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正是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一组维持资本主义存活的起因与理由产生了

资本主义为何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后仍然幸存而没有灭亡，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本书沿着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路径，试图构建出完整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以弥补《资本论》的不足。正是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一组维持资本主义存活的起因与理由产生了。

本书汇集了列斐伏尔几项重要研究，对资本主义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短期的实际解决方案，并进行了长远的意识形态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被看成作者于一年后（1974年）出版的深具影响力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的一个宣言，列斐伏尔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亦能在其随后发表的巨著《论国家》中被找到。

今天给大家推送《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3版）》书摘（节选自本书后记，注释从略）。

 

 

亨利·列斐伏尔所著《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的第3版，出版于这位哲学家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十周年之际（2001年），当时重新发掘和出版其作品的活动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幸存》第2版出版于1973年底，第1版则是同年上半年（5月）出版的（这两个版本仅在装帧设计上有所不同）。

为了不使这个新版本显得累赘，我以为，与其放入一篇不厌其详的前言，回顾亨利·列斐伏尔的生平与著作（在《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拉伯雷》［Rabelais］、《从乡村到城市》［Du Rural à l’urbain］和《写给美学》［Contribution à l’esthétique］这些由安特罗波斯出版社于2001年再版的作品中，我已经这样做了），倒不如邀请1970年代非常熟悉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学家雅克·吉古，对这本他始终钟爱的著作进行介绍。筹划《资本主义的幸存》这个第3版期间遇到的若干困难，促使我今天在征得雅克·吉古同意的前提下，写下这篇后记。本文旨在对第1版出版时的背景进行清晰说明，同时重新提出本书当中令我时常记挂的一个议题，这就是本文将要在此叙述的话题，纵使此处的叙述也远远谈不上清晰透彻。

再版该作品的想法，在2001年6月于巴黎第八大学举办百年诞辰研讨会的准备工作期间浮现，让人觉得此举很有必要。事实上，我决定优先将亨利·列斐伏尔在三十多年前交给安特罗波斯出版社的那些作品，放进我当时正在同一家出版社主编的丛书当中再版。因此，大约在2001年3月，我邀请雅克·吉古为本书撰写前言。他后来也将此文作为贡献给同年6月研讨会的文章。

更确切地说，第3版更像一本证明了自身价值的新书，因为前两版在收录、编排材料的时候都遇到了一些问题。此书晦涩难懂，因为在编排上犯了大错（好几个地方的页码顺序都搞乱了）。因此我决定彻底重新编排该书，使其篇目设置与作者的手稿内容相符。韦罗妮克·杜邦（Véronique Dupont）负责比对，塔玛拉·蒂默尔斯（Tamara Timniers）负责编排页码。阅读校样的时候，雅克·吉古的前言当中的一条注释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对比《资本主义的幸存》与《泛滥：从楠泰尔到巅峰》时，我意识到前者有一部分内容一字不动地来自后者。亨利·列斐伏尔1973年完稿《资本主义的幸存》时，把《泛滥：从楠泰尔到巅峰》一书最后80页的内容加在目前构成头三章的120页内容之后。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了这一情况。不过正如克里斯蒂娜·德洛里-蒙贝尔热（Christine Delory-Momberger，《拉伯雷》前言的作者）向我提示的那样，这一操作可能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那些把这数十页读了两遍的好奇读者，会觉得这个点子在解释说明方面成就非凡。这数十页在两本书中的顺序并不相同，而内容完全一致！细心的读者会在索引中发现概念的延续性、书中两个部分乃至全书的延续性。这很好地表明，并非编者想要让书变得更厚，而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重新结合这些文本意义重大。

而《泛滥：从楠泰尔到巅峰》一书也在“五月风暴”三周年之际（1971年）由西累普斯出版社（Syllepse）再版，标题稍作改动，内容详实丰富。因此如果不指出重新对照这两部作品的必要性，就不可能直接让人重读《资本主义的幸存》。

因此，本次再版是团队工作的成果。此外，出于为第3版添彩的初衷，我为此书编了索引。在这一过程中，我确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清晰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大约2000年，在我第一次重读此书的时候，该问题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之前，我还读过两次，却尚未发现本书情况的特殊之处）。

我对亨利·列斐伏尔的作品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应的年份是1967年至1980年。这一阶段，亨利·列斐伏尔只要一出新书，我就会找来读。这一时期，我与他走得很近，因为1967 年—1973年我是他的学生。1973年6月，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继续参加他的某些研讨课程，尤其是1975年每周一次在安特罗波斯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里举办的关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讲座。在课上，我们相互阅读彼此的作品，交换文本，这都要感谢勒内·卢罗从中协调。这项工作可以看作“体制分析的隐形学社” 的一种活动形式。1980 年，我撰文《亨利·列斐伏尔》，该阶段就算是告一段落了。这篇文章发表于1984 年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推出的第1版《哲学家词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p.1542-1546），1993 年，该词典在发行第2 版时移除了该文。

第二个（密集）研究亨利·列斐伏尔的作品的阶段对应的年份是1985年至1991年，直到亨利·列斐伏尔去世为止。这一时期，我出版了《亨利·列斐伏尔与本世纪的奇遇》（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ècle, Paris：Métailié，1988）一书，还在梅里迪安—克林克西克出版社（Méridiens-Klincksieck）由我与安托万·萨瓦（Antoine Savoye）一道主编的丛书中，编入了由米歇尔·特雷比耶奇（Michel Trebietch）撰写前言的《民族主义对抗国民》（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ations, 1988 年第2版），以及由勒内·卢罗撰写前言的《总和与剩余》（La Somme et le reste, 1989 年第3版）。

第三个密集研究的阶段是1998年至1999年。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与安特罗波斯出版社合作筹划再版《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一书的念头。自从这本书的第3版于2000年发行以来，我又筹划再版了《空间与社会》（Espace et société, 2000），并于2001年，也就是亨利·列斐伏尔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筹划出版了《从乡村到城市》、《存在主义》、《拉伯雷》、《历史的终结》（La Fin de l’histoire）、《写给美学》。2002年，我继续这项工作，出版了《科学的方法论》（Méthodologie des sciences），以及如今这版《资本主义的幸存》。这项工作激励了我，使我有意动笔为上述作品撰写介绍，在法国与国外的讲座上进行相关宣讲，并写作一定数量的针对性文章。美国有一些编辑也就若干书籍的翻译之类的事请我帮忙。倘若不发表一两部从列斐伏尔的思想出发的作品——自1993年来就让我投身其中的《现时的理论》（La Téorie des moments），以及《以退为进的方法》（Méthode regressive-progressive）——我不会情愿就此终结第三阶段的工作。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在全球化背景及其产生的问题下焕发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