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科梅蒂 | 痛苦与潜力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144期：大风文化新书《贾科梅蒂的画像》（詹姆斯·洛德 著、摄；文筠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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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下午两点半左右，我赶到了贾科梅蒂的工作室。阿尔贝托刚起床，正准备去咖啡馆喝咖啡，我和他一起去了。咖啡馆已经成了他工作室的附属部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正遇见几个来探望他的人。他们和我们一起回了工作室。贝耶勒看到了这幅正在进行中的肖像画，说他觉得这幅画非常棒。

“等着瞧吧，”阿尔贝托警告说，“我现在就要把它毁了。”

等到只剩我和他两人时，已经是四点钟了。画布被放在画架上，他的凳子和我的椅子都被仔细地摆好了位置，工作开始了。没过多久，他说：

“不可能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了。我告诉你吧，我打算把这幅画再画上个一两天，但如果还是画不好，我就永远放弃绘画了。”

过去我常听他说这样的话。我理解，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动、鲜活地看见眼前的东西，如同第一次见一样，他有必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怀疑自己的能力，不仅质疑他正在做的事，还要质疑他已经做的一切。虽然我与阿尔贝托相识已久，他过去也曾为我画过许多幅画，但我意识到，他现在有必要完全把我当作陌生人看待。

一段时间过去了，他被叫去接­电话。他走后，我站起来看他的成果。画中人头部的轮廓和体积感都不见了，它似乎消失在某种灰色的空间里。当他回来，他说：

“情况很糟糕，但没关系，反正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完成它。”

“我很抱歉让你这么辛苦却一无所获­。”我说。

“哦，但它对我很有意义，”他回答，“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对我三十五年来的不诚实的报应。”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展览那些没有完成，甚至根本不应该开始做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完全不去办展览，就会显得我很怯懦，好像我不敢展示我的工作一样，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真是进退两难。”

“那真是不太妙。”我说。

我又补充提到，许多处于类似情况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些不那么困难的出路。接着，我们谈到了神经症，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我认识的人不久前曾试图自杀。我提起这个人，然后问：

“你有没有想过自杀？”

“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他回答，接着又急忙补充道，“但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完全不是，而是因为我认为死亡一定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对它充满好奇。”

“我没有那么好奇。”我说。

“嗯，但我有。”他反驳道。

“最明确、最­勇敢的自杀方式是用菜刀将两耳之间的喉咙割开，那才是真正地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我从来没有勇气那样做。割腕不算什么，服用安眠药甚至不能算是自杀，只是让人去睡觉。但是，真正让我着迷的自杀方式是把自己活活烧死，这是很了不起的。早在印度支那的僧侣这么做之前我就想到了。事实上，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不停地谈论凌晨四点在工作室前的人行道上把自己烧死的可能性，后来，安妮特终于被这些话激怒了，她说：‘要么去做，要么闭嘴！’所以我只好闭口不提这事了。”他颇为怀念地说。

“死亡的可怕之处在于，一生只能发生一次。我也曾被缢死的想法吸引，往脖子上缠一根漂亮又结实的绳子，这画面真的很有吸引力。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用一根绳子套在人的手腕上，将人吊起来直到死亡，如此痛苦的死法也是相当不错的，很有痛感。”他津津有味地说，“你认为这样死去需要多久？”

“四五天吧，”我说，“因为你最终会渴死或者饿死。”

这让他陷入沉思。

“我一点也不怕痛，”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过，若是把手指甲一个接一个地拔掉，一定相当难受。我确定在拔头两三个指甲时，人就会昏倒，甚至拔第一个时就会。”

“但是这个人还会苏醒过来，”我说，“然后可以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指甲都被拔光。”

这个设想对他毫无吸引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外乎是因为他的指甲在创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要用它们抓挠、挖出泥团。

对于不了解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人来说，这样的谈话可能看上去要么是病态的，要么是做作的，或者两者兼有。其实都不是。这只是他永不停息的、强烈的好奇心的一种表现。在这段特殊的谈话中，他非常关注死亡和肉体痛苦的潜力和意义。与和大多数人面对面相比，更有必要与阿尔贝托面对面交谈，以便充分领会他谈话的主旨。他那超乎寻常的行动力和表现力使他说出的话更加微妙，有时比话语本身传达的意义更多。例如，当我们在谈论自杀的可能方式时，他不时地露出古怪的笑容，于是，我认为这意味着尽管他是在认真地交流，但同时他认为我对这段对话的理解是没有超越对话本身想表达的目的的，仅仅是一种“娱乐”。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死亡过渡到了战争。他开始向我讲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经历，当时德国人已经突破了法国的防线，正在接近巴黎。

“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他说，“但随着德国人越来越近，许多人纷纷出走，决定逃向南方。真是一场大逃亡 。道路上挤满了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人。我、迭戈和他的一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但德国战机对道路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到惊吓的人，我一直以来也是这么认为的。当第一轮战机飞来开始轰炸和扫射，每个人都跳进了壕沟里，我真的很害怕。但到了第二轮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了，真的一点儿也不。这相当奇怪。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伴随着一场暴风雨，天空中乌云密布，即使后来天晴了，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当我躺在那里仰望天空，我周围的人都躲在壕沟里，附近的树下有一架机枪正向着战机扫射，我发现自己没有一丝恐惧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有其他人存在，另一部分是因为当日下午的美景给了我勇气。但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要是真有人被杀死了，我也希望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但如果你真的要去做选择，”我说，“你可能会从其他­人中选择一个。”

“真的不会。”他回答，“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区别。无论如何，我没有做出选择的必要。德军在穆兰追上了我们。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看着士兵们走过，就像一个大型聚会，而且大家都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好人。但我，凭借我非凡的智慧，”他狡黠地笑了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回巴黎去。”于是我们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不到四天就赶到了。一路上，我们不断与行军中的德军纵队擦肩而过，我记得那时我就意识到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以当时的形势来看，他们似乎是胜利的一方，但在我看来，他们最终会赢的可能性就和一棵树的树干、树枝都长在地皮上，而树根长在空中一样，并不可能。”

大约六点钟的时候，他问我们能不能暂停一会儿。他解释说，七点时他准备见一位经销商，这位商人曾经购买了一些他早期的素描和水彩画，这次来是想用这些早期作品交换一些他近期创作的、更容易出售的画­。为了让自己不老记挂着这个事，他想一口气为这次交易挑好可交换的作品。所以我们翻阅了他的所有­作品集，在其中挑选了十二到十五幅画。他抱怨说，处理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麻烦。然而，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场平平无奇的讨价还价，这种充满可能性的行为确实吸引了他。

作品选定后，我们继续回去工作。他几乎马上就说起创作进展得不顺利：

“太糟糕了，甚至糟到让人不抱一丝希望。”

但是他继续画着，执拗地画着，直到天快黑了。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头部。当他终于停下，把灯打开时，我看到画面上的头部比上次画的更细长、更模糊了，黑色和灰色的线条纵横交错在一起，周围环绕着一种模糊空间感的光晕。在我第一次做模特时的画中，画中人与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现在的画中则完全没有了。并不是说相似与否是评价好坏的标准，但我不禁觉得这些变化并没有让画面看上去更好，尽管我知道这些改变也只是暂时的。

“有进步，”他说，“但我们还得更进一步。明天我们接着干，好吗？”

“当然。”

接着，经销商来了，阿尔贝托不得不去卧室洗手，我和他一起去了。他狡黠地笑了笑，似乎被即将到来的交易逗笑了。在他们交易时，我和迭戈聊了聊。大约半小时后，阿尔贝托回来了，他很满意­地宣布他用近来创作的四幅素描换回了四幅他早期创作的画——两幅水彩，两幅素描。我们回到工作室去看这些画，两幅水彩画和其中一幅素描都是风景画，而另一幅素描是一幅极好的裸体女子画像。

“这是我在1935年创作的唯一一件写生作品，”阿尔贝托说，“但我交换给他的画和我其他数百幅画没什么两样。”

大多数经销商只急于收购能卖出去的东西，这让阿尔贝托觉得十分有趣。

我们到迭戈的工作室去看他最近的创作。一双纤细的石膏手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盘子的形状，极简而不失优雅。阿尔贝托很欣赏这个作品，喃喃自语道：“哦，迭戈太有天赋了。”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咖啡馆，途中，阿尔贝托顺便买了晚报。我留他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露台上的一张桌子旁，他弯着腰，没有读报纸，而是凝视着大街——傍晚时分的一个灰色的孤影。我想，路过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他肯定也很喜欢不被认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