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A 新书推荐 | 《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

前  言

文/吕澎

今天，研习艺术史的年轻学子如果仅仅是限于普通教科书或者书店里流行的艺术史通俗著作的阅读，或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日常见到的“经典”艺术史著作已经穷尽了艺术史的基本问题，这会暴露出在艺术史知识以及史学领域的严重缺陷。实际上，教授艺术史的老师也许会有同样的毛病，将几十年学来的知识当做课堂上足够用的内容，由于缺乏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收集新的史料，自己拥有的知识惯性和判断也会耽误学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1987年，刘海粟在《中国美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尽管可能是他人代写的），告诫从事学习艺术史的人：了解中国油画史的真正源头应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比如一个叫“蓝阁”（林呱）的画工（难道不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画家？）。关于这位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不是这里要陈述的重点，我想提醒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绘画作坊，这些作坊中产生的绘画作品有不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油画。在若干个被称之为『X呱』的画家中，刘海粟提及的那位“蓝阁”（林呱）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作为一位中国画家，他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性和技法上的娴熟甚至让人难以置信，显然，这样让他的名字被留下来。而他获得油画技法的老师就是本书的主角钱纳利。

林呱

《濠江渔女》

约1850年

银川当代美术馆“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展览作品
现巡展于北京

基于今天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和作品实物，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在若干从欧洲到中国来旅游画画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等国的画家中，钱纳利是对中国油画最有贡献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教授出像关乔昌（林呱）这样的学生，而且他在中国20多年的生涯里，留下了大量涉及澳门和广州的地域风情绘画以及中外人物肖像。他几乎一半的成年人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在中国去世，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在澳门的墓地见到他的墓碑，也是为什么我要在墓地旁的马礼逊教堂里给澳科大学生讲述19世纪中国沿海油画史的原因。

乔治·钱纳利

《自画像》

1802-1825年

银川当代美术馆“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展览作品
现巡展于北京

乔治·钱纳利

《渔村》

1825-1852年

银川当代美术馆“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展览作品
现巡展于北京

所以，我们学习中国油画史，不仅仅是蜻蜓点水一样了解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这样一些受到中国皇帝趣味影响的传教士的绘画，更要了解让油画普及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像钱纳利这样的欧洲画家，这些欧洲画家在手法、趣味、风格甚至作画的心情上都非常不同于宫廷里的传教士。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加透彻地了解中国油画的历史，了解东西方之间文明传播的复杂方式与路径。

顺便提及一下，当你阅读了本书，了解到19世纪欧洲油画在沿海城市的传播情景后，会充分认识到：之前一些艺术史研究者使用的“外销画”这样的词汇是如何狭窄而根本不能概括19世纪中国接受外来绘画影响的情况，19世纪即便是生产于澳门广州的那些批量生产的中国风情画，在作画态度、生产目的以及最后的结果上也不是如今大芬村那样的情形——彼时的墙纸也在贡献中国的风景而不是梵高的复制品。可以进一步坦率地说，在上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时，老师甚至根本就不能用“外销画”这样的词汇去概述那个时期的欧画东渐问题。了解钱纳利在中国的艺术经历，可以让我们认知绘画及其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才能够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油画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文明的特殊性以及变异的复杂性。本书于2024年出版，正是钱纳利诞辰250年，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有助于弥补中国近代美术史尤其是中国油画史教育上的缺陷。

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

?　全景呈现乔治·钱纳利的人生与艺术：本传记完整地勾勒出钱纳利的人生旅程与事业经历，也展现了他丰富的艺术成就。

?　深度解读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与社会风貌：本传记在聚焦于钱纳利的个人经历的同时，也将其放置在历史大背景之中考量论述，通过钱纳利的生活、社交与艺术作品，为读者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世界，那是一个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时代，哪怕是钱纳利这样的成名艺术大师，亦被时代裹挟着艰难求生。

?　精美装帧，呈现艺术与视觉的双重盛宴：本传记装帧工艺考究，封面文字烫金，人物像画框采用压凹工艺，典雅精致。

?　300余张精美图片带来视觉盛宴：本书内含图片为彩色印刷，工艺精致，带给读者最好的视觉体验。图片内容多为钱纳利的绘画作品，从精湛的人物肖像到美丽的沿海风光，读者得以透过钱纳利丰富多样的画作一窥19世纪印度和中国沿海的社会风情。

书本内页展示

孔佩特博士
（Dr. Patrick Conner）

先后于牛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深造，并执教马尔伯勒学院，之后担任英国皇家穹顶宫和布莱顿美术馆和博物馆美术部主管。1986—2020年任伦敦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总监。孔佩特是研究与东亚相关的历史绘画的专家，目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员。

孔佩特博士已出版的著述包括《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建筑》（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1980年），《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The Hongs of Canton —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2009年），以及《中国贸易画：思源堂珍藏历史绘画》（Paintings of the China Trade: the Sze Yuan Tang Collection of Historic Paintings，2013年）。他曾策划多个探讨“东方”和“西方”文化关系的展览，特别是“威廉·亚历山大，英国艺术家在中华帝国”（布莱顿和诺丁汉，1981年）；“1600—1860年间的中国贸易”（布莱顿，1986年）；“东方印象”（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年）；以及“引人注目的钱纳利先生”（亚洲之家，伦敦，2011—2012年）。

译者简介

刘　艺

毕业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现工作于银川当代美术馆，致力于馆藏洋风画和早期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梳理研究，及相关项目和学术资料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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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艺术家中，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是个特例。28岁那年离开英国后，他余生的五十年都在世界的另一头度过——二十三年在印度，二十七年在中国沿海。如果他一直待在英国，或者欧洲，无疑会被卷入艺术风尚和品味的变化中去；他可能会加入这样或那样的团体，作品在职业批评家和鉴赏家面前展出；他会得到罗斯金（Ruskin）的赞美或奚落，富有的商人为他提供赞助，并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设宴款待他；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会有他的某个追随者，就他杰出的成就发表饱含溢美之词的论述。

而事实上，钱纳利将大半职业生涯耗费在远东地区（大多数时候是在侨民的小社区中）的同时，他已丧失了这一切的可能性。他当然曾考虑过返回英格兰，至少也曾有过那么一次（见第106页）。但如果他在晚年返回故土，所面对的境况可能未必会让他感到称心如意。毕竟当萨克雷（Thackeray）笔下的纽康姆上校（Colonel Newcome）结束在印度的任期返回英国时，还有人拿他那［晒成］褐色的皮肤和不入时的宽大衣着取笑。当上校重访一处记忆中的聚会场所时，他吃惊地发现，取代常来往于此的谢里丹（Sheridan）和他机智诙谐的追随者们的，竟是一个醉醺醺的满口粗俗歌曲的歌手。而缺席时间远甚上校的钱纳利，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业支配城市，铁路贯穿乡村，恪守道德规范、重视家庭生活的皇室统治着社会——又会好到哪里去呢？钱纳利会和拉斐尔前派共创事业吗？还是和万国博览会的组织者们共创盛举？我想不会。相反地，钱纳利那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期还曾高度流行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格，此时看起来就像纽康姆上校的裤子一样过时。

甚至钱纳利的个性，想来有趣，乃是根植于反复无常的18世纪90年代的伦敦和都柏林：一个充满暴力冲突、无耻大胆和愚蠢荒唐的年代。很难想象钱纳利会在故国僻静的郊区度过一段体面的退休生活。或许他的事业没有被某些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拥护者所记载也是合理的，同时代传记作者的缺席，使得他的言行成为谣言和秘闻的主题。在中国南海那个偏远小岛上独自生活的二十七年中，他引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而在他死后，传言更是激增，还延伸到了他的绘画上去——许多年中几乎任何18世纪或19世纪的中国主题的油画都倾向于被归为钱纳利所作，而且至今还有各种来源的绘画以“钱纳利”之名展出或编目，或更谨慎一些地被称之为“钱纳利画派”（Chinne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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