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澄泥四大砚种辑考 - 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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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澄泥四大砚种辑考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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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澄泥四大砚种辑考

︱王跃泽︱

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其独特的书写工具——砚台也很早就出现了。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古代用来研磨绘画颜料的研磨器。研面凹处放着研磨棒，砚旁有石质颜料碎块，还有陶制的调色杯，这陶制的调色杯当是早期砚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说明了早期砚台是由一些石器与陶器组合而成的。先祖们先用研磨杵在石臼里研碎赭石等颜料，然后将之放置陶制调色杯里加水调合，再用来画岩画和彩陶，朴素的艺术创作就诞生了。

用澄泥来制砚最早出现于汉代。因当时端、歙等名品石砚俱未出现，文人士大夫用砚以陶砚与粗石为主。身份显贵者用金属、宝玉为砚;或用青石或者砂石，包以嵌玉铜盒，或精美的漆盒。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砚使用最多，陶砚的制作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与提升。用细泥制作的圆形辟雍式砚、方形榻式凤池砚成为上流社会用砚的潮流。

到了唐代，澄泥砚的制作技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各地制作精良的澄泥名砚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唐代，“澄泥砚”的名称尚未出现，统称所有砚台为“砚瓦”。各种志书典籍如《唐六典》《通典》《新唐书》等，都有了关于砚台的述录。现代，各大文博机构与考古刊物陈列与记载的考古出土砚台中，澄泥砚占了很高的比例。唐代一些显贵人物的墓葬中，出土的砚台也是以陶瓷砚为主。

从《文物》杂志1965年第12期刊登的文章可知，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的倡导下，各地都发表了砚史资料汇编。很多地方博物馆都介绍了各自馆藏的砚台。洛阳市博物馆也写了一篇《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正好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洛阳考古所出土的砚台。文中介绍周、汉、唐、宋、明各代调色器与古砚，有四十二方之多。其中唐至五代古砚有二十五方，其中只有石质砚台一方，其余全是陶砚(澄泥砚)，可见澄泥砚在唐代用量之大。

古代典籍记载的唐代澄泥砚品种按产地可分为四大类：被唐代史书典籍记载，贵为贡砚的“弘农陶泓”——虢州澄泥砚;被书法家柳公权品论的两大名砚——“青州石末”与“绛州黑砚”;典籍虽未记载，但多年来时有发现的“江州流沙砚”。

唐代的澄泥砚制作方法，四大产地各不相同。贡砚弘农陶泓用的是陶瓮加水澄滤的沉泥之法;青州石末用的是潍州烂石，研澄其末的澄滤之法;而绛州黑砚，是用布囊取河底淤泥的取泥之法;江州流沙制法无记载，但根据砚台标本胎质看，应是用河中淤泥澄滤，再加以丹锡之法烧制而成的。

唐代的四大澄泥制砚产地，是宋代乃至明清澄泥制砚所宗技法的。也是研究与收藏古代澄泥砚者孜孜以求的名贵砚品，是中华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端砚、歙砚、红丝、洮河等石质名砚兴盛以前的唐代，澄泥砚就占据了士人用砚的绝大多数份额，并贵为贡品，即使宋代以后，也是四大名砚之一。文房四宝中以砚为首，研究与收藏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是我们砚文化从业者与书画爱好者的责任与义务。

(唐) 墨书“开方砚瓦”澄泥凤池砚

研山草堂藏

弘农贡砚

汉代的弘农郡到了唐代分为陕、虢二州，即今三门峡陕州、灵宝一带，乃唐宋澄泥贡砚的原产地。这里有扼守沟通长安、洛阳两京的廊道——崤函古道。所产优质的澄泥砚瓦，被用砚的文人墨客往来两京时购买使用，逐渐声名鹊起，被朝廷列为贡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记载：“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唐代文豪韩愈在《毛颖传》中把“弘农陶泓”作为砚台的代名词，与其他文房器物并列。

唐代司空杜佑的《通典》云：“弘农郡贡麝香十颗，砚瓦十具。”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李林甫等编撰的《唐六典·尚书户部卷》记载：“虢州或属河南，厥贡虢州砚瓦。”《新唐书·志第二十八·地理二》载：“虢州，弘农郡，雄。土贡：，瓦砚、麝、地骨皮、梨。”宋高似孙《砚笺》云：“虢州澄泥，唐人以为第一。”这些典籍文献资料对澄泥砚的记载，说明了弘农贡砚的产地与历史地位。

唐代弘农郡烧制澄泥贡砚的是一个叫“开方”的地方。唐代实行府兵制度，这里是驻军屯兵的虢州开方府，所制之砚或为府军所监制并进贡。地址即今天三门峡灵宝市城南五里一个叫“开方”的村落。其旁有古迹，名曰方伯堆，汉《开山图》曰：“衙山在函谷山西南。是水乱流，东注于绪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称矣。历涧东北出，谓之开方口。”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诗中为端砚鸣不平：“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阙里庙堂空旧物，开方灶下岂天然。”弘农开方府陶灶烧制的澄泥砚，虽然是贵为贡品的庙堂之物，但是怎么能比质地天然的端州石砚好呢。但是，早在端、歙出现之前，开方府烧制的“弘农砚瓦”已经进贡朝廷，成为唐代上流社会的“阙里庙堂”之物。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曰：“砚瓦者，唐人语也，非谓以瓦为砚，盖砚之中必隆起为瓦状，以不留墨为贵。”造型类似瓦形的砚台，不论什么材质，唐人统称为“砚瓦”。端砚产于端州斧柯山，又称“斧柯砚瓦”;歙砚产于歙州婺水，所以又叫“婺水砚瓦”。研山草堂澄泥古砚博物馆藏有唐代鳝鱼黄澄泥砚一枚，长约十三厘米，为典型的虢州凤池形砚，背有墨书“开方砚瓦”。上海博物馆藏有唐代龟形澄泥砚一枚，砚背刻有“开方”两字，这些都是弘农开方贡砚的实物例证。

虢州澄泥砚制法古人亦有记述。宋人欧阳修在其《砚谱》写道:“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谱》有造瓦砚法，人罕知其妙。向时有著作佐郎刘羲叟者，尝如其法造之，绝佳。砚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独余尝得其二，一以赠刘原父，一余置中书阁中，尤以为宝也。今士大夫不学书，故罕事笔砚，砚之见于时者惟此尔。”

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所记述的澄泥制砚法如下：“作澄泥砚法，以泥令入水中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然后以利刀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糠、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

唐以后，弘农砚瓦也是长盛不衰。宋代的虢州澄泥砚仍旧贵为贡品。宋代的一些重要典籍也对虢州贡砚做了记载，《宋史·地理志》载：“虢州，雄，虢郡，军事。贡：麝香、地骨皮、砚。”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虢州土产：方纹绫、花纱、绢、梨、枣、砚瓦。”宋代王存等《元丰九域志》载：“雄。虢州、虢郡;土贡：麝三两、地骨皮一十斤、砚二十枚。”落款虢州的澄泥砚多年来时有发现。元代以后，废虢州归陕州所辖，落款陕州的澄泥砚，亦是弘农砚瓦之流亚矣。

(唐)“开方”款澄泥龟砚

上海博物馆藏

青州石末

山东澄泥砚的产地，唐代在青潍二州，以石沫参合澄泥制作。《旧唐书》有柳公权论砚:“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者次之。”宋代唐彦猷《砚录》云：“潍州北海县石末砚，士人取烂石，研澄其末，烧之为砚，即柳公权为第一者。潍乃唐青州北海县也。”

2000年，山东有人找到唐代烧制石末砚遗址，所获甚多。当时有一期收藏类杂志介绍过，发现的古砚标本多为残缺品，而且砚额模印有斗鸡纹饰。砚面装饰有银沙，灿然发亮。还有制砚模具出现，也是陶制的，更为珍贵。

宋代欧阳修《砚谱》云:“青州、潍州石末砚，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石末本用潍水石，前世已记之，故唐人惟称潍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于世矣。”唐代的青州石末砚，用的是潍水石制作，唐代人称为潍州砚。至宋代青州、潍州都在生产，算是传承有序。当今古砚收藏者，发现的石末砚标本落款也是青州与潍州的都有，这样与欧阳修先生的记载就非常吻合了。

唐代青州产砚多无印款，因宋代时，砚后印款标明产地与砚工姓氏字号，砚上刻款才蔚然成风。当今古砚收藏者手中的石末砚标本、宋代青潍二州澄泥砚，多刻有签名款。宋代柘沟澄泥乃唐青州石末之余绪，以印款居多，如“柘沟石砚马家”“东柘沟村常家自造记”“兖州柘沟石砚”等多款。

宋代朱长文《墨池篇》记载：“潍州北海县石末砚，皆县山所出烂石，土人研澄其末，烧之为砚，即唐柳公权所云青州石末砚者。潍乃青之故北海县，而公权以为第一是未见歙砚以上之品而以今参校岂得为然，且出于陶灼，本非自然，无足道哉。”每个时代每个文人都有各自的用砚习惯与标准。唐代的澄泥砚有制作精良的，也有做工拙劣的，岂可统一论之。根据国家馆藏与私家所藏出土的青州石末砚来看，质地与造型都很精良的确实不多，所以宋人朱长文贬低尤甚。宋人用砚所处时代背景与唐大为不同。唐时端、歙砚刚开采使用时，澄泥砚已经是唐代史志记载的贡品了。宋代史绳祖《学斋占毕》载:“唐人多只是以瓦为砚，故昌黎毛颖传止称为陶泓。”古代无田野考古发掘记录，宋人不知唐人事，唐代澄泥砚地位尊贵岂是宋人可以想象的。唐明皇赐予日本圣武天皇的国礼也是一款澄泥砚，现在还陈列在奈良正仓院中。开元宰相广东人张九龄所殉葬的砚台也都是澄泥砚，而不是他家乡所产的端砚呢!故而宋人才有如此的感叹。

(唐) 斗鸡纹青州石末砚

研山草堂藏

绛州黑砚

当今研究文房古物者提起绛州，都是因为绛州澄泥砚的缘故。皆因《旧唐书·列传·柳公权》中的一句话：“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青州石末与绛州黑砚都是唐代盛行的澄泥砚之一种。而青州石末砚现在发现的标本很多，绛州黑砚却像历史谜团一样，只有历史记载。落款绛州砚的唐代澄泥砚实物，国家博物馆与民间收藏都未发现。

南唐张洎，字思黯，初仕南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入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淳化中官至参知政事。其著《贾氏谈录》记道:“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

书法家柳公权出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比出生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的韩愈小了十岁，亦算同时代人。他们谈论到砚台，韩愈《毛颖传》中说的砚是弘农陶泓，柳公权说的是青州石末与绛州黑砚，三者皆是澄泥砚，可见泥陶砚在唐代地位之高。弘农陶泓是唐代的贡品砚台，青州石末与绛州黑砚是书法家推崇的澄泥名砚。现在的古砚收藏者与地方政府，说起当地所产的澄泥砚，都说是古代贡品。其实从目前考古出土的唐代澄泥砚实物来看，贡品澄泥砚亦如瓷器的官窑与民窑之分，不论是造型与质地还是成色与发墨，澄泥贡砚与地方澄泥名砚都有着高下之分。

《新唐书》地理志的绛州部分是这样记载的：“绛州绛郡，雄。土贡:自、粱米、梨、墨、蜡烛、防风。”大家没看错，贡的是墨而不是砚。《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砚作为贡品的，唯弘农郡虢州砚瓦一种，亦无端、歙等其他砚种出现。绛州不贡砚台而贡墨，因其所产的墨非常有名。韩愈在《毛颖传》中，将绛州的墨拟人化，与弘农陶泓(砚)、中山毛颖(笔)、会稽褚先生(纸)并置，叫作“绛人陈玄”。陈旧的老墨用起来好，黑而有赤色者为玄，玄色的古墨更好啊!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司空杜佑的说法，他于大历年间所编著的重要典籍《通典》里面的“食货·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是这样记载的：“绛郡，贡粱俗二十石，墨千四百七十梃，白五百匹，梨三千颗，今绛州。”其中贡的也是墨而不是砚，一千四百七十梃，数量还不少。

绛州黑砚作为唐代名砚，至今却未见落款绛州的唐宋砚台标本，此为砚台收藏、研究者的一大疑问。那是因为五代时，泽州吕道人砚声名远播，惹得后人不断仿制，以致在宋代超过了唐代绛州黑砚的名气，宋人都只知泽州吕砚而不知绛州黑砚了。吕老制砚的丹锡法也直接影响了泽州制砚的技法风尚。后之各家制砚，也都落款“泽州丹粉罗土澄泥砚记”。泽州也取代了绛州，成为唐代以后山西澄泥制砚的中心区域。

(元) 龙鱼澄泥砚

长21.4厘米宽11.8厘米厚1.5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江州流沙

唐代澄泥砚流派除贡砚弘农陶泓、名砚青州石末与绛州黑砚外，还有一种制作精良的澄泥砚品种，那就是产于江南道江州的流沙澄泥砚。查阅史志却未见古代江州有产砚的记载，但是江州流沙砚却真实存在。多年来，在长安、洛阳、杭州、南京等古城施工地层偶有发现的，虽是残片却制作精美。唐代常用的凤凰池、圭形池与风字池，造型规整，质地薄而坚硬，且背面多有江州流沙的印记，说明唐代江州制砚人已经有品牌意识，并且砚品已经销售到当时国内各大城市。

江州，东晋始置，辖境为江西大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江州为浔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郡为州。诗人白居易《琵琶行》有“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句，诗中的江州就是这里。难道这制作精美的江州流沙砚，是由白居易带来的贡砚制成的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记载:“江州，浔阳，上。禹贡扬、荆二州之境，扬州云‘彭蠡既潴’，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荆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贡、赋:开元贡葛、生石斛。元和贡碌。”唐代杜佑《通典》的“天下诸郡每年常贡”记载：“浔阳郡贡葛十匹，生石斛十斤，今绛州。”开元年间李林甫等编撰的《唐六典》所记载江州的贡品也是生石斛。可见江州流沙砚，唐代典籍未做记载，亦未作为贡品使用。唐以后亦未见再有落款江州的砚台出现，这种昙花一现的古砚，留给后入颇多的未解之谜。

江州流沙砚，目前发现的多是唐代凤池砚造型。制作规整，线条优美，胎体厚薄适中;色泽灰黑，砚面多饰以银沙粉，背面有印款或手签款。主要品种有“江州流沙绝上”“流沙褚岌造”“江州金沙铁粉绝上”“褚岌造”“王进上”等。2013年，江西九江县养麦岭唐墓中出土一方砚，背面刻有“江州绝上”字样，这是在砚台产地考古发现的江州流沙砚。

唐代几大澄泥砚砚种制法各异，江州流沙砚虽有流沙之名，但所用的不是沙，而是泥。这从古砚标本的断茬处可以看到，所用之泥极细，放大亦未见沙粒。古澄泥砚用泥，必须是经过澄滤的极细之泥。从砚上银色的亮点可知，江州流沙砚用的是银云母饰于砚表。古人澄泥砚多用模具制作，金、银云母是制砚脱模的好材料，俗称“金沙”“银沙”，唐代虢州、青州制砚人都用，江州制砚人称之为“流沙”。“铁粉”是制砚掺和入泥的矿物质原料，俗称“丹锡粉”，多为古代道家炼丹所用，能增加砚台的烧结度，使砚台更为坚固耐磨。“绝上”，是称赞砚台工艺高超，为独一无二之上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