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匠造：端砚与文人的精神世界 - 北京画院

文心匠造：端砚与文人的精神世界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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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匠造：端砚与文人的精神世界

︱林夏瀚︱

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产于古端州(今广东肇庆一带)而得名，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端砚下墨如风、发墨如油，不耗水、不结冰，实用性强，素来受文人士大夫喜爱，是文人的书写良友和案头清供。“端砚制作技艺”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记忆。端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它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及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逐步成熟，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清) 端石龚照瑗铭李鸿章小像砚

长38.7厘米宽25.5厘米高5.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端砚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深刻影响着端砚文化的价值取向。儒家把端砚视为精神和人格的象征，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儒家崇尚“仁义”“礼乐”，并将“美”和“善”统一起来，认为“美”是对人和社会有益的，要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符合人与人交往“礼”的规范，是以入世的态度追求人为之美。自然物虽不具有精神和道德属性，但人们在欣赏它们时，会将它们的某些特点和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相对应，这样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中也就包含了精神和道德的内容。砚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结晶，历代文人墨客大都爱砚、赏砚、藏砚，赋予砚台寓义于物和以物比德的思想。刘禹锡、苏轼、赵孟、朱彝尊等文人都曾为端砚挥毫留诗，这些文学作品通过碑碣、书籍、砚铭等形式流传至今，充分反映了端砚主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和境界追求。

陈继儒《妮古录》有言：“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确实，“武士爱剑，文人爱砚”，文人与端砚的关系犹如鱼水相得。据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载，唐人文嵩曾以砚拟人作《即墨侯石虚中传》：“上利其器用，嘉其谨默，诏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备濡染，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其后人们遂称砚为“即墨侯”。儒家讲究修身，文人修身包括正直、道义、诚信、清廉等多方面，而端砚的特质暗合了这些内容，从而引发文人的联想。苏轼《端砚铭》曰：“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苏轼赞扬端砚有懿美之德，常常置于君子身边。由此可见，端砚不是玩物，而是在君子身边折射主人的德行的。苏轼《端砚石铭》有言：“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为煤，孤竹为笔。蓬麻效纸，仰泉致滴。斩几信钩，以全吾直。”纪昀《题竹节端砚》曰：“介如石，直如竹，史氏笔，挠不曲。”可见古代文人常把端砚与松、竹、石、玉等代表品质高洁的物体相提并论，并从中领悟它的品德。

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不从事举业者，则寄托于学术，潜心学问，格物致知。据儒家“万物皆有其理”的理论，“理”寓于世间万物，知识的获取可以随着钻研逐步实现，进而认识万物中所包含的“道”，而学术的乐趣在于对自然万物体察入微的追寻。因此，格物是悟道、追求真理的发端，文人对端砚的兴趣也正是格物致知的具体实践。历代文人多撰文论述端砚的历史和发展、名坑及特点、石品花纹、形制、风格、鉴别、保养等内容，能从端砚细微之处见广大。更有甚者，如清代万承纪，曾将其所藏汉、魏碑拓本百余种缩临，请刻砚名家王应绶刻于端石砚背，手拓成书，成为《百汉碑砚拓》(今江西省博物馆藏)。万承纪的百汉碑砚及《百汉碑砚拓》集端砚和碑于一体，古雅绝伦，其中的经史考证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充分反映了儒家学者对知识的不倦求索，不仅是清代金石学鼎盛的见证，更是砚林之佳话、书坛之奇观。

儒家讲究功用与务实，米芾曾说：“器以用为工……夫如是，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清代施闰章《砚林拾遗》记载：“砚无池，如人无目。”试看清代《端石龚照瑗铭李鸿章小像砚》，砚形硕大，器量宏伟，自有慑人之气。砚面平展，墨池深凹，实用性强。砚背有数条翡翠，其中一条长且宽。砚背上方刻有隶书铭文，下方中部阴刻李鸿章小像，像呈坐姿，长髯飘然，神态矍铄，可供观赏。端砚主要服务于人，因此端砚制作也强调实用性。第一，端砚制作不以大为尚。砚为用具，大小当以使用方便为准，过大沦为摆设，过小则变成玩件。第二，砚堂不可小。砚堂是文人日常研磨之处，当以平整开阔为宜。倘若砚大池小，用于观赏不够雅致，拿来研墨也不实用，非制砚之正道。第三，方便洗墨。砚台使用完需及时洗涤，倘若雕刻得到处沟沟坎坎，自然不方便洗涤，有违以用为本的原则。第四，石品得当。一方好的砚石应尽量将有利于发墨的部分设计在砚堂研墨之处，以便观赏。第五，拿握合手。砚台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被拿动，如以把玩为主更是不离人手，所以砚台的凹凸起伏、圆转方直应符合人体工程学，以便拉近人与砚的距离。

砚石出自深山或寒潭，经人工雕琢而成，制砚者的精神气质也随之注入砚内，使砚具备了自己的精神气质，并以此打动欣赏者和使用者。端砚的制作工艺严谨复杂，主要有采石、选料制璞、设计、雕刻、配盒、打磨、上蜡等工序。在具体制作上，讲究制作工整，裁切多方正圆厚，比例协调，造型饱满、对称，纹饰雕刻典雅而有厚度，工艺严谨，打磨细致。例如明代端石几形砚，砚石呈紫黑色，坚而润，砚为长方桌几形，砚堂四周环以水渠，与砚池相通。砚面雕刻落花流水纹，方框内楷书阴刻：“静者石，安者几，知静安，得所止。正德六年汝止王艮。”砚侧饰回纹，四足饰人面纹。砚背阴线刻王艮像，书刻：“心斋先生小像，繁昌夏廷美写于东淘精舍”，下镌“云峰”印。王艮为明代著名学者，创泰州学派。夏廷美，字云峰，学于焦竑。此砚为两位儒家学者交往之见证。以几形制砚颇为独特，纹饰与造型亦精巧别致。可以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端砚制作技艺应以典雅端庄、规整稳重为佳，反对轻薄媚俗、玲珑弄巧。

(清) 端石龚照瑗铭李鸿章小像砚(砚背)

长38.7厘米宽25.5厘米高5.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二、端砚与道家思想

端砚的审美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道家思想讲究无为，追求天性，以出世的态度追求自然之美，特别是道家“道法自然”“壶中天地”等崇尚自然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端砚的审美观念和制作布局。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它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即对世间万物给予应有的尊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端砚造型也存在着对自然中“道”与“理”的探求，具体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浪漫飘逸。例如苏东坡《玉堂砚铭》记载：“坡弥漫，天阔海浅，巨源之砚。淋漓荡潏，神没鬼出，与可之笔。烬南山之松，为煤无余;涸陵阳之水，维以濡之。”据《淮南子》，“陵阳”为传说中波涛之神。苏轼铭文气象博大，想象奇特，豪迈奔放，颇有庄子遗韵。而庄子有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两者对照，苏轼砚铭是对于端砚不满不竭、无盈无虚内在品格的写照。

端砚色紫质润，石品绚丽，素有紫石、紫玉、紫云、紫英之美称，如皮日休诗句所云：“样如金蹙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而紫色在古代为祥瑞之色，在道家文化中地位崇高，老子过关时的“紫气东来”，炼丹术中的“九转紫金丹”，占星术中的“紫微垣”，乃至古代皇帝所居住的“紫禁城”，都建构出道教修仙的神秘与庄严。端砚因其颜色，也沾染了道家的神仙气息，而且端砚作为石头，有金石之寿，被视为灵物，似乎拥有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借助端砚上的微缩景观或其他物象展开联想，仿佛道家所说的“壶中天地”，从而满足他们对长生不老和殊方异域的想象。

道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因此事物才能生生不息。这种思想在绘画、诗歌、戏曲等艺术门类中得到很好运用，逐渐形成了留白手法，也对端砚的审美及艺术表现带来了深远影响。“因石构图，因材施艺”由此成了端砚制作中的基本原则。除大量文人参与砚台的欣赏、设计和制作外，端砚的制作者也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把各种形象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中国传统绘画相通，端砚制作也讲究神仪在心，意在笔先。端砚匠人按砚石的总体风骨走势、高低曲折、参差错落，进行量体裁衣，使得山有宾主朝揖之势、水有迂回萦绕之情，在细节中处处寄托着自然之趣。端砚制作借鉴中国画的构图原则与意境蕴涵，积极调动构图要素，通过各种技术手法小中见大，构成一幅幅富于诗情画意的图画。例如清代《端石千金猴王砚》，为老坑大西洞石，砚工因材施艺，将砚面及砚背巧妙设计为花果山、水帘洞意境。砚堂中有大片鱼脑冻，形似猕猴侧蹲回首，栩栩如生。由此可见端砚制作尊崇道家思想，有法而无定式，变幻而有方可寻，贵在灵活。

历代文人携诗题铭，言志抒怀，歌颂端砚制作构思巧妙和精雕细琢，李贺便有诗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夸奖端州石工制作技艺巧夺天工。讲究自然形的端砚制作，由宋代“天砚”审美意味发展而来，在保持原石自然风骨的同时，巧加点化，卓然成砚，这是道家思想制砚的体现。例如清代端石嵒华四象砚，为老坑大西洞石，长方双面砚。其中一面的砚堂有大片鱼脑冻，形似白鹤，砚额的天然黄龙纹巧雕为松树，形成松鹤图景，浑然天成。可见，追求自然之美不一定就是省人工，“暗工”的处理更显功力，可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可以说，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端砚制作技艺以自然和谐、朴拙敦厚为佳，反对矫揉造作、零碎单薄。

(明) 端石几形砚

长34厘米宽17.2厘米高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三、端砚与佛家思想

佛教包含着一种与世无争的出世精神，对于世界中的繁华事物持一种“空”的态度，追求自然清净、深奥玄妙的境界，这种境界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欢迎。中晚唐以后，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禅宗认为人生来具有佛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污染被掩盖了，因此需要“修心”，即修炼心性。佛家所倡导的“心性本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等思想影响到文学艺术乃至端砚审美观念的发展。禅宗注重自然、自由，注重对佛法的体悟，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艺术作品多富有“神韵”。“神韵”是一种并不表现在外，而是需要人去体悟的意境、韵味。它并不直接表现在诗画所创造的意象和画面中，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给人一种丰富的、深远的“味外之味”。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主张的“妙悟”，所推崇的含蓄而空灵的诗境，都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清代学者王渔洋明确标举“神韵”，以“神韵”为论诗的最高标准，并且将“神韵”与禅意结合起来，主张诗要具有天然之美，具有清远的风格和深远的意蕴。由此，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手工艺品等往往带有浓厚的禅意。

例如苏东坡《题从星砚》：“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砚铭大意为：月亮运行到某个星宿的区域就会相应出现刮风或者下雨。砚池中盛满墨汁仿佛汪洋大水，正好用它来相比风云的变幻。黑沉沉的浓云浮动在空中，弥漫开来完全遮蔽了苍天。待到大风吹起把黑云驱散，星月仍在天上凛然高悬。这篇铭辞充分体现了苏轼丰富的想象力，既以砚台有石眼如月、如散星而命名为“从星”，又将砚池中饱满的墨汁比拟黑云遮蔽星月，待到墨汁用尽而石眼显现出来，又正如“风起云移，星月凛然”也，铭辞中充满不可言传的禅意。又如唐代僧人齐己所作《谢人惠端溪砚》：“端人凿断碧溪浔，善价争教惜万金。砻琢已曾经敏手，研磨终见透坚心。安排得主难移动，含贮随时任浅深。保重更求装钿匣，闲将濡染寄知音。”诗文讲述了端砚开凿的艰辛和价格不菲，它经过巧手精心雕琢和反复磨砺，传到喜爱的主人手里便不再转移，贮墨深浅任随主人当时的心情。主人将它装进金银镶嵌的匣中珍重保存，闲暇时用它来沾润笔毫写诗寄给知音。诗人通过感受平凡生活来抵达生命的真谛，追求在端砚的日常使用中发现永恒。

(清) 端石千金猴王砚

长22.5厘米宽17.6厘米高2.7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余论

端砚端庄古雅、温厚静穆，案头相伴，望之或可平心绪、静心神，发高古之幽思，抚之若能质相亲、手相合，如竹林之逸友，端正品德，陶养文气，是为大美。在千年的赏砚、制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端砚文化及端砚制作技艺。端砚制作工匠以巧夺天工的手法，将山形水系、花草树木、亭台楼阁等景物巧妙组合后镌刻于端砚上，塑造出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立体画卷。很多端砚主人还撰文或请文人代笔，专门描写该端砚的历史传承、命名由来和艺术特色等，形成砚铭，留下了众多优美的文学作品，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总之，从古到今，端砚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功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追求，散发出中国文化恒久的魅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