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德里克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相关主义吗

迪德里奇·迪德里克森 著，苏丹 译

译自C. Cox, J. Jaskey, S. Malik, eds. Realism Materialism Art. London: Sternberg Press, 2015, pp.61-69.

感谢译者授权

在这篇文章中，我处理了三个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视觉艺术的问题，时尚和对当下的诊断问题，以及哲学问题，特别是美学和在视觉艺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被认为是合法的话语。在围绕艺术和政治以及艺术和经济的辩论中，我认为将这两组问题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并在一般艺术家(尤其是视觉艺术家)的经济状况中确定一个由理智和抵抗组成的坚硬的物质之网，这可能解释在其经济的政治意义上，当代艺术实践的政治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与经济上构成艺术实践的东西联系起来。具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非常特定的自我剥削类型，也是一种非常特定的新生产装置，它利用休闲活动、动员观众和自我实现反射作为经济资源。

最近出现了两个母题，它们已经在其他话语领域中为人熟知（或至少在其他话语领域中有所表现）。两种论述的共通之处被奥地利艺术杂志Springerin称为反人类主义，而其他人则称之为后人类主义。它们和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而我又为什么要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

现在已广为人知的布鲁诺·拉图尔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是建构主义立场的延续和升级。如果说建构主义理论将世界的各个方面视为自然，并通过表明它们是人为的、因此是可批判的和可改变的来进行祛魅，那么拉图尔则消除了这种区别本身的人文主义确定性。他指出，人为现象是由事物或其他非人类行为者——或行动者，他也这样称呼他们——部分创造或共同产生的，他主张放弃以主体为导向、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建构观，然而他却继续认为这是一种建构[1]。不幸的是，在此过程中，他放弃了批判这一选项，这在早期的建构主义形式中仍然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因为那些作家认为世界是部分地由像批判这样的话语建构的。与此同时，他收回了建构主义经常带有的那种略显轻率的感觉，即世界是由人类支配的。

作为科学历史学家，拉图尔最初的反思是基于具体的实验室情况开展的，而与之不同，甘丹·梅亚苏用严格的哲学术语进行辩论，他也非常看重这样这种方法。他的目的是要根除自康德以来所有哲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哲学坚持意识的可知世界和物自体世界之间存在着区分，且哲学意识应该与物自体的世界保持距离，并谴责对它的讨论是不值得获得关注的形而上学残余[2]。梅亚苏称这种哲学以及与之共享同一立场的所有哲学为“相关主义”，因为它们只对人类意识的共同现实的世界感兴趣，而不关注世界自身。在此方面，特别是考虑到对当下的诊断，我的出发点实在不能从反相关主义的立场上移开。现在的诊断专家是一个更“极端的”相关主义者，因为其不仅假定世界与每一种问题或问题意识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是甚为短暂的，特别是表现为一种对时尚的感觉意识。那么矛盾的是，我坚信，时尚的东西永远不会完全缺乏尊严，它必须总有某种最小的相关性，这促使我参与到一种话语中来，这种话语希望不仅从时尚的而且从任何其他特定的、历史的真理问题中解脱出来，否则当事的意识视角也会被相关化。

梅亚苏以现代测定化石年代的方法和射电望远镜技术为出发点。他认为，有了这些，意识尚未存在的世界已然可被触碰。对于这个还不能被区分为意识世界和自在世界的世界，我们可以收集到关于地球、太阳系和遥远的类星体群的准确数据。梅亚苏将这一时期的物体——可谓是古早的物自体——称为“原化石”。最近有报道称，大约在公元1200年——我们可以从非常古老的雪松年轮中得知——可能是由两个黑洞的碰撞引起的大规模伽马射线暴，袭击了我们的太阳系，包括地球。然而，当时人们正忙于狮心王理查德的去世和行会的形成，或者在所谓的东方，人们忙于装饰艺术的兴起。他们没有必要的测量仪器，没有现代科学探究的方法，也没有其他形式的好奇心，而这些都会让他们了解到伽马射线暴的相关性，因而他们完全错过了伽马射线暴。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事情之一。然而今天，像这样的古早物自体成为可测量的和可确定年代的；因此，物自体并不能绝对地逃避可测量性，因而也不能绝对地逃避一般的认识。当然，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测量仪器的设计和特性本身就是相关的，但是梅亚苏学说却认为，与其说原化石以及其证明了的存在是一种反对认识论而支持本体论的认识论论证，不如说是一种认识论的相关性矛盾的迹象，从而成为本体论实在的论证。对于梅亚苏与他的老师巴迪欧来说，本体论实在是通过数学被理解的。

梅亚苏论证的终点是声称，自然发展本身并非必然的，而是——就像以前关于自然和人类法则的科学假设一样——必然是偶然的，而且它们只在它们实施的时候才实施。的确，在梅亚苏看来，唯一的必然性就是自然法则的偶然性。他拒绝了巴迪欧在《有限性之后》的序言中总结的康德的三种选择，即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相反，他展望了一种基础性批判（尽管他没有作此称呼），这种批判开启了他对世界认识的历险，在这个世界中，万事万物皆可发生异变，就比如人可以死而复生。梅亚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一个名为“神之非在”的项目，这受到其追随者的追捧。在其中他试图表明，诸如认知、痛苦或快乐这样的东西能够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但这种无缘无故却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概念，而未来则可能有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出现。

“这是哲学号星舰的航程。它的使命是大胆地驶向前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大致来说，这是我读到梅亚苏的手稿并发现他在哪些圈子里被阅读和崇拜时的第一反应。我也想起我在高二的哲学课上说过的话，当时在一个关于康德的小组讨论中，我反对在迷幻剂的作用下，物自体是可以被认知的这一观点。当然，把我和十几岁的自己比较是不公平的。梅亚苏煞费苦心地用无可否认的杰出论证来支持他的哲学上的骇人的异想天开(sensationalism)，而这些论证本来就是思辨的——毕竟这就是观念。梅亚苏的哲学大获成功，许多青年人在其中感受到了智力与精神上的满足，因而对其感到十分兴奋，但为了公平起见，即使是现在的诊断专家也应避免仅仅依据这一点来对梅亚苏的哲学进行分类——这不仅仅是出于遵守一个人应该让对手尽可能有力的格言。假设他实际上是我的对手：我没有兴趣在他自己的领域——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与他争论，也不想加入他那些过于轻率的对手之行列，去谴责他是一个现实逃避者和哲学冒险小说家。

人类社会历史性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界限，作为纯粹人类活动的纯粹人类与主体性认识，是左翼思想的核心原则。然而，我确实想知道，为什么主要来自左翼的人会如此热情地回应一种似乎拒绝这一核心原则的哲学。这一哲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它如何对待政治呢？有时，也有一些个别的回应，比如说该学说所宣称的实践——形而上学——是与政治无关的，政治参与和形而上学思辨是两种独立的追求，不能混为一谈。将如齐泽克与巴迪欧这样的政治哲学家的对话转化为政治实践，对于这样的尝试，梅亚苏在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从未超越高度哲学差异的认同。例如，巴迪欧和齐泽克论证（赞同或反对黑格尔）“必然性的偶然性”，而梅亚苏则坚信“偶然性的必然性”。密切关注这一切的艺术界，习惯于从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作家那里，以及他们对时事的大量评论中获得政治暗示。这两位哲学家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他们很高兴有机会将自己对全球政治和时事、妇女权利、电影和中东的看法（齐泽克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而巴迪欧几百万年来一直固执地坚持不变）与他们对黑格尔的看法联系起来，从而稍稍减轻了他们哲学的抽象性。而在梅亚苏这里，这样的桥梁是不可能的：毕竟，他用以描述物自体模式的世界或他对相关性世界的超越所采用的术语是伟大外部(le Grand Dehors, the Great Outdoors)。这样的架构富有吸引力且甚是流行，但这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寻求超越现行观念状况，或为美学和文化研究项目提供支持的哲学。它也吸引着那些不是来自占主导地位的而是边缘的视觉艺术家，在那里，讽刺不再强制性的，优雅的超脱与令人厌倦的理论复杂性在下降；在那里，宏伟的姿势、悲情，尤其是一种通常很朦胧的浪漫主义，从dark drones[3]和参差的黑金属声音中兴起。

然而，物导向哲学展现出不同的一面，其更多地基于拉图尔。在格拉汉姆·哈曼看来，物导向哲学在其自身和更硬核的思辨实在论之间建立了一个中介；列维·布莱恩特则是一位精明且善于变通的传播者，它让这股思潮美国化，令其不那么教条。哈曼与布莱恩特的支持者较少（或至少不完全）来自哲学界和艺术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支持者来自于一个新的、去浪漫化的，但在政治上激进的生态环境。显然，谈论非人类的事物为拒绝人类或主体立场的优先权提供了哲学根据，因为它是矛盾的、非逻辑的或不相称的（即与实在不符），但其也是以争斗为基（更不用说根植于利益冲突的政治依据），以纠正本体论的偏差，掸落形而上学的旧尘。可以说，事物的第二性质是有根据的，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改变对第一性质的看法。对于政治与本体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甚至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很有可能有话要说，在其看来，二者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相关主义。稍微简单点，人们可能会说，这样的政治基础在美国更受欢迎，也更经常被提及，特别是在生态左翼分子那里，而令人新奇的哲学根基似乎给法国、英国和全球艺术界的诸社团留下了深刻印记，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德勒兹的影响，并始终对其保持着亢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至少在大多数读者的想象中，从地质年代出发并非什么离谱的事，这已然是德勒兹与伽塔利的出发点了，到原化石这里亦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我有另一个提议，这可能有助于统一我已经提到的各种观点，也即思辨实在论与物导向本体论、大多数作者的政治经历、大多数读者的政治议程，以及视觉艺术的作用。我的出发点是劳动在视觉艺术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也谈过。而这样的反思通常总是不被接受，理由是在视觉艺术中，人们是与特殊的物在打交道，其价值源于它们的独特性。独特性在此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作为绝对罕见的、有意义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作为无法纳入价值或评价体系之中的东西；或者指向那些难以评判的独特（收藏、策展、博物馆）主题。我试图表明，所有类型的艺术作品，包括赋予它们的价值，它们的话语表现，以及它们在注意力体制中的作用，都可以从高度发达的合作中获得，这些合作是由高度（正式和非正式）符合标准的、薪水极低的个人进行的。而只要这些合作形式不那么发达，彼此之间的接洽不那么高效、不那么精确，时髦与潮流、收藏家的钱、知识分子的专技，以及“吸引力技术”都撤出了这份工作，他们的价值就会下降。此外，我试图证明经典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价值批判的角度修正了这一点）能应用于这种合作。当教育所需的时间，包括经常在俱乐部和酒吧接受非正式教育的必要时间，被纳入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中时，生产水平和质量、劳动时间、价值，三者之间就会出现一种似乎非常可靠的关系，从而生产出更精确地谈论艺术市场上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方法。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想法的重要所在则是其副产品。事实证明，人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其在艺术市场和艺术品与服务的生产中的应用，进一步得出，其所描述的剥削理论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生产和被生产本身，用于物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这可以通过引介剩余价值理论来实现，就像我刚刚描述的那样，作为一种为实现交换目的的投入/对象化和产出的理论，它反映了正式与非正式、物质与非物质劳动的相互作用[4]。许多思想、联系、美好的物理性质、室内设计的陈设与元素、地址列表管理器、艺术家的身体、艺术历史模因(memes)、知识量，以及白葡萄酒的托盘，无形地以无数种方式为有价值的而非一般的艺术品的生产做出了贡献，这些艺术品可以从中提取价值。交换价值。然而，所有这些从剩余价值理论中抽出来的观点必然是，这样的产出是不公平和不适当的：当我购买一件艺术品时，并非所有的脑力、熏香和灵感、画廊开放时的香气都蕴附于其中，更确切的说，能够被真切接触的是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的数量与所投入的香韵多少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个投入量规定了价格变化的平均范围[5]。

还有其他客体化/输出结构扭曲了以资本主义价值创造以外的方式投资的投资的东西。像录像带和电影这样的记录性媒体实际上可以能够产出一些可被识别为投入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说，投入是媒介化的，产出与之相似（以特定于所使用的媒介的方式）。媒介化是非适当性的价值创造的另一种形式。当然也有其他形式，或其他可以被想象到的形式。它们的共同之处实际上在于，它们都需要一段时间，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种材料与处理活动结合在一起，它们被转化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物品，这种物品可以在没有任何特定时间中被获得，它是透明的，并产生一种意义，它可以被交换、游耍，或食用。所有这些转化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会产生不适当和不协调；它们的转化是诅咒，是蜕变，不是阶段性的发展，不像生产在其商业化之前的演变，而是跳跃的，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疾病的出现、损耗与磨损，以及脱瘾性症状是可以在这个模型的框架内研究的更为有益的例子。在其中，重要的是将转化概念化为价值中立，从技术上把握不均衡性，在具体情境下对其进行评估，以避免将剥削中立化或将均衡绝对化。

然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阶段，其超越商业化和媒体化（这通常是为了商业化而发生的，尽管是根据再生产的商业模式，而这种模式在数字文化产业中很大程度上注定要灭绝）。在这个阶段，没有如价值、记录或症状这样的转化媒介和目标，因而材料与其“加工者”之间就不再有区分，二者只不过是两种物质由于重力和其他助剂的作用而互相摩擦，最终产生了石油、天然气或大理石。关于这一点，我们一般知道的是，这个过程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某些大陆块用摩擦或重力引起的压力作用于一些有机质层，产生了一些英国石油公司可以商业化的东西。石油与其他原材料是以这种方式被生产出的，之后才能有对这些石油和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可这些后续提取和开采，与资源在陆地上的形成过程相比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是所有生态经济学的中心话题。如果“开采”(exploitation)一词在这里是完全无辜的，没有任何伦理色彩的，它在“人剥削(exploitation)人”成为受谴责的对象之前就已经被使用了；那么，也许有人可以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争论：投入与产出之间、过程与透明的价值或交换价值之间的时间不对称性，可以被视为更基本的唯物主义剥削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将包括生态，而不会将经济仅仅还原为自然历史的一个片段。

在谈到本体论和政治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塞尔(Alfred Sohn-Rethel)的发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他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是资本主义现实抽象的结果，世界被分为可知部分与不可知部分，劳动被区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6]。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种对实在，对意识所不能及的事物（它只是暂时超出了意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但我们仍然与之紧密相连，甚至有一天可能会与之接触）的物导向的、生态的重构，是一种扭转这种分裂的努力吗？而我们说过，在生产时间与恢复(retrieval)时间，生产加工过程与恢复形式之间有着失调与不对称[7]，那么失调与不对称的概念又是如何对前面所说的那种对扭转分裂的努力给予支持的呢？

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剥削，并根据其不对称性，把它比作“人对人的剥削”，那我们就只是在做每一个普通的生态学家早已做过的事情了。只可惜为了使谴责成为可能——实际上允许任何一种伦理维度——生态学家必须把人类当作受害者，尽管事实上，正是后者的利己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一个版本：资本主义）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人类的错。在此，物导向哲学和本体论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们寻求授予物说话的权利（无论该权利是如何被行使的）。厄瓜多尔的新宪法规定，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具有宪法地位，这一点经常被引作例证。此外，在拉图尔和他的学生的作品中还有许多例子，他们几乎坚持认为，物在它们各种各样的联系与装配中被解释为言辞，一种决定票(the casting of a vote, Stimme)。

相比之下，提炼时间的不对称判据让我们更容易想象一种非相关的剥削理论，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它不会局限于古典西方的，关于对痛苦、快乐、美好生活等等的构想之人文主义框架内，而是甚至在任何（必要视角下的）评估发生之前，用像前先祖性概念这样的智力上的迂回和拐杖概念化失调。但这仅仅是一种宇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吗？或者它使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批判理论，一方面其发展了索恩—雷塞尔对康德的批判，另一方面，其又回到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概念。这种理论也能被解读为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吗？

索恩—雷塞尔可以被解读为脱离从前先祖性角度对相关主义进行批判，而是将某种先验的绝对化纳入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相关主义。从梅亚苏的角度看，人们可能会反对说，当一个人只是用一个意识历史的基础来取代另一个，这根本就不是对相关主义的批判。有的人可能会反驳道，这只是一个历史化问题，因为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其实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它依赖于人造的辅助工具来思考，比如射电望远镜和原化石鉴定。而梅亚苏的支持者可能会说，这些技术的人造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让我们与人类无法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可靠地交流。

在这一点上，我将把索恩—雷塞尔与梅亚苏先放一边，去尝试探索第二个问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不会导向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吗，《启蒙辩证法》中不是有诸多文字将工具理性与人类思想的无能联系在一起，以避免陷入自我中心的主体性之中吗？从指责理性屈从于其所有者解决问题的愿望，到指责理性只在其将不在其视域中的东西视为无益之物时才发挥作用，这难道至少不也是一点小进步吗？

 (from left) Iain Hamilton Grant, Graham Harman, Quentin Meillassoux & Ray Brassier

在完全异质的物导向和思辨思想家那里，这些问题正在被内部讨论，这也首先要归功于哈曼的所做的努力，他促进了思想家们的内部沟通，这些人倾向于关注物的初性与次性、常量与变量、本质与归因等经典哲学问题的要点。人们当然可以抱怨说，在我把一种哲学语言的词汇和问题翻译成另一种媒介的过程中，我不公正地忽略了社会，或者说不幸的是，社会还没有完全消失（取决于个人立场）。然而，仍然存在一种政治的、不那么深奥的、非技术官僚的生态哲学的渴望，这可能是这些翻译尝试的理由。

对哈曼来说，第一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构成了将思辨实在论和拉图尔式的物导向有效地联系起来之可能性。拉图尔说他根本不关心什么第一性质，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总对此费心劳神，然而梅亚苏的反相关主义却正是在断言这些属性不仅存在而且在哲学上是可触及的之时差不多达到了顶峰。哈曼提出了第一性质的某种“回撤性”，但他也进而认为它们是存在的，他更新了海德格尔的“四重”(Geviert)理论，并在哲学上追求将它们整合到物的本体论中：“四重物”。所有学派都同意工具理性对物的暴力，通过采用、扭曲和谋杀它们，来达到工具理性使用者的目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将在这里以这些问题结束）：由于工具理性只看到了第二性质，那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针对第一性质的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暴力是相关主义的产物，或至少是使之成为可能并为之辩护的？因而，相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出于外交原因这里避免使用“辩证法”一词）的产物，而启蒙运动也最终给我们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这种对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相似性的发现（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塞尔已经暗示了这点），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另一种经济和技术发展路线的副现象，因此不是形而上学问题？ 

拉图尔｜物的议会

拉图尔｜不可能的现代化

梅亚苏｜形而上学、信仰主义与思辨

哈曼｜论“思辨实在论”及其他

张杰 | 文化研究关键词：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