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象艺术文献库121 期 | 孙宗慰手稿1938-1946年间摘录

现在要回到重庆。1938年夏我在中大艺术系毕业后就跟吴作人先生、陈晓南等同到汉口政治部。原来打算由第三所组织我们到战地前线写生，作宣传工作，因这时战局形势不佳，马当告急，三镇垂危，政治部只打算紧缩，准备迁移，没有批准这一组织，没来是白崇禧介绍到五战区李宗仁处，我们一行数人就到了河南潢川，到达时因日寇来犯，司令部正在撤退，沿途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溃乱凄凉景象，要作为战地情况报道或作宣传资料，那只能是为敌人宣传，因此就转回汉口，不久汉口又告撤退，我就重回到了重庆沙坪坝。（来去只三个月）

1940年（手误，实际为1941年）5月张大千找我同赴敦煌访千佛洞及安西万佛峡，临摹古代壁画，后又能入青海写蒙藏人民生活，这时的西北是由二马（马步青、马学芳）所统治，去时须先得二马同意，找的关系是二马的老师（那时的甘肃省参议长范禹勤，前清科举时代探花，好中国书画）和先前的上司（告老军人赵守钰，那时是护送班禅灵柩入藏专使）。居千佛洞时，国民党常有所谓要员或中央大员为于佑任等去游览、观光，他们去时，我就得做向导和讲解，因此有了一面之缘，在青海西宁塔尔寺住的时期，有一次国民党派程天放访问班禅达尔德尼（那时才七八岁），班禅请程天放吃饭，我被邀作了一次陪客，居青海时因是马步芳的宾客，当时省府各所长，以及所谓绅商巨贾，多数请吃过饭，那时和他们来往，不会也不敢谈到政治，表面上算是单纯的宾主关系吧。

在西北这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敦煌画引起了我对祖国文物的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奥趣外，在我认识上产生了这样一个影响，那是：像张大千这样做一个书画家，一位名士，就能够在一般人不易到的地区通行无阻，到处欢迎，我当时确实有些羡慕。

回到重庆后，就开始了钻研绘画技术，以为这方面获得成就，便能解决不少问题。徐悲鸿先生也给了我不少鼓励，后来又要我到中国美术学院专作研究工作，这正是适合我要求的好机会，但这时的重庆，物价暴涨，想买些绘画用的材料很是不易，使我感到要做研究工作，首先还得解决经济问题，这时一般绘画界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因此画展盛行，画展成功，可以名利双收。因朋友们的怂恿，我就决心筹备一次展出，画一些西北印象，加上敦煌临摹的小品，费时约一年，共得百余点，于1945年冬在重庆展出，为了这次展出，还找了不少人的关系，虽然一般观众评论不坏，但在我更重要的是找到买主，先是希望不贴本，再就希望能获得一点材料费，以解决以后研究工作上的经济问题。这时买我画的我都感谢，觉得他们才是真正帮助我的。买主记得有孙科、林语堂（才自美归国住孙科家）、宋庆龄、龙云、朱家骅、王芃生、庄禹麟、曹撑宇等及盟军总部的几个将校（英、美人）。这次展出经济上仅免于亏本，等于送掉了几十幅画。收入的净余是二十万，但因筹备展出过于忙累，使我痔疾大发，不得不割治，花去了十五万多。

这次的经验教训是在旧社会想求名利必先结识权贵和金融界钜子，有他们撑腰捧场，才能顺利达到目的。在这之前，我一心以为只要搞好技术就能为愿，那全属空想。同时认为以作品迎合外行雇主心理是卑贱的，于是心里就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

1946年秋来到北京，素仰旧都文物丰富，以为是到了最理想的研究国画和中国故物的环境，但由于那时旧都国画界有所谓派系之争，新旧国画之争，作品好坏并无实论，也是各有各的评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感觉到所谓学术研究也是空洞得很（其实是没有找到方向），于是把兴趣转向人生的另一面。

势象空间正在展出

赵一浅：一电元

展期 ：2024.4.12 - 5.31

展览时间：10:00-17:00（周一至周六）

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吉里国际艺术区E2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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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异彩

二十世纪&当代艺术陈列展

长期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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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宇艺术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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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吉里国际艺术区E3

势象空间2016年成立于北京，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的重要画廊。以艺术家为中心，致力于市场化和学术化建设，拥有较强的艺术推广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强调“兼容并包、以藏立业”，代理推广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的30多位标志性艺术家和艺术遗产项目，并与众多的当代优秀艺术家进行良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