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对谈｜我关心的是能不能说服自己一直画下去（上篇）

我关心的是能不能说服自己一直画下去

——章智勇与管郁达的对话

（上编：“少年绮梦”与“峥嵘岁月”）

管郁达（以下简称“G”）：从哪里聊起呢，还是先说说你画画的经历吧。
章智勇（以下简称“Z”）：我的老家是四川泸州，但我真正生长、呆得比较长的地方是富顺，部队转业后便回到了泸州。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丰富，工农商学兵，就是没有当过工人，其它的都经历过了。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好 9 岁，上小学三年级，已经懂事了，所以什么造反、武斗、跳忠字舞、批林批孔、九大召开等等，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文革”十年，“停课闹革命”，课也不怎么上。文化知识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脑袋里几乎是空的，这种“空”对掌握知识来说可能是一个坏事，但也是因为这十年没有正儿八经去上课、读书，才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自发地喜欢画画就是那个时候。

G：这是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让我想起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Z：我生长的地方富顺是个古老的县城，除了产盐也出才子，自科举以来出了两百多个进士，厚黑学作者李宗吾、戊戌变法六君子刘光第都是这里的人。民间读书风气浓，各行各业也出了不少能人。县城虽小，五脏齐全。小地方获取的信息很全面，在成长过程中容易构成社会方方面面的整体认识。小时候没书读，家里大人也没精力管，很自由。所以，有时间来实现唯一的爱好——画画。到了1975年，刚满 18 岁就去当知青了。在农村呆了一年半，对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是有些了解。也学着种地、了解农业种植，尤其是做了生产队的会计后，真实的知道了农民的劳动、收入状况和贫苦的生活，对我后来步入社会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G：然后1976年底就去云南当兵了？
Z：是的。在部队整整待了 13 年，期间经历了两次战争，一是1979 年的自卫还击战，随部队打到了越南；还有1984 年的老山防御作战，是在中越边境进行的。部队的生活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在部队学会了独立思考，迫使自己带着问题去读书学习。真正的是急用先学，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怎么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怎么才能搞好调查研究？等等这些，都要求自身去学习，去找到一些好的书籍来读、慢慢积累理论知识、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部队还进过两次军事院校，1980 年去南京政治学院，1984 年又去了宣化炮兵学院，两次院校学习进修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在图书馆用大块的时间去读书。我在部队是做政治工作，在机关时间长，时间比较多，比带兵相对自由一些。

G：后来转业到了地方？
Z：1989年10月转业到了泸州市人事局，干了一年半，又去了泸州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工作，到了1992 年的 9月我就下海经商了。为什么要下海呢？可能是觉得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大力倡导搞经济，在这个大潮面前，激发了弄潮的决心。再就是到了地方，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觉得不适应，不愿意把精力消耗在里面。下海之后来到成都和战友一起组建了公司自主创业，后来又进入一家戴红帽子的上海公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部队出身的人胆子大，敢闯，什么新生事物都敢于尝试。只要认为有发展就做，贸易、房地产、教育行业都做。1993年我们开始介入艺术行业，西南第一个画廊——雅风画廊是我参与做的。下海做企业至今31 年了，早年在部队形成的良好作风和管理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做企业不像在体制里面，要自己拉杆子，组织队伍，要把人才拢在一块发挥大家的长处，到市场里面去获取资源，去竞争才能生存发展。尤其是怎么做才使企业适合市场的发展，又要对社会有贡献？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而且还写了不少文字。从 2002年开始，我们彻底转向进入艺术行业，从艺术品交易到艺术区开发，最后做成了蓝顶艺术区。我们算是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发展很荒谬的时代。

G：从你的人生经历来看，做企业，后来涉足艺术，做画廊、做艺术区开发，其实都缘于少年时代一个县城少年的艺术绮梦，这是一个原始情结。
Z：是有这个情结。很小时，我大量时间是在县城美工社看大人画画度过的，还经常在那里睡着了，是父亲把我抱回家的。那时候我看到别人画得好就跟到学。“文革”中搞大批判、画宣传画、漫画，搞“三忠于、四无限”，画领袖像遍街都是，我们受到影响，开始学着画，也为父母单位的批判专栏画，十来岁就临摹各种画，甚至毛主席的画像。进初中后参加学校的美术小组，开始知道写生、画速写及素描。从小学到知青，我一直都没有放弃画画，当时县城画得好的人不多，我们就四处求师学艺，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展览就跑去看，还时常逃课去学画画。我能够去当兵也和画画有关，我家里成分不太好，政审很难通过，是因为有美术方面的特长才被招到部队的。去部队之前我画了很多速写、素描和水彩写生，在画画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想，如果当时没有被部队招到，也许会去考美术学院。我们那个时候很向往川美，记得1976年夏天我去了趟重庆，还让大伯专门把我带去黄角桷坪看了一下川美。我当时获得画画信息除了国内不多的刊物，还看《苏联画报》，“巡回展览画派”及列维坦、列宾、苏里科夫、谢洛夫等等是那时最崇拜的。我青少年时代画画就是凭着热情，自己画，自己看，自己学，到处看，到处学。


G：个人喜好、热爱很重要，但也要遇到一个受鼓励的环境。临摹也好，或者是中小学老师告诉你的那些东西，这种经验其实是一种学习的能力。就是说怎么把你喜欢的东西转化成一种能力，才可以持久的去做，觉得自己还可以画得更好更有意思。对吧？
Z：是这样。缘于绘画，又得益于绘画。如果我没有画画的特长，就不会去当兵，家里也不会以我为荣。我们家成分不好，因为我当兵，父亲成了军属，门面就不一样了。另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在农村学到的将黑白照片用水彩染成彩色的本领。记得到新兵连后，我为新兵班长、排长的照片着色，他们都说照片做得好看。后来还把他们自己老婆、未婚妻和家里人的照片全拿给我做，不让我出操，十个班长轮流请我吃饭。因为画画这个特长，我在新兵连没怎么吃苦。后来分配到连队做了文书，每次我出的连队板报都是全团第一。在连队不到半年，就调团电影队，又过几个月我调到师部俱乐部也是能画画这个原因。绘画对我就像一根拐杖，不但没怎么吃苦，而且使我很快就脱离连队基层到了机关、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和发展，后来很快入党、提干，都是跟这个特长有关。当文化干部时还经常下基层，教战士画画、画写生。1982年后因为到连队带兵，尔后从事政治工作太忙，画也就慢慢画少了。

G：接下来就是做文化企业的这段经历了。

Z：1993 年我们参与创设了中国西南地区第一家现代画廊，就是雅风画廊。应该说西南的艺术史也绕不开这个画廊。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早就熟悉，比如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罗中立的《父亲》在昆明巡展时我还专门去看过的。所以我想把这些艺术家的画收藏起来，对我个人的爱好和艺术情结也是个交代。我们在2002年开始进入艺术领域是一次新的创业，这个领域和我原来所涉及的房地产、教育及其它资本市场是完全不搭界的，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是刚刚起步。艺术市场实际上也是个经济行为，与经济活动是相通的，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来做事，怎么去找到一个既安全又是自己喜欢、有利于身体健康，并且还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事情呢，最后我认为艺术市场比较符合我说的“安全、兴趣、健康、效益”这几个方面。通过几年的思考和实践，了解到在西南和上海之间，有一个艺术市场、艺术资源的关系可以对接。由此我们在上海做了“名流艺术俱乐部”，后来还做得有点名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在上海与西南，特别是成都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和联系。那时成都的老蓝顶就是这样一个联系的节点。2005年前后，我们参加了上海春季艺术沙龙、上海艺术博览会、新加坡艺术博览会等许多重要的艺术市场和机构活动，与北京上海等中国著名的画廊、拍卖公司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并且和很多艺术家成为朋友。

G：在艺术交易活动里边，艺术家的作品是主体。
Z：是的。艺术交易活动中，除了合同、法律之外，彼此之间的信任很重要。艺术领域的运作方式，从艺术品到艺术经纪、艺术展示、艺术策展、艺术批评、艺术交易，这是一个系统，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那些年我们通过深入学习了解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关系。我自己也通过不断的学习，了解艺术历史、艺术理论、和当下国际国内艺术发展的状况。我是靠自己学习成长的，自学能力还比较强，除了喜欢读书，也经常到国外去考察各种艺术群落、画廊、博览会，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当时就觉得，做艺术经济要玩转三个乒乓球，首先是艺术品，就是艺术资源，要获得艺术品，要手里有东西；其次是要有资金，做艺术经营，如果没有资金，根本玩不起来；第三就是艺术资源生产或来源的地方，要有技术基地。就是说如果能把这三个乒乓球玩起来，才可能把艺术经营做起来。做画廊、做交易不是我们擅长的，北京、上海已经有很多画廊了；做美术馆我们也不行，不是我们的长项。但在艺术生态里面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艺术家生活、创作的场地。这个问题在国内一直是没有得到解决，艺术家的工作室随时面临拆迁，被迫到处流浪。西方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纽约的苏荷到切尔西都是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土地的所有制问题。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土地不是私人的，只要符合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政府就会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用空间换时间。所谓是空间，实际上就是土地。深圳、浦东都是用很短的时间发展为一个国际都市。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政府要发展艺术文化产业，就一定会提供空间资源。如果我们用类似软件园区开发的方式，把土地拿来，将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一定可以为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式。从 2005 年我门就开始策划做艺术区，到了2006 年，就在现在的三圣乡蓝顶荷塘月色，锦江区政府愿意提供土地，欢迎周春芽、郭伟等艺术家来修建艺术家工作室。经过几轮商讨，后来当地政府提出一个方案，政府把这块土地提供给艺术家自己来修。问题是谁来修建？单个艺术家不可能自己开发，只能以单位的方式。于是周春芽、郭伟他们来跟我商量，希望以我们公司的名义来参与，这正好与我要搞艺术区想法一拍即合。

G：既是机缘巧合，也是长期谋划的结果。

Z：是的。2007 年以后艺术市场不太好了。我也想回成都找个地方和艺术家们一块生活。蓝顶一期从 2007 年 6 月动工到 2008 年8月基本建成。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让土地、艺术家集资、公司组织设计修建的艺术社区。2009 年元月艺术区建成艺术家入住，大家反响非常好。首先是艺术家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建，成本不高。还有很多年轻艺术家原来想租个棚子画画，现在不但有自己画画和社交的空间，又可以住家。入住时，蓝顶艺术区和美术馆还为艺术家举办了一个叫“蓝顶的方言”展览作为开馆展，这一晃就是十五年了。

G：旗开得胜。接着就有了艺术区二期的项目？

Z：二期是与当时的双流县政府谈成的一个协议，我们联合袁野成立了一个公司，用公司的模式来开发经营这块集体建设用地，结合新农村建设，既做艺术区，又搞城乡统筹，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各大媒体都做了专门的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蓝顶实践”的话题。就是在中国怎么搞艺术区？艺术产业和艺术创意产业的发展运用什么样的模式？在制度上怎么保证？怎么运行？作为一个开发商、运营商和服务商，怎么定义这个角色？所以蓝顶二期、三期的开发和蓝顶美术馆的建设，都包括了我们关于艺术区实践的经验和理念。建筑师刘家琨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艺术区和美术馆的规划设计的。蓝顶美术馆建成后的15年间，我们做了上百次展览、活动，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和资料。

G：你到蓝顶之后，除了企业家的身份外，已经有一些时间坐下来画画、读书了，而且越画越多。其实2008 年以后艺术市场就不行了，蓝顶的艺术家却很活跃，也就是说，蓝顶的实践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西南的一个样板、缩影，所以想请你从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谈谈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西南艺术的思考和看法。
Z：西南当代艺术首先与地域有关。因为西南在历史上相对中央集权是偏安的一方，这个地方的人比较崇尚自由的生活，生活平民化和世俗化，成都是一个消解神圣的地方。另外，西南的艺术圈受川美的影响比较大，川美在西南地区就像是神殿，蓝顶的艺术家很多都有川美的身份。从伤痕美术、八五新潮到今天，川美都是引领风潮的地方。

G：川美和西南艺术家，有一种“传帮带”的传统，特别抱团。大家在一起吃火锅，喝酒、画画。这是一种特殊的趣味或文化共同体。一起画画、生活，画能卖就卖，不能卖就耍起，这样的话才不至于被资本和商业内卷。但是很多艺术区现在都变成了高端商业、奢侈品的卖场，这是艺术区的宿命吗？也许蓝顶会是个例外。

Z：码头文化讲江湖义气。有一次，周春芽他们几个先入驻的艺术家对我说，“智勇，我们都过来了，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艺术家过不来，最后艺术区不就散了嘛，大家要帮帮青年艺术家。”我们为什么要搞青年艺术村？就是为了帮助那些买不起工作室的艺术家。春芽曾经专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是亏着钱做蓝顶青年艺术村的。蓝顶群落实质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蓝顶有一种追求创新、自由宽松、稀释社会规定性的场所精神。这种自发的场所精神不是人为“打造”的。所以金延（蓝顶美术馆馆长）提出让蓝顶自然成长的观点，就是减少人为干涉，大家只要精神相通就可以了。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做，由艺术家个体自己去做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群落。现在好多叫艺术区的地方实际上是商务抱团。蓝顶聚集的好处，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艺术家身份问题，自由艺术家没有身份，赋予他们“蓝顶艺术家”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艺术家需要获得市场和艺术圈的认可，领头艺术家的作用很重要，比如周春芽、何多苓；第三，艺术家在这里可以相互吸取艺术思想、艺术方法，所以艺术区其实是艺术和创意人才的一个摇篮。我常跟春芽开玩笑说，是他把我重新带进了艺术圈。我喜欢跟春芽交流，没事就去看他画画，他可以边画边聊，他经常跟我讲，画细部地方用大刷子画，大笔画，如果用小笔就会画得很紧张，用大笔画就放松了。这些交流，对我艺术的提高帮助很大。

G：从自发、自觉到自然，我补充一点，还有自由，自由是一种个人状态，是个体的选择。

Z：是的。它是按照自然和自由的气场来吐故纳新的。蓝顶艺术区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当代艺术为引领的生活工作区、创意产业区和体验式旅游区。

时间：2023年6月25日 下午

地点：成都三圣乡蓝顶艺术区章智勇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