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读后 - 北京画院

《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读后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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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读后

︱由智超︱

一

2008年为配合广东省博物馆新馆的兴建，有关单位曾发起“广东绘画国际研讨会”征文一事，后研讨会因故暂缓，但论文集仍在编辑出版之中。此前我有幸受到邀请，为论文集撰写《何浩〈万壑秋涛图〉卷详述与赏析》一文。而另一幸运之事，则是研讨会时间的变故，给予我读书学习和修改论文的机会，加之同行老友极尽编辑职责，才使拙稿渐近完满。

何浩，明代画家。其绘有《万壑秋涛图》一卷，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紫禁城里携带出来的古代绘画作品之一，现为孤本存世，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曾注为宋代画家所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1949年后经文物专家审定，判断为何浩所绘。然而，对于何浩的画家身份，馆内研究资料尚无定论，并且可以依据的材料甚微。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万壑秋涛图》卷款识上的一方印文，内容是“钦取”二字。先经确定印文的时代风格和内容的政治属性：一是早于文彭、晚于元代的治印，二是“钦”字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已经成为皇家的专有用词，三是钤印的位置应与作者的身份有关。据此提出这方朱文长方印可以作为何浩具有明代宫廷画家身份的佐证。文章发出未及月余，读到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刘九庵书画鉴定集》，书中赫然出现关于“钦赐”和“钦取”的明确观点，当时意外之余则心生愧怍。自知个人在专业方面读书不精，孤陋寡闻，随即充实、修改了论文，写入刘九庵先生提供的明代前期的印章鉴定依据，及时发给编者。虽然此次可以确切了何浩的宫廷画家身份，但是，内心反而忐忑不宁，似有意犹未尽之处。于是继续查询刘九庵先生的相关著述，并购入2007年5月新版的《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一卷，其汇集先生毕生所作论文之精华及捐献国内各大博物馆的书画名录，配有彩色图版，由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精印。可谓开卷有益，在卷中收录的第二篇文章《古书画的款识与书画鉴定》中，我发现了对“钦赐”和“钦取”详尽的论述(见拙稿引证部分)，以辽宁省博物馆藏品为例，特别指出：“又何浩《万壑松涛图》卷虽有款印，然何浩其人，史籍无载，有人以为宋时人，也有人以为是元人。而在该图一行标题的右侧，钤‘钦取’一印，可知何浩为明画院中画家，除解决该作的具体年代外，又可补书史之缺。因为明画院中画家，许多人史籍无载，而仅靠传世作品予以解决。”显然，对何浩画家身份的个案研究已经有了定论。

但是，上述之外，仍然有需要澄清和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姑且在此赘述：其一是关于何浩的生活年代问题，1989年出版的《辽海文物学刊》刊载徐英章先生的文章，对《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记录的宋、明、清三朝同姓名为“何浩”的三位画家做了鉴别，原文说：“何浩款下有‘五羊东溟图书’印。‘五羊’系广东，‘东溟’系作者本人名号，盖‘东溟’与‘浩’同义之故。《石渠宝笈》把此卷定位宋何浩，不妥。我认为应晚于宋，早于清，应属明何浩传世稀有真迹，又，把‘秋涛’写为‘松涛’，误。”这解决了在书画鉴定中“同姓名书画家误识”的问题，是辽宁省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成果。其二是在原载刘九庵先生文章的2000年《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中，华辰2003年春拍会上出现了一件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品同作者、同名称的款属有“仁智殿”字样的作品，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注意。有文章说：“这说明何浩是个消逝在美术史家视野之外的宫廷画家。他的身份的最终确认，可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在明代宫廷画家的大家族中，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成员。这在美术史学史上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看来这个结论和笔者同样走过一段认知上的弯路，即在此之前没有读到刘九庵先生的鉴定观点和依据。不仅如此，经过实际观察，这件拍卖品与辽博藏品名称与形式几如“双胞胎”，区别在于一件流传有绪，技艺高明，是何浩唯一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件;另一件则应该审慎分析鉴定。那么，两件作品的鉴定初步结果也只会有两个：或全真，或一真一假，而终极结论只可以二者选一。笔者对此自有见解，只是期待远离功利是非的讨论机会能够出现。

(明) 何浩万壑秋涛图 (局部)

纸本墨笔纵27厘米横44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

俗语说：“经一事，长一智。”在学识能力的增长上，包括内容博大的书画鉴赏、鉴定一学，每个人必须如履薄冰，认真求知。固然，对于所学之业知之甚晚常会使人手足无措，不过只要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又有幸能够学而知之，乃是人生快事。有了画家何浩身份的研究经历，笔者进而通读了《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可谓收获颇丰。现选择其中与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文物有关部分载录如下，稍事说明，以作为日后馆藏文物深入研究的基础资料之一。

唐人摹王氏一门法帖，亦称“万岁通天帖”，内有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等，据岳珂跋：“案‘唐史’，天后常访右军笔记于方庆家，方庆进者十卷，凡二十有八人，惟羲、献见于此帖。”“后命尽榻，(摹)本留内……(原本)归还王氏。”

晋王羲之的法书作品，可以说已没有一件真迹了，大多数墨迹本，皆是双钩(勾)摹拓本，也有少数的临写本。最为人们重视的有号称唐贞观拓书人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帖》和集王氏一门书的《万岁通天帖》，是所谓“下真迹一等”的摹写善本。

《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价值的作品，除能够代表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书法艺术的真实面貌外，较之其他唐代摹本，母本的来源十分明确，出自王羲之的后人王方庆之手。而且，有准确的摹制年代[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是“下真迹一等”中的更为珍贵品。启功先生对其也给予极高的评价。目前，此作在国内的被认知程度尚且不及日本等国家。

壬辰(三十九岁)闰月望日为右之题欧阳询《梦莫帖》。

此指赵孟頫书于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后的跋文。其中属款的记载有出入，应为“至正廿九年闰月望为右之兄书，吴兴赵孟頫”。跋文共89个字。对于这段跋文，明代的杨士奇已经有了异样的感觉，记述说：“赵文敏公所题，考碑志是三十七八岁笔，故与后来特异。”今观此跋，结体紧促，笔法不佳，现注明以此，待考。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手卷，此件本是明人徐中行临赵孟頫行书《后赤壁赋卷》，在卷末原有徐中行的本款，但后人以徐名不及赵，即将徐中行本款割去，只留徐临的赵孟頫款。由此改动了原作的落款，于是此件作品即由徐中行一变而成赵孟頫了，由明人变为元人作品，这就是很典型的改。那么如何得知此件作品是徐中行临作呢?在此卷前引首上钤有一方“天目山人”印章，改了以后卷末要用赵孟頫的印，而查这方“天目山人”不是赵印，而是徐中行的印章，再仔细查对赵孟頫的字，才知是徐而非赵。现在这件作品已改称徐中行临作。

《后赤壁赋》卷，纸本，行书，款署“子昂”，下钤“赵氏子昂”一印。按此书法颇具赵氏的神髓，但时代气息仍是明人风格。详看“子昂”二字款与正文还是一致的。而问题的所在，乃是原书者临赵书和款字，将本名署之于后;后之作伪者，把本名割下，在于“子昂”款下加钤一方伪印。这样一改动，后成为赵氏所书了。虽然看出此卷非赵氏之笔，但还不能确定出自何人手迹。此卷开头正文上角，钤有一方“天目山人”白长方印。考“天目山人”为明代嘉靖间诗人被称为后七子的徐中行别号。再将此印与卷尾所钤“赵氏子昂”印相比，不仅刀法不同，印泥色泽的新旧亦异。这是作伪者留下的漏洞。

文物鉴定之目的是要辨真伪、明是非。这件《后赤壁赋》最终的是非问题，甚至大于真伪问题。它是在否定了一件元代书画大家赵孟的仿作之后发现了另一位明代著名文人书家徐中行的重要作品，意义非比寻常。前者的作用是少一件伪品，不会影响赵氏整体书法面貌的构成;而后者的作用却填补了书法史的一处空白，是对国家文化遗产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辨真伪”产生文物数量上的减少。毫不夸张地说，这种鉴定方法足以作为书画鉴定学科的经典案例。

《临皇象急就篇》卷，纸本，《石渠宝笈二编》著录，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并影印于馆藏法书集中。行书款一行：“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九月既望，子昂临。”下钤“赵氏子昂”朱方印一。后有明初永乐元年六月吴僧道衍(姚广孝)行书题，同年六月庐陵解缙行草书，七月陵王达楷书识，八月豫章张显章草书，清初沈荃行书题识。此卷书法与以上俞和所临本相比，其运笔结体似显细瘦，而少浑朴之趣。然与大德三年邓文原为理仲雅所书《急就篇》对校，颇为接近，但功力则仍有未逮。再查行书一行的属款，虽很自然，殊少赵氏笔意。所钤印记上边线横平，亦与习见者不同。综合以观，似亦非赵氏真迹，疑为元末人善书者临仿邓文原本而冒赵孟之名的伪作，但不得不谓之佳书。明清人的题跋均真且佳。

这件《临皇象急就篇》卷与《后赤壁赋》有异同的鉴定结果，也是仿赵孟的作品，原作者已不可知。但是，作品为元末善书人之笔，此价值之一;卷后“明清人的题跋真且佳”，有明姚广孝、解缙、王达、张显，清张照、沈荃等人题跋，是一件正文为仿作而跋真，且流传有绪的古代书法作品，此价值之二。

东北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荔院闲眠图》纨扇，作者是赵大亨。画中一庭院中有一荔枝树，树下一人在休息，款也是写在图左下方的石头上，款上也敷有石绿色，色稍退未尽，隐隐约约可见款“赵大亨”三字。

据宋代米芾的《书史》记载，当时画家写款，有先写字后上色，用色盖款的现象。赵大亨这件作品是其典型之作，在《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第14、27、47等页的不同文章中曾三次加以引用。此外，根据当时仔细观察的结果，纠正了作品名称在递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讹。著录于《石渠宝笈二编》的这件作品，据梁清标的题签，原定名“薇省黄昏图”有误，之后《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更改为“薇亭小憩图”。而此图中并无薇树，只有两株荔枝树，一株满树荔枝红润剔透，一株颜色泛粉，果实丰满，因此，定名为“荔院闲眠图”。

由此而知，《茂林远岫图》的向跋，其钤“向水印”之“水”字，当为水字的古字形，而其署名款，亦将此古字书作一种画押式的形态，故人多不识。

查《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此跋“水”释以“之”。“向水”释为“向冰”。按《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文集》考证，向水，字若冰，号冰斋，宋真宗时名臣向敏中五世孙，是一位鉴赏、收藏家，同时是一位书法家。刘先生在这里一解八百多年间许多人不识此字的难点。

此外，笔者提示水字的古字形“亖”(即由两短两长的四平横组成)，是与冰字的古字形“仌”(由两个人组成)直接联系的。前者应是平而无波的线形其“水”，后者是用水冻结后所产生的裂纹形其“冰”。

历来书法评论家，将(赵孟頫)这一早中期的作品，大都归之于学南宋高宗赵构体。似不甚确切。我们知道，赵构早中期书法是学黄庭坚的，后来复改学米芾，如辽宁省博物馆藏赵构的大行书唐白居易七律诗卷，就是融合了黄米二家的笔法书写的。

刘九庵先生具有扎实的书画史功底，尤其以书法见长。每遇作品，剖析得如庖丁解牛。如上面的此种分析，以笔法为要，直接求证于具体作品，使人豁然开朗。

又于辽宁省博物馆见吴敏道行书《陈师尹邀赏牡丹》卷款署“万历壬辰六月初五日，白云山樵吴敏道”，其书体与上述曾鲁卷如出一辙，明显为一人所书。初见之下，不禁大惑不解，稍忖，乃悟曾鲁卷名称为误定，彼“敏道”非是曾鲁，而是此“白云山樵吴敏道”。鉴定者仅以一字号而定作者，遂造成此种失误，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以为鉴的。(以下有吴敏道小传，此处略。)

书画鉴定与书画欣赏有一明显不同之处，鉴定不可以望文生义，或是孤立取证，以打破先入为主的观点和论断。欣赏若有失误，不过时代不符、名称错讹，就其艺术的构成和理解尚无大碍。而涉及书画真伪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上论证过程，先生之博学、强识、审慎的治学精神足以让人记忆常新，体会至深。

近见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书画真伪图鉴》一书，收入《雨山图》并作为真迹的样本。看来是编者还不了解本文所述的属款格式规律的问题。然既然是书画鉴别真伪的“图鉴”，后学者则必然会以之为“鉴”，故不能不特为表出而正之。

《〈关于史可法书札的考释及其他〉一文的商榷》

比如对王羲之的《上虞帖》和唐张旭的《古诗四帖》，就其年代、真伪，在专家们中间早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怎样的争论，这些作品已在其流传中间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和科学研究的价值，唯其如此，也许更应予以特别的注意。

从以上三条可以观察学习到文博工作者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诸种问题。一是对于著书立说一定要把关严格，切莫以假为真，否则会误人子弟，殃及子孙。二是无论是所谓大家，还是我等普通文博工作者，都不可以轻言是非，哗众取宠，徒留虚名。只有真才实学才能历久弥新。反之，则日渐消殒，无人问及。三是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研究我们的馆藏文物，立足于保护，着眼于将来，坚持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反对盲目的“舍弃”。

(宋) 李成茂林远岫图(局部)

绢本墨笔纵45.5厘米横14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

读书人应知“择书如择师”的道理，经年历久就会深感“好书如师”。至于书画鉴与赏方面的好书则在更为难得之列，《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一书可谓名副其实。我与刘九庵先生素昧平生，却拜读他的文章有十余年之久，如今捧卷在手，犹如严师立于身前，不得不有敬畏求教之诚心。先生之可贵之处，在于治学严谨，他的学识观点是长期书画研究过程中凝结的精华，是从第一手材料中总结出的规则和实证经验。完全不同于那种讲起来头头是道，再冠以闪光头衔，而读起来索然无味的所谓大家著述。先生博闻强识，慧眼独具，仅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书画的结论，事关辨伪、求是、考证等多项内容，皆言之有据，又以说理的方式廓清原委，达到辨析解决问题的目的。爱好和从事书画鉴赏者只要仔细品读先生的一篇短文，定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以书为师，是跨越时空的师承关联，只是多了一份老师不知学生为何许人也，学生难以当面聆听先生教诲的遗憾。然而，我以为只要学习者用功专一，就能从“无字句处”悉心领悟，“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亦存。这既是我读书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也是有了刘九庵先生这样一代金针度与人的良师，才可以产生的真实感想。先生不仅仅是在授人以鱼，而是意在授人以渔。每当我以尊敬之心想起先生时又别有一种亲切之感，因为我们有志做老一代文博工作者的接班人，这种教诲和导引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先生八十高龄时还告诫自己的后人：“多看，多听，多记，不要忙着讲自己的观点。书画鉴定是一门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学问，我每天还在看书学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但讲出来就要能够以理服人，要沉得住气，有理不在声高啊!”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话语，却值得我们铭记。其实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初学三年，世无匹敌”的幼稚，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学习的深入，善学之人就能够逐步懂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的深刻道理了。

在《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先生对历史、对文博事业、对后辈、对自己的责任心。当今，国家各类博物馆的研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容乐观的现实环境。近年来，随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不良风气，正以不同的方式污染着文博界。文物研究正在被翻案、猎奇、说异所围堵，文物市场则疯狂的行为泛滥，炒作的波澜不断，面对名与利，谁能淡定自若?为此，我们除用读书的方式求教于刘九庵先生外，更需从他的人格和人品中汲取力量。先生淡泊名利，身体力行。生前捐献给自己长期工作过的故宫博物院和全国其他各大博物馆的珍贵书画作品达80余件，去世后依照他的遗愿，家属将15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家乡办学。恰恰是这样一种对文博事业的热爱，一种做人的宽阔胸襟，奠定了先生道德文章的深厚根底，成为先生学术观点的纯净源泉。在此，仅以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聊表我的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