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公开！养蚕前的40年梁绍基在做什么？

2024年“退火”项目

梁绍基：溶熔之幻

艺术总监：李力

策展人：阳昕

展期：2024年1月14日-2024年6月30日

展览地点：H18，当代艺术馆，上海玻璃博物馆

应上海玻璃博物馆张琳馆长的提议，在梁绍基老师筹备“退火”项目展览开幕的两周内，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这位经历丰富，博学洽闻的艺术家聊聊他的过往故事，或许可从一个侧面整理出一段梁老师的口述史。经过5次对谈后，这部“口述史”经整理可被分为多个部分进行推送，并内含丰富未曾披露的内容及照片。

不知大家是否有过好奇，在与蚕还没有结缘的早年，梁老师有过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梁绍基生在上海这个能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城市，从小住在市中心，在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弄堂里长大。兴致来了就爱在家里背古诗的父亲，还有住在楼下充满西方文艺氛围的邻居，形成了梁绍基最早的文化熏陶。从热爱人文到醉心文艺，国美附中的求学经历对他有着一生的影响，期间他遇到了很多恩师，渐渐生成自己的艺术诉求：喜欢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国美附中毕业后，成为打工人的梁老师，认真负责，从工艺编织的产品研发，展览设计到无线电厂做晶体管，什么都干过，也曾得到单位器重，遇到过很多机会，但为了艺术都放弃了。

口述史文章的第一篇覆盖了梁老师的艺术启蒙（45-61年），附中求学（61-65年）和文革时期经历。大炼钢铁，自然灾害，下乡劳动，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代中梁绍基却能始终持续创作，从而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人生。他说，艺术是他生命遭遇的解放。一个人如何对一件事保持纯粹的热爱，并用几十年的时间守住这份热爱？他的身上有着一般人没有的什么呢？努力，坚持还是说执拗？在他早年间的一次次人生选择中，就可见端倪。对梁绍基来说：“我的人生道路不平坦，但我又不失为一个幸运儿。这辈子从最初我就坚守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至志不渝，且我愿意牺牲很多其他的来保住自己对艺术的纯粹信仰。”

以下为梁绍基的自述：

电视剧《繁花》中的“外滩27号”，原怡和洋行大楼，梁绍基的父亲曾在此任职

艺术启蒙（45-61年）

我1945年9月在上海出生的，祖籍是广东中山，我有个小名叫“胜利崽”，这是广东人的叫法，意思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生的（抗战胜利是45年8月）。我父亲原为上海怡和洋行普通职员，49年上海解放后曾任该公司工会副主席，负责职工医保，经常去医院慰问职工。我还记得当年上海刚解放时祖母带我去永康路草场，去看为解放上海浴血奋战而负伤中弹躺在马厩等待开刀的伤员。我们家住在襄阳南路，正好是卢湾区和徐汇区的交界，比较市中心的位置，淮海中路茂名路那附近当时有个中苏友好画廊，展出苏联的艺术，比如茹科夫的速写、水彩和插图，穆希娜、马尔泽尼的雕塑。那时候上海的旧货商店也很多，里面会有些西方的雕刻。这些都会吸引到我。

当时住在我们家楼下的邻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家比较富裕，在50年代就有冰箱了，还请犹太人给他的孩子教钢琴和小提琴。他们一家大儿子，大女儿，小女儿，三个都是搞音乐的。后来一个去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当老师教钢琴，一个是上海电影交响乐厂的第一小提琴手，还有一个去中央民族音乐学院学声乐。所以我经常能听到他们家在开小型音乐会，又奏又唱，还会开唱机放外国的音乐。

薇拉·伊格娜吉耶芙娜·穆希娜（1889-1953）的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茹科夫（1908-1973）画笔下的列宁

若我要是那时候跟着他们学音乐，其实是有很好条件的，但我没学，我哥哥就跟着他们去学琴了。他们家珍藏着许多外国文学，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我读小学时他们曾送我外国童话小说，有《鼓手的命运》等。他们家的二儿子读高中的时候就翻译外国小说，后来复旦新闻系毕业后成为了世界文学（原《译文》）副主编。等我青年时，我姐姐去复旦读中文系，也经常带回来很多中国古典的，还有外国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那些。我读书读多了，小学时写作文就会写得很长。我习惯写得不行就一张纸啪一下直接撕掉，我又不愿意打草稿，都是直接写，所以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会很长。作文老师说我想象力还挺丰富的，这个是对我的鼓励。那时候因为文学喜欢上了文艺。

我们家在的卢湾区，是属于文人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弄堂隔壁就是胡风的故居，徐志摩也在附近街区住过。在我家弄堂里还有一家唱京剧的、一家中医铺、一家庙堂，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长大的。在青少时期我首先阅读中外民间故事、神话，继而接触到苏联文学，看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奥斯特洛夫斯基《暴风雨所诞生的》，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希金不仅是诗人，他的小说也十分清新，十几岁时，戈果理的《死灵魂》、莱蒙托夫的诗、屠格涅夫的《前夜》、托尔斯泰的《复活》、契诃夫的《外套》，也进入了我的书单。从中我感到俄罗斯民族纪念碑式宏大但沉重的历史。后来我爱上了法国文学，读了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的书，尤其是罗曼罗兰的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而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莎士比亚的戏剧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少年时期我最想当天文学家，一直想着怎么拿一个竹竿子戳到天上去，把月亮捞下来看看。同时我喜欢照着书上的内容，参考连环画将中国古代人物制作成“拉洋片”，摹仿中国画图式，自己绘制斗兽棋山水图作。画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童年时期，我会跟父母一起去看粤剧，他们珍藏着《红线女》表演的剧目单。少年时期我跟哥哥一起去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及革命电影《上甘岭》、《冰山上的来客》，苏联的芭蕾舞。坐落在我家附近陕西南路上的上海文化广场常有外国戏剧，音乐的演出项目。我大哥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金属切削的机械专业，制图写的一手非常正规的宋体字，他收集多本古体宋楷印本册页及《草诀歌》（从舅舅家里借来字帖，用晒蓝工艺拷贝复制之），这是我最早和中国书法的近距离接触。

初中的时候看了介绍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人的艺术书籍。那时候还看了很多希腊神话，从这些希腊神话书籍里看到希腊的雕塑，开始喜欢上雕塑。在绘画之前，我最先喜欢的是雕塑。我会在家里用泥巴捏，然后用煤炉把我捏的烧成硬的。后来报考美院附中的时候，我拿了画，还拿了一个小雕塑去。我的初中在上海五十一中学（现上海位育中学），那时候这所学校在上海的教学质量是很高的，九成人参加高考。这个学校的数理化教学是强项，我哥哥建议我如果喜欢艺术，就去学建筑。但我还是想学雕塑。

1949年10月8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开国大游行，是梁绍基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事件之一

美院附中求学（61-65年）

初中毕业后，我想进美术类的学校，那年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出版学校联合招生，我当时有几个选择。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路费太贵，以后家里每年来回路费也贵，我就没去考。我去考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简称国美），因为它是中国最老牌的，由蔡元培、林风眠缔造的坐落在杭州的艺术摇篮，而且其大学部与附中在一个校区紧依，近水楼台先得月，附中生能参与许多活动，看到许多大学部的展览。然后我被录取了。在附中时期，全山石、肖峰从苏联留学回来了，在国美任教。我看到了他们临摹伦布朗的作品，这位荷兰艺术家那种厚重，那种细腻的笔触令我倾倒。

苏联的风格喜欢表现戏剧冲突，学校的创作也是要我们照着做。我很喜欢创作课。我记得当时全国刚开始用文艺作品表现“赤脚医生”形象的时候，我以一个挺敏锐的视角已经创作这主题了，画了一个场景：一条船，农村女医生冲过芦苇，惊起水鸟一片。那时候我读三年级，我的作品就被老师拿到四年级去展示了。但是这类主题后来提不起我的兴趣。

舒传熹的素描作品

潘天寿《雁荡山花图》1963年

后来留德的舒传熹（原名舒传曦）也回来了，他早年在国内学的国画，出去后在莱比锡艺术学院学的版画，他的木刻和速写我印象很深。他崇尚结构，作品很表现，很简约，很有力，让我一下子兴奋了。可以理解为什么陈丹青曾经说“中国画人体素描没人画得过舒传熹”。舒传熹曾和我说，他画素描是分析结构了以后重新塑造，所以可以用线条画大画。我能理解他说的意思。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60年代是潘天寿的创作盛期。《雁荡山花》，《小蓬船》，《映日》，《小龙湫》都是那个时期的。我想潘天寿就是因为能够用线勾，画有很宏大很坚挺的结构，“一味霸悍强其骨”。所以我们美院的朱金楼老师说潘天寿是中国的塞尚。

埃乌琴·博巴（1919—1996，注：博巴应中国文化部邀请，于1960年至1962年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油画训练班）到我美院支教。他是罗马尼亚人，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吸收西方的东西。他的教学，不在美院原来的教学体系里，是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这时候我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关于东德的作品。从版画的书上还能看到马蒂斯、毕加索，意大利库图索的作品，比很多写实的作品强多了。

博巴和学生们

博巴自画像

当年，美院大学部的老师王流秋，张怀江，老校长莫朴都在附中执教，其他还有马玉如，徐永祥，周昌米，诸涵（诸乐三的儿子），楼召炎等。他们教学十分认真负责，不断培养我们的审美。学校还常举办文艺欣赏课，介绍国外印象派，请盖叫天先生讲昆剧艺术...... 在附中这几年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正逢国家经济困难期，学校里面许多绿化区的花都被拔掉，全种上青菜。我们下课后要去劳动，轮流种菜。学校自己办农场，遇到节日，会杀头猪供聚餐，但过节后第二天厕所臭气冲天，因为同学肚子平时没油水，突然吃了猪肉便拉肚子了。在暑假，很多同学不回家，连晚上也在素描教室画习作。当时有一生活自嘲“早上酱瓜，中午冬瓜，晚上南瓜，人吃得变傻瓜，”就是这么一种生活环境，反而磨砺了同学们的意志。

我在附中读书时，每学期都会下乡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现场教学，收集创作素材。由于我营养不足，身体虚弱，在下乡时得了疟疾，第二年继续复发得了肺结核，搬到学校的病号寝室住了，为此体育课就免修了。我这个人本来也不好动，就趁机到大学部的图书馆去看书，看了大量西方古典和当代的画册，虽然一知半解，却十分喜欢。直至附中毕业时病还未痊愈，而学校规定必须康复一年后才能考大学。恰时遇到文革开始，雕塑系也不招了，于是我决定先去工作。

我很感恩林风眠创建的我的母校，给了我一把艺术的开门钥匙。尽管当年有教学改革，其实我上学时母校是十分开放的。虽然当年学院主导的是契斯恰科夫教育体系，大部分同学最喜欢苏派的作品，但同时又有博巴和舒传熹的德国表现。全国的素描教学研讨会是在浙江美院举办的，结构素描也因此影响了全国高等学院。当年，我向在博巴教学进修班的陈天龙老师借阅了其听课笔记，并抄录了其中部分教学示范图。博巴画的潘天寿肖像画得结实、有力，并倾注了这位罗马尼亚专家对潘天寿院长由衷敬仰之情。博巴在中国也尝试了水墨人物和风景写生，画得十分有趣。博巴和舒传熹的艺术宗旨有许多共同追求，舒传熹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作品汇报展上其人体素描，和木刻插图及速写激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当年美院陈列馆的许多活动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在那里我领略了潘天寿院长“一味霸悍”有建构感的巨幅国画，黄宾虹院长“润如春雨，干裂秋风”的笔墨山水画。关良先生拙趣的戏剧人物画作，吴茀之先生的国画，全山石、肖峰先生出国留学归来汇报展，周昌谷先生彩墨画，还有叶浅予等在展馆所作的速写演示......文革前学校的学术氛围保持得很好。文革后就变了，我正好毕业离开了。

博巴夫妻和潘天寿，背景是博巴为潘天寿画的肖像原作

金一德临摹博巴的《潘天寿像》，1962年

文革期间

附中毕业后我的工作就分配在浙江的台州地区，在全国最大的一个麻编织工厂（台州麻帽联营总厂）里做技术员。工厂生产的主要是外国人戴的礼帽，做好毛胚后再送到国外去加工。那时候就接触到了工艺编织。单位挺信任我的，什么事情都叫我干，连盖厂房，建筑图，机器设计都要我画，他们觉得我会画画就什么都应该会。第一年我就得到去参加广交会考察的机会。

过去台麻（台州麻帽联营总厂简称）生产依靠进口马尼拉、菲律宾还有印度的原料，60年代倡导自力更生，要把国产原料替代进口原料，开发新产品。“上山岗，下海涂”，发掘自然纤维材料，所以我就接触了竹笋壳、藤、剑麻、麻苧、蒲草、木屑、纸绳、龙须草、玉米皮等各种各样的材料。从这些材料里我发现了原始性，而原始性是德国表现主义所崇尚的。工厂自己做纺织线以后还做地毯、服装、鞋子等，能用麻做的都可以做。台麻的部门有民间编织、工业纺织、染色、产品设计，技术指导等，台麻的基层还有几十多处点，散布在台州各地，还有宁波、温州地区。当时的产值就1000万，不得了。在台麻我虽然不能专心做艺术，但我有释放空间，也学了不少传统工艺的知识，我的心在这新的家就渐渐安了下来。

但我警惕着不想当个匠人。如何将技与艺，传统和现代关系，曾是我当年悉心思考的。民间艺人太注重技术，我还是更欢喜有概念、思想的有力创作。我感觉心里一直在寻寻觅觅，工作先干着，工作之余也会自己瞎搞搞些自己的东西。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调我去杭州做布展设计，改建一个陈列室，迎接外宾，这对我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70年代我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搞创作。那时候只能做革命主题创作，“女炮兵”，“翻身农奴”…… 只有这样的主题才能参加展览。我的作品也入选过这类的一些展览，那时候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版画和雕塑，但我觉得这样的创作和我真正想做的是有距离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梁绍基在台州工作时的照片

梁绍基早期雕塑作品《解放——江山岛烈土纪念馆雕塑，贾永平烈土像》，1973年

那个时候也会画些画。文革开始，别人叫我写标语，画画抄大字报，但是做这个事情要得罪人的，我就不去做了。后来我还去做了三年半导体，由此培养了我对科学，对实验的兴趣。我接触过锗晶体管整个工艺流程，包括扩散、焊接、封管等，现在说到芯片，我能立马反应过来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化。因为我看过很多书，有好奇心，还被安排带工人到南京和上海的无线电厂学习。后来批判林彪的“电子工业中心论”，我就又从半导体厂出来了。这段经历让我以后的创作不太受局限，如果我当时一脑扎在明暗和冷暖的色彩中，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去做艺术，我附中毕业就进入实践系统里学了很多，反而增强了我的可塑性。

75到76年我在浙美工艺系当老师，参与了由工宣队、美院老师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员所结合的教学班子，辅导从工厂来的学员，我一边学习，一边教构成主义，一边持续创作。79年轻工部借调我去北京的出国展览办公室工作，他们最后想要正式调我留在北京。我们单位听说北京要把我调走，不同意放我走，加上我还是想当艺术家，一心想回美院学习，在北京干了两年我就回浙江了。其实工作上有过很多高飞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坚持自己对艺术的热爱，矢志不渝，且愿意牺牲其他的很多来保住自己的纯粹，保住对艺术的爱。然后单位给了我去德国、法国考察的机会。那是82年，我第一次出国，38岁。

最初主旋律的创作给了我持续做艺术的机会，但题材确实不是我喜欢的。德国、法国考察完后我就做了抉择，我之前做的不是我想要做的艺术，我不再搞了，我要走自己的路。我想回归到创作如何把雕塑的体量，建筑的空间，油画的色彩，工艺的材料结合起来。

梁绍基早期油画作品

82年第一次出国到底给梁老师带来多大的冲击，他后来又是如何进入万曼工作室工作，在80年代末选择用蚕来进行创作呢？请关注第二篇口述史纪录。

台麻设计员在草编设计组学习毛选，左三为梁绍基

图片来自道台里公众号

采访、撰文：邵沁韵

全文经艺术家审校

艺术家肖像、作品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其他图片来自网络

梁绍基，1945年生于上海，现工作和生活于浙江天台。

梁绍基在中国美术学院师从万曼研究软雕塑。三十余年来，潜心在艺术与生物学，装置与雕塑、新媒体、行为的临界点上进行探索，创造了以蚕的生命历程为媒介、以与自然互动为特征、以时间、生命为核心的“自然系列”。他的作品充满冥想、哲思和诗性，并成为虚透丝迹的内美。

重要展览：溶熔之幻，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2024）；海溟溟，深圳海上世界艺术中心，深圳（2024）；迪里耶双年展，沙特（2024）；一个柔软的着陆地，克里夫兰当代艺术馆，美国（2023）；四两千斤：梁绍基、杨诘苍双人展，吴文化博物馆，苏州（2023）；梁绍基：蚕我 我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21-2022）；物质的魅力: 来自中国的材料艺术（巡回展），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Smart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国（2019-2020）；梁绍基：恍，木木美术馆，北京（2018）；库里巴蒂当代艺术双年展，奥斯克·尼迈耶博物馆，库里巴蒂，巴西（2017）；梁绍基：雲上云，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2016）；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阿尔里瓦科展览馆, 多哈，卡塔尔（2016）；梁绍基：元，香格纳画廊，上海（2015）；艺术之变，海沃德美术馆，伦敦，英国（2012）；云，梁绍基个展，香格纳H空间，上海（2007）；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上海（2000）；第五届里昂双年展，里昂，法国（2000）；第六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土耳其（1999）；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1999）；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北京（1989）等。

梁绍基于2002年获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2009年获克劳斯亲王奖。

“退火”是玻璃艺术创作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也是玻璃最终成型的关键所在。炙热的熔料在上千度的温度下被塑型，随后经过加热- 保温 - 慢冷 - 快冷四个退火步骤，使其减缓冷却速度的同时降低玻璃的永久应力。过程中变化种种虽可控，但亦有天数。期间，结果的未知性和偶然性也带给玻璃作品不可预知的宿命，令人着迷。“退火”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具有无限可能，故上海玻璃博物馆当代艺术项目以此为名。如同退火工艺之于玻璃创作的不确定性。

自2015年开始的“退火”项目邀请不同的当代艺术家从各自视角出发，利用玻璃的强大可塑性，不断挑战这一材料的边界，为观众和业界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作品，将玻璃的无限可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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