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转载｜寻找祖父，寻找被时代掩埋的失落与脆弱

“如果记忆是有限度的，记住一个（具体的）人，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这是1992年生的艺术家谭婧创作“阿雄”系列的起点。透过材料与艺术想象力，她希望讲出对祖父母的私人回忆，传递那些因创伤经历而被压抑的情感与愿望，进而带出对无常生命经验、流动身份以及复杂情绪的思索。

谭婧想象了一处名为“旱梦滩”的地方盛放它们，这也是她首个机构个展的名字，目前正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展出。

“阿雄”是谭婧以祖父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祖父是归国华侨，1956年从泰国曼谷回到广东。幼时的谭婧被祖父母带大，自有记忆起，她的生活就充斥着南洋印记，“小时候吃的菜，家里的各种物件，都跟东南亚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独有的痕迹，也被她转化进之后的创作里：《地砖与花》里的绿色地砖，混合着香茅与煎叶橙的香气；布艺折花作品《纪念品》，则隐隐散发出祖辈身上特有的泰式爽身粉的味道，“这个气味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在家闻到的，我的祖父母会一直用，即便冬天也成了他们的习惯”。

细小的物件与气味承载了许多情感，特别是那些未能言明的失落、思念，执着与脆弱。谭婧向我们介绍，祖父母离世后的追悼文成为推动她创作的重要契机：那篇通篇只表述家国情怀与政治抱负的文章并不能全然代表她心中的祖辈，她眼中的他们，同时是对旧地满怀想念、心中压抑着些许不甘乃至创伤的人，“我观察到的是，他们‘回到’中国这片想象中的家园，有许多情况与他们想象有很大的出入，时常很失落想回到泰国”。

为了完成项目，她也翻阅不少资料，找到一本名叫《泰国归侨英魂录》的册子，文章中那些趋同的用词刺痛了她；“尽管有那么多篇悼文，但仿佛都在讲述一个人的事迹，我能理解这种时代悲剧下命运有许多的相似性，但这些描述使得个人的经历和形象很扁平，你很难记起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鲜活的人。”她不想用一种范式去归类人，而是希望调动不同感官，达成一份更为丰满、复杂的追忆乃至理解。这也是嗅觉作为她系列作品中被不断提及的一大亮点，正如展览导言所述，“气味在谭婧的创作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感知线索。通过气味所保存的记忆往往不如文字一般易被篡改”。

谭婧的祖父母曾是响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号召的一代，响亮的“归国华侨”名号之下，是无数怀着激情与壮志回国的热血青年们，只是随着大历史的推进，个体的生命经历并非是如人所盼的走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侨的海外关系成为一种“罪状”，“书信要藏起来，”谭婧曾发现一些祖辈留下的物件，“所以祖父会把自己身份证件上的字划掉，但又不想把它烧掉或撕掉，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即便这个护照已经不再可能拿它出国了，但他也不想把它扔掉，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再跟那片土地连接的唯一的一张纸。”

祖父母离世后留下的珍贵信件、照片和物件，成为谭婧深入家族史与华侨归国史的关键线索。自2019年起，她前往曼谷探访家族成员和离散华人，记录年迈长辈的口述历史，这也是她四频录像装置作品《热梦隅》的灵感来源。

探访过程中，谭婧发现祖父的故事并非个例。他们中不少人起初只是抱着来中国讨生活的想法，或是在建立家园的爱国号召下，有人甚至瞒着家人便孤身前行。可惜的是，不久后中泰关系交恶，本可坐船流动两地的自由突然被斩断，侨民们无法返回泰国，甚至连家人过世都赶不上，留下悔恨。谭婧感慨，“就有很多这样的时代悲剧”。等到70年代末，当被通知可以申请签证前往泰国时，他们已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活了20来年。

少有人知晓这段被淹没的历史，谭婧提到，许多人会误以为她的创作讲述的是祖父母前往泰国的离散经验，“他们万万没想到我的祖辈是作为华人从泰国来到中国的，”这种“错置”在她眼里虽突兀甚至刺痛，但通过创作带出这段具体、幽微的经历确极为重要，“我不太希望把这段历史喂给你，那样更像是图书馆、档案室而非展览空间所做的，还是希望通过一种艺术的转换，呈现紧密的情感，从而真正引起大家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红色浪潮向外蔓延，谭婧的祖父母即是结识于学习共产主义的夜校，与此同时，冷战格局之下亲西方阵营的泰国也正经历一波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1952年，当政的銮披汶政府颁布相关条例，针为华侨群体进行刻意打击、查禁华文报刊，并限制华文教育。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华人成为危险对象，谭婧的祖父母便不得不做好隐藏，此时“回国建设祖国”的号召颇具吸引力，他们便毅然来到中国。“出生、长大在泰国的祖父终于回到一个他日思夜念的宗族国，可也不能寻到完整的身份认同。” 谭婧说，“如果按今天对国家的定义，中国跟他（祖父）并没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他根本没来过这片土地，他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泰国，他只是回到一个想象着的家园。”

历史学家王赓武曾在《海外华人》一书中指出，现代“华侨”的概念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本身蕴含着对国族的归属和忠诚。而对1956年登上大伟健轮从曼谷来到中国的祖父阿雄而言，回到中国的他须面对陌生的环境、语言，适应不同的经济体制，并被迫经历浩荡的社会运动，以及与生长地长期的隔绝。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何琳贻（Elaine Ho Lynn-Ee）是研究离散华人和跨国主义的学者，在专著《流通中的公民》（Citizens in Motion: Emigration, Immigration, and Re-migration Across China's Borders）中，她有类似观察：“难侨穿越了与不同地点相关联的不同的过去和当下，体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错位。”

无论在祖国中国还是故土泰国，祖父和阿雄似乎都未能找到他的情感归宿，谭婧的作品正是基于这种“双重错置”（double displacement），通过“旱梦滩”这个徘徊在“来”与“回”、“真实”与“虚构”间的想象空间，聚集被记忆时空搁浅的个人愿望，以此传达更为隐秘、纤细的情感。谭婧说，“失落，创伤，压抑，痛苦和爱，这些是我在意的创作主题。面对阿雄这个角色和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人，理解其沉默、暴躁、执念，和理解其欢愉、兴奋、偏爱一样重要”。

在展厅入口处，“旱梦滩”的地图被标记为三个部分：《地砖与花》、《热梦隅》和《纪念品》。但步入展厅便会发现，它们并非分置的作品，而是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是谭婧第一次把作品拆分标注，一直以来她喜欢做场域特定（site-specific）的创作，所以很难分割作品。“我感兴趣的是如何调动整个空间，观众置身其中，就开启了对作品的体验。”谭婧说。

展厅中的地砖与散落的布花，会随着观众的踩踏而破裂、散开，显得脆弱且荒芜。结合《热梦隅》影片中刻意重复的段落，以及灯光往复地变化，谭婧想让进入“旱梦滩”的人有一种“不断重复、时间停滞”的感觉，由此贴近因阿雄执念延伸出来的“真空时间”。在谭婧看来，这种停滞恰如阿雄几十年来在其梦境里的滚动，他执着于对一种永恒身份的追寻，或是对一个地方的渴望，而那个地方早已成了一处不存在的地方。这个场域想让人感受的又不止于此，谭婧更关心的是：人在经历重大失落和创伤时，有没有能动性？除了停留在那个伤痛里，还有什么？

“折花”这个元素因此将“旱梦滩”里的作品串联起来。谭婧看中的，正是 “折”这一动作在东亚文化中的多重意涵：“从一个感觉、念头转换到动作，再到物的一连串的情感寄托，一种完成的形式。我们会把折的东西献给爱人、朋友，也会献给死去的人。”她也在泰国发现很多关于折花的动作，作为佛教国家，泰国人会把莲花和各种花艺制品献给佛祖。谭婧想要借这个动作的情感属性，让观众在大量的折花中感受到阿雄的在场：他的执念变成了“折”的动作，再通过动作转化为寄托于物件上的情感。

谭婧的作品里藏着许多巧思：布料和窗户的材质、散发的气味、折痕里的文本、物件错落的空间排布……我们好奇有多少观者会留意这些精微的细节，谭婧如此回应：“确实会被很多人忽略，这一方面让我有点伤心，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像某种印证，本来很多隐秘的情感就是会被忽略的，它会被家庭成员忽略，也会被一个更大的结构忽略。”

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忽略”造就了谭婧的创作。谭婧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祖父的海外关系曾是他军旅生涯中想要摆脱的“污点”；在成长教育中，他希望女儿是坚固的，不要展现脆弱。“如果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非常关注我祖父母的想法，可能我反倒不一定会做这样一个项目。”她也觉得幸运，作为艺术家，以一个相对柔和、半虚构的方式进入家族史，“自己家里打起来的一些结慢慢松动了”，父亲如今逐渐接受甚至能去回忆这段历史。谭婧感慨：“这些忽视不是绝症，一旦意识到就有弥合的可能，在这些弥合的尝试中缝补这个破漏的世界。”

与此同时，“旱梦滩”也不单是她的“寻根之旅”，同样也根植于当下共通的情感体验， “因为疫情，当所有人都卡住、处在极大压抑中时，我才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一点点的好，一点点的美，是不是也是某一种能动性？是对能动性的渴望和追求？”当人的心灵遭受创伤、历经弥合、留下疮痂，这些表象之下的心理状态难以用言语与他人分享时，谭婧试图借助艺术实践凝聚众人。透过“阿雄”，观者得以练习“看到脆弱如何藏匿在日常细微之处”，也学会珍视自己针刺般隐秘但持续的真实感受。

采访、撰文： 路米内 段秋辰

编辑：段秋辰

图片：承蒙受访者与上海外滩美术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