们被指控施行巫术或被魔鬼附身，于是被赶出家门。这种现象很可能反映的是在资源迅速减少的情况下，对一些家庭成员——她们被认为不再具有生产力——的支持的危机。从这项分析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争取付酬工作或争取“进入工作场所加入工人阶级”——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不是通往妇女解放的道路。付酬的雇佣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成之为一个连贯的政治战略。只要再生产工作还被贬低，只要它仍然被当做一种私人事务和女性天职，妇女就总会以比男性更少的权力与资本与国家对抗，并处于极度脆弱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市场基础上减少和重组再生产工作的限度。比如，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减少或商业化对儿童、老人和病弱的照料，而不使这些被照料者在关怀的意义上付出巨大代价？在何种程度上，市场化的食品生产恶化了我们的健康（例如，导致肥胖，特别是儿童肥胖的增加）。而通过将劳动重新配置到一部分妇女身上的再生产劳动商业化，则招致了女性内部新的不平等。现在我们需要重启针对再生产的集体性斗争，收回我们对再生产物质条件的控制，并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之外，创造新形式的关于再生产活动的合作。这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的事业，并且，在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很可能会扩大。各国政府现在试图利用危机，在未来对我们实行严格的紧缩制度。但通过“占领”土地，城市农业，社区支持的农业和各种形式的互助和替代的医疗形式，一种新的经济正在浮现，它可能将再生产工作从一种窒息的、歧视性的活动，变为人类关系最具解放潜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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