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云溪室主人此次释出以明清画意瓷器为主,极具观赏和研究价值,品味不俗。所释出的二十五件作品中,人物故事部分,不仅有取自《千金记》、《琴心记》、《两宋志传》等传奇故事者,亦有如“老子出关”、“蟾宫折桂”、“春游晚归”、“山行”等传统及诗意题材。其中,《千金记》故事,Lot1131取材其“夜宴”章节、而Lot1133取材自“寄食漂母”和“受辱胯下”两折,这种不同器物上的装饰同种传奇故事题材的不同章节,得聚同场,足见墨云溪室主人收藏之功力。长篇诗赋部分,一件具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前赤壁赋》和《百寿图》笔筒,相映成趣。
墨云溪室,取自本场Lot1139“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青花前赤壁赋诗文笔筒”文下钤印“钟墨云溪”,此闲章之意韵颇合本场画意瓷之意境,云溪种墨得承画意纷纷。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亦称老聃,是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五千余言的《道德经》,世称经典。关于老子出关故事民间传说有着不同的版本,西汉刘向《列仙传》关于老子出关记有“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又传,老子将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曾望见有紫色之气从东方飘来,知道有圣人将至。老子出关,紫气东来,后世皆作为祥瑞的征兆。
《有象列仙全传》,明王世贞辑,明万历汪云鹏校刊本
本品人物之描绘,极尽时人之能事,无论老子还是尹喜,甚至于前后簇拥之侍童,皆描绘精绝。更有为老子扛箱童子,剑眉凤目,具帝王之相,或有意指明君之意。同时,五彩艳丽醒目,不负康熙“硬彩之极轨”的盛名,外加其寓意吉祥,更值关注。
本品通体纹饰以五彩绘就,其中颈部绘以竹石图,腹部五彩通景绘《两宋志传通俗演义》之“杨令公大破辽兵”人物故事图。故事主要讲述了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国为雪满城之耻,命西京大同府节度使萧啜里率兵十万杀奔雁门关,又一次大举攻宋。宋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业,率数百精骑绕过辽军,在敌后迂回,出其不意,由雁门关北口南向袭击辽军。辽军攻关受挫,“后院起火”,顿时溃乱溃退。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争案例,被后世广为传颂。题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钤印“林”、“景”《山行》是诗人杜牧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深秋山林景色的七言绝句。其描绘的是秋景之色,山路、枫林、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杜牧以情驭景,并把自己的情感融汇其中,使情感美与自然美水乳交融,情景互为一体。
本品以《山行》诗意入画,可谓立意高雅,格调极高,通过青花和五彩的合理搭配,使得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呈现于眼前。同时,青花五彩设色恰当,笔意描绘冠绝一时,堪称同期作品中的皎皎者。加之体量小巧,盈盈一握,掌间摩挲,便得杜牧真意,可谓妙品。画面一隅书“游春不觉归来晚,花压重门带月敲”诗文。诗文节选自宋代诗人赵葵所作《竹·其一》后二句,本品将“惜春”改作“游春”,更加突出了画意主题。而正是据此诗意,遂有后世名家“春游晚归”画题流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春游晚归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戴进《春游晚归图》
春游晚归是古人常入画的图式,画里常有夫子骑着马,携众人,带上杯盏,琳琅酒食等,穿行于柳阴道;或行至流水小桥上,而童子或侍从已经赶在前头,趁着月色敲门夜宿。自宋代至清,春游晚归作为绘画题材常被诸多画林名家作描绘,如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戴进,清代画家杨晋均有《春游晚归图》存世,对比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仇英画作中侍从扣门,仕者随从骑马游春归来的场景均可与本品相对应。
题识:“百寿图”、钤印“述古”、“四勿主人”、“文章山斗”款来源:天津文物2005年5月13日拍卖会第164号祝寿、敬寿是中国吉祥文化中的永恒话题之一,故寿字常常成为人们祈祷延年益寿的载体。瓷器中不乏寿字纹样,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康熙朝瓷器所采用的万寿、百寿题材装饰,本品即为一典型例子。此类仅以形态各异的青花篆体“寿”字作为纹样,乃康熙朝瓷器所创的独特装饰手法,并传至后世,影响深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花万寿字尊、百寿字纹观音瓶,通体书写青花寿字,为庆贺寿诞而定烧。本品装饰风格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尊、瓶相类,应亦为贺寿定烧之器。
故宫博物院藏品
另外,从本品钤印得知,其为“四勿主人”制出,其具体为何人,暂不可考。但从传世所见落有相同钤印瓷器,推测其当为熙朝制瓷名家,又名“樵隐”。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青花山水人物诗文瓶,落款“樵隐”、钤印“述古”、“四勿主人”印文,可资比较。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青花前赤壁赋诗文笔筒腹部录《前赤壁赋》全文、落“丙寅(1686年)岁孟夏月右录苏东坡先生《前赤壁赋》。东山携清主人书”、钤印“一片心”、“携清”、“种墨云溪”、“大明嘉靖年制”款。
从文尾所落“丙寅(1686年)岁孟夏月右录,东山携清主人书”纪年款,可知本品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由东山携清主人书写并制出。康熙时期重视文治,科举大兴。随着文人群体的增加,与读书相关的优质文房用具亦在此时日趋流行。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瓷质笔筒,它既是文人案头陈设的雅玩,亦是映射文人精神世界的载体,不仅品类繁多,而且装饰不拘一格,堪称熙朝第一雅玩。于瓷质笔筒上书写文字,亦为康熙朝瓷器一大特色。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提到康笔筒上“书长篇成文者,如《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兰亭序》、《出师表》,皆全篇录其。笔法出入虞(世南)、褚(遂良),均康窑之铮铮者。……后代殊不敢仿制,一则无此善书之手,一则制近古朴,难博俗人之嗜好耳。” 足见后世对此类作品的高度赞誉。题识:“千竿君子竹、百尺大夫松。雅玩”、“雍正年制”款寿石叠落,外生古松枝干遒劲有力,松针自然晕散,意趣天成,既喻节操坚贞,又象征长寿。竹干劲挺,一笔点画,竹叶交错,似迎风摆动,极具文人画风格。梅花作折枝构图,树干隐约刺状物隐约可见,手法写实,花瓣细线勾划填色晕染,象征君子德行。故宫博物院藏品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作品
本品器型、画意布局均与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康熙青花岁寒三年图梅瓶”相类,口沿装饰朵梅均十分相近。其落“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玉璧底较窄,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而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件颇为知名的“雍正年制”款青花喜上眉梢图梅瓶,其玉璧底较宽,以及书款方式,均与本品更类。
古时科举考试正处在秋季,恰逢桂花盛开的时候,故用“折桂”借喻高中状元。自唐以来用之,后以月中有桂谓之月桂,而月中又有蟾,故或改“月”为“蟾”,以登科喻为登蟾宫。此外,题识中“寄语吴刚休折尽”指吴刚伐桂神话故事。相传吴刚学仙有过,遭天帝惩罚到月宫砍伐桂树,其树随砍随合,所以必须不断砍伐。此处或借吴刚伐桂故事来暗指统治者应积极开科取士,给读书人入仕的机会。
本品内、外分别以青花和暗刻为饰,其中盘心青花满绘《千金记》之“夜宴”人物故事,外壁暗刻双犄牡丹,颇具时代特点,结合底部款识,推测本品应为康熙早期作品。《鼎镌出相点板千金记》,明沈采撰,武林不严主人订正本
《千金记》为明代沈采所撰传奇故事,其以韩信及其妻高氏为主线,来描绘楚汉相争故事。本品所绘则为《千金记》第十六出“夜宴”人物故事,主要讲述项梁不听韩信之策而阵亡,项羽在鸿门宴后擢升韩信为执戟郎。这一天,项羽命近侍摆夜宴请虞美人出来以遣心中烦闷,欢娱之后,一醉方休。原文所记“碧月照金瓯。银河灿珠斗。且开怀饮酒欢娱良久。不觉玉山颓后。”本品所绘正是这一场景于瓷上再现,颇具观赏、收藏和研究价值。
清康熙 青花千金记之寄食漂母、受辱胯下人物故事图粥罐本品腹部两面开光内分别绘以《千金记》之“寄食漂母”和“受辱胯下”两则人物故事。其中“寄食漂母”主要讲述韩信为发迹时,以垂钓为生,且常食不果腹。一漂洗丝絮的老妇见其可怜,常以饭食接济韩信。信言若有发迹之日,必当感谢。漂母则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后信为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以示报恩。《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明沈采撰,富春堂刊
“受辱胯下”主要讲述为发迹时的韩信时常受到淮阴屠户中年轻人的羞辱,言信“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并言:你若不怕死,拿剑刺我。若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韩信思索一番后,俯身从胯下爬过。众人皆笑其怯懦。众所不知,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之事。两则故事反映了韩信知恩图报和忍辱负重的大丈夫精神。
本品通体以青花釉里红及釉下黑彩装饰成苍龙教子图,其中青花呈色蓝艳,釉里红发色鲜明,釉下黑彩更是层次丰富,其釉下高温黑彩的使用,在同期作品中颇为罕见,可见故宫博物院藏有釉里红黑彩一例,偶有所见亦多用来装饰云气,取其笔墨意趣。本品画面中苍龙和幼龙于墨色云雾间呈俯仰之势,苍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与侧首下顾的苍龙深情对望。二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故宫博物院藏品
苍龙教子图作为清代官窑传统图式,始见于雍正时期。乾隆后期,又予以特殊政治寓意,寄托了高宗皇帝对嘉庆的殷殷期望之情,可谓用心良苦。画面中高高在上的苍龙在训导行云布雨的幼龙,寓意帝王在传授为人君之术,具有极为强烈明显的皇家特征。而本品烧造时间当为乾隆时期,其虽不书款识,但其复杂的装饰工艺及具有特殊政治寓意的装饰题材,都难掩其御窑性质。
本品体量硕大,气势恢宏,通体以青花为饰,其中碗心绘以荷塘清趣图,外壁青花通景绘清白礼贵图。画面中分绘鲭鱼、鲌鱼、鲤鱼、鳜鱼四尾不同品种且姿态各异的鱼穿梭于莲池中,描绘精细,颇具生动。周围点缀以莲荷、水草、浮萍等,画意主题突出,构图饱满,繁而不乱。以鱼水之乐作为瓷器装饰题材,于宋代定窑等著名窑口中即以出现。而最为世人所熟知的鱼藻纹瓷器,当属元代以青花为饰的鱼藻纹大罐,其所绘鱼纹分别为鲭鱼、鲌鱼、鲤鱼、鳜鱼四种,取其谐音,寓意“清白礼贵”。本品所饰当与其一脉相承,寓意吉祥。同时,清白礼贵鱼藻纹饰在康熙时期亦大为流行,本品可谓承上启下,意义非凡。本品体量硕大,成形不易。其纹饰层次清晰,构图疏密有致,所绘鱼纹鳞鳍毕现,与周围的莲花、浮萍、水草融合在一起,显得生动逼真,是一件颇为难得的晚明瓷器佳作,如此体量保存至今,颇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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