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学术共同体之理念，坚守学术至上之宗旨——《中外论坛》2023年第3期出版

《中外论坛》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人文学术集刊。倡导专题探索，致力学科融通，每期不仅有海内外学者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学术互动和学科发展的综合呈现。关注视野为古代中国的文史研究领域，时段从先秦至于清代。常设栏目为“专论”“译文”“书评”“动态”4个版块，力求刊发原创性强的专题论文、影响深远的海外译文、深度批判的优质书评、学术前沿的动态追踪。

《中外论坛（2023年第3期）》刊出文章12篇，包括专论5篇、译文3篇、书评3篇、动态1篇。内容包括“石刻所见唐后期藩镇的信仰工程与地域社会 ”“唐宋间江西家族的祖源论述与地域社会初探”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研究等。

目录

【专论】

石刻所见唐后期藩镇的信仰工程与地域社会——九世纪前期义成军的个案/夏  炎

由“异质”到“同质”：唐五代歙州融入“江南”的历程/耿元骊

唐宋间江西家族的祖源论述与地域社会初探/吴修安

学术、风俗与地理：试由《朱子语类》探讨江西士人群体形象/郑丞良

人在低地：明初以降赣江三角洲的治水和围垦/刘诗古

【译文】

东晋南朝的村与豪族/[日]越智重明（陆帅译）

杨万里的家族及地域社会/[日]小林义广（盘媛译）

山谷之间：角逐中的中国西南坝子景观、社会与环境（1700-1900年）/黄菲（孙烁译）

【书评】

从山谷到海洋——读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陈烨轩

社会史视野下的藩镇研究——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读后/周  鼎

“地域社会论”的“射程”——评森正夫《“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赵思渊

【动态】

明清账簿，一种长时段的地域文本/潘  晟

各篇摘要

【专论】

石刻所见唐后期藩镇的信仰工程与地域社会

——九世纪前期义成军的个案

白敏中撰《滑州修尧祠记》与《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记录了宝历二年四月至八月，义成军节度使李听在滑州实施的尧祠祈雨、修庙，新建明福寺塔以及在尧祠和明福寺分别建立纪念石刻的系统信仰工程。这一九世纪前期藩镇的个案，揭示出唐后期节度使祈雨、修庙、建塔及立石行为背后隐藏的地域社会史画面。地方官府实施的诸如祈雨、修庙与建塔等信仰工程，均是地方官府与地域社会双方，以信仰为媒介，以各自的发展诉求为基础，实现官民合作的仪式性与政治性工具，而建于祠庙与佛寺的纪念性石刻则是双方合作的永久性契约。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地方家族经营的祠庙与佛寺通过官方化的形式获得了金字招牌，地方长官则在地方家族的支援下顺利实现了区域治理的目标。

由“异质”到“同质”：唐五代歙州融入“江南”的历程

 歙州与江南曾为彼此异质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融入江南文化（即华夏化）并与江南区域彼此互融而凝为一体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贯穿唐五代始终，并最终在南唐完成。歙州在经济上通过茶叶贸易介入江南市场体系；汪华信仰照搬江南大众信仰当中的人而成神模式，与江南大众文化产生同步互动；歙州知识精英也模仿江南读书风气，虽然科举成绩还不突出，但已形成与江南同模式的科举认同。歙州华夏化的完成，推动了江南社会与文化整体而全面地融为一体，长江以南东部区域（江东）最终全体摆脱了“蛮夷”标签。以此为基础，歙州区域治理策略亦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与中原、江南有所区别，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的动态演化与结构过程。

唐宋间江西家族的祖源论述与地域社会初探

本文尝试从碑志（包括墓志铭、行状、墓表与神道碑等）考察唐宋时期江西士人家族的祖源论述（以宋代为主），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首先，透过对欧阳修《与曾巩论氏族书》以及庐陵欧阳氏与南丰曾氏家族祖源论述的分析，指出南方士人家族借由攀附中原传统郡望或历史人物，建构为北方后裔的祖源论述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能将之直接视为真实的历史文本。其次，从血缘与地缘两种原则考察唐宋时期江西士人家族祖源论述的建构过程，前者论述中的郡望与历史人物是最常被操作的要素，其中移居江西的历史人物多在唐末五代；后者在宋代以降逐渐形成三个祖源论述：黄墩、金陵与金华，其中金陵论述是影响范围最大的，这与杨吴·南唐政权曾统治江西密切相关。接着，分析一个土著家族——刘元偃家族，前后长达六百年的祖源论述演变。最后，总结指出江西境内存在祖源论述相冲突的士人家族多集中在赣江、抚河中游以及鄱阳湖东西两侧的丘陵山区。拥有共同祖源论述的家族大多分布在同州县内，跨州域的祖源论述代表为“金陵”论述。江西士人家族的祖源论述不应视为北方移民南迁的记录，更多的是土著或地方家族寻求新认同的反映。

学术、风俗与地理：试由《朱子语类》探讨江西士人群体形象

朱熹与江西士大夫虽然往来密切，在门人记录朱熹语录中又不乏朱熹对江西士人、学术的批评。本文尝试由“江西之学”“江西之士”“江西之风”三层面，探讨朱熹究竟如何看待江西地区士人群体。朱熹以“江西之学”专指陆氏心学，《语类》中多见朱熹严厉批评江西之学。“江西之士”既有追随陆氏学术之江西士子，亦有包含以文学知名之两宋江西士大夫。朱熹针对江西士人群体提出诸如“好拗”“好为奇论”的整体评价。在“江西之风”部分，本文注意到朱熹对江西山水地理的理解：江西山势“自南而北，故皆逆”，“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来便要硬做”，似乎与江西士人整体评价存在某种联系。

人在低地：明初以降赣江三角洲的治水和围垦

赣江三角洲平原系赣江在流入鄱阳湖时受到顶托，流速减慢，逐渐淤积发育形成的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水网交错，易受到水患的侵扰，属于典型的滨水低地。在空间上，赣江三角洲的开发呈现一个由南昌沿着赣江支流逐渐向下游扇形三角洲推进的趋势。南昌城的治水，主要围绕城内东湖展开，综合使用了堤塘闸濠沟等水利设施，在外防江水漫溢倒灌入城与内导城内之水入江入湖两个层面，先后形成三湖九津、豫章沟等排水系统。在三角洲腹地，人们在沿江、滨湖的低地修筑堤岸，以外挡洪水，内捍农田，又在圩内外开挖沟渠排灌、设置涵闸以泄内水。明代弘治年间与万历年间，赣江下游三角洲连年水患，出现了两个大规模修筑圩堤与低地开发的高峰。赵家围是三角洲较早形成的低地聚落之一，而后赵氏子孙大量散布于三角洲区域，占有湖港、圩田与草洲等滨水资源，主要以稼穑、网鱼与卖草为生。虽易受频繁的水患影响，但低地聚落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适应和改造低地的基础上得以延续。

【译文】

东晋南朝的村与豪族

本文旨在讨论东晋南朝的村以及村中的豪族。这些东晋南朝村中的豪族，未必全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豪族。所谓一般意义的豪族，不但自身富裕强力、掌握私家部曲，而且家族繁盛，在地方上拥有较大的宗族势力，一旦有事发生，能够动员起宗族、部曲，同时在关乎地方动向的决议上拥有发言权。这类豪族尽管大小各异，但自汉代以来就已为数众多，并非到了六朝、或者说东晋南朝才出现。不过，六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以豪族势力为基础，将豪族势力纳入了基本的政治结构中。故总体而言，不仅豪族具有官僚的身分，同时官僚的主体也是豪族。六朝时期，政权认可豪族的存在，并且在政治运作中引入其势力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允许豪族掌握大量聚落内的全体编户，乃至于允许豪族通过“官”的身分完全占有一部分编户。例如东晋南朝的客户制允许身为编户民的官僚豪族将同为编户民的没落小农从聚落的束缚、规制中剥离，以官僚给吏的形式对其进行完全占有，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清晰揭示东晋南朝村的政治特性。

杨万里的家族及地域社会

杨万里（1127-1206），主要在南宋全盛期即孝宗和光宗时代活跃，并作为南宋的代表诗人之一名留青史。一直以来关于杨万里的研究多从其诗人身分着手，追究他诗歌的特色或是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谓是十分有意义，但他除了诗人身分外，另一方面，明显他还拥有着儒学家的一面。另外作为地方官，在政绩上，他对地方政治也拥有一定的见解和认识，且立于朝堂之上的他，也一直坚持着刚直的政治态度，即便是临终之时也依旧贯彻如此的态度。另外，对于骨肉和姻亲们，他又充满了爱护且照顾周全，为了家族的存续努力，丝毫不敢懈怠。总之，可以说杨万里是一位除了有诗人的身分外，还留下过许多人生轨迹的人物。所以本文就选取有着如此多重身分的杨万里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其为家族存续而作的努力，以及与此相关的，他和他晚年大部分时间所处的乡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山谷之间：角逐中的中国西南坝子景观、社会与环境（1700-1900年）

本文以1700年至1900年间云南东北部的坝子为案例研究的主题。几百年来，富于矿藏的今滇东北区域一直是本土的政治中心，但它最终同西南其他地方一样，被纳入中央王朝治下。18世纪，清王朝扫清了桀骜不驯的土酋势力，在坝子建立起新的统治中心，而在此时，越来越多的汉人移民为繁荣的采矿业所吸引，从中国其他地方涌入这里谋事、安家。随着19世纪采矿业的衰落，到了20世纪初，这里已不复昔日熙攘，转而呈现出一派边荒暗淡的景象。本文旨在重新思考，在中华帝国晚期的西南边疆，环境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如何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下所语境化（contextualized）的历史过程。

【书评】

从山谷到海洋

——读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

王承文教授的《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一书，于2018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李丹婕、张兴成等学者已先后刊发书评。本文也对此书作一简要评述，认为：《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一书是其作者自1987年以来研究成果的结集。正如书作者所言，在1980年代末，唐代岭南区域史，“是一个非常边缘而又冷僻的课题”。所以作者筚路蓝缕，三十年磨一剑，提出诸多创见，如对“溪洞豪族”“北方家族”的诠释等。

社会史视野下的藩镇研究

——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读后

本文认为：张天虹先生《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以社会史视野研究藩镇问题的一部力作。其作者长期致力于唐五代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河朔藩镇领域深耕十余年，发表过一系列颇具分量的专题论文，该书正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一次集结。当然，仔细对比作者先期发表的论文，成书之际大多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与扩充，资料更为详实，观点更为成熟，论证也更成体系。因此，张著并非已刊论文的简单汇集，而是一本精心撰构的学术著作。本文先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篇章结构与内容做一概述，再结合阅读中的心得谈了几点体会。

“地域社会论”的“射程”

——评森正夫《“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

本文认为：在日本史学界，如果说有一种方法论的“射程”能够完全覆盖日本史、东洋史，那大概一定是“地域社会论”。在日本中世史、近世史研究中，“地域社会论”意味着从村、町的共同体内部的秩序与权力关系看待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的演变。例如对于中世日本的庄园社会的讨论，或对于近世日本都市社会、城下町社会的研究。就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而言，“地域社会论”则在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逐渐退场之际，成为获得学术共同体广泛共识的方法论，并影响了此后三十多年的日本明清史研究。这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无疑是森正夫先生。森正夫先生学术生涯的大部分论著已收录于三卷本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中译本论文集《“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即是从以上文集中选取代表性文章结集而成，代表了森先生以“地域社会论”研究明清中国社会的学术取径。是著亦收录了森正夫先生所记述的与厦门大学傅衣凌、杨国桢等社会经济史前辈学者的交往。由此回望1980年代中日史学界的交谊，亦弥足珍贵。

【动态】

明清账簿，一种长时段的地域文本

账簿的形式、内容极为多样，多样到繁冗的程度，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千千万万的小事构成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在这个角度上账簿作为一种史料，它的流动是长时段特性。另一个方面，账簿上多样、丰富至于繁冗而又给人以单调感觉的交易资料与活动记录，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经济单位，相互交往而构成的，这些鲜活的人就是真实的地域社会中的你我他，他们买卖货物，打工，存钱，走亲访友，生老病死，在账簿中流动，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质的地域社会文本，这种文本是活灵活现的。由此，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正可以通过账簿窥见或透视它所在的地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复原其结构。这是一个地域社会研究有待开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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