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预告 （东湖馆）| “逐梦前行”艺术作品展

 《 光明》

丑陋和黑暗也追逐光明

有什么理由不热爱太阳

春  吻醒了山林

夏  唱响了清溪

秋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天空之窗

雪藏的人类的秘密

纷纷落下

大地重新被覆盖

十三岁的少年

时而吹着口哨

时而耷拉着脸

无论你爱  或者不爱

丑陋和黑暗也追逐光明

少年爱上了太阳

《来自远方的诗》

如果有一天

我将去远方

请不要问我的归期

月华流水，稀星豆灯

寂静的小夜曲

晓风微露，晨鸟啁啾

最新鲜的情书

这是来自远方的诗

看，远方并不遥远

在你的每一次沉睡

或醒来

如果有一天

我去了远方

请打开那首远方的诗

里面藏着我的爱

《梦》

是谁将我从沉睡中唤醒

鸟儿指着风

风指着太阳

太阳指着你

轻轻触碰

暖暖

芬芳

《咏怀》

一抹残阳绘丹青，流云写意半生景。

且将风雨就双翼，万里长河扁舟行。

《居东湖有感而作》

绿水绕青山，暮风逐细浪。

白云共鸢飞，举目天高望。

黄花惹蜂蝶，染指暗生香。

人生得意处，闲庭作居堂。

《夜行》

远山暝，寒星微，极目天野

荒道隐，乱草飞，一夜风色

过去二十年，中国私人美术馆的数量急剧增长，与国家文化政策改革和艺术市场的过度膨胀有着密切联系。然而，中国私人美术馆的井喷式现象并不是行业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它与外向型的自贸区、内向型的老城工业区和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兴起一样，不仅受到全球和本国经济的强力驱使，而且以国家战略规划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为基本前提。中国近十年来的文化政策改革、城市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化，都对美术馆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更新的需求使得创意产业园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启发了国家部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为文化艺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民营美术馆也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间资本涌入，艺术市场过度发展，为金融业入侵艺术行业创造了条件。从各项政策可以看出，政府一边正向推动，一边通过纠偏手段解决那些由鼓励性政策所引发的问题。市场的虚热最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非官方的美术馆。随之而来的，便是盛行全国、以建设私人美术馆为显著特征的 “文化造城”运动。

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区域转型和提升上海国际地位的过程中，私人美术馆是非常重要的筹码。西岸、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新科技园区这几个区域及这些区域中美术馆的入驻，使得原本有着辽阔的行政范围和漫长的空间距离，在许多情况下处于不同程度分离状态的各级政府在文化战略上达成了高效的同步和一致。其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和相应的组织边界，使政府一方面邀请私人美术馆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剩余控制权。然而，这个短暂的双赢，并不一定指向正面的结果。“文化造城”环境催生的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如何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该以什么标准、什么形式来科学地衡量，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节选自“艺术作为‘文化造城’的手段：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上海私人美术馆浪潮”，《文化研究》，2020年春季卷第40辑，第155-177页。）

关于艺术一词的絮语

像所有词语一样，艺术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它可以用来区分讨论对象，相当于给东西贴标签。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享誉世界的《艺术的故事》一书开篇写道：“实际上没有艺术这回事，有的只是艺术家。”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如果我们要把几万年前的洞窟壁画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手绘地铁广告，以及其间出现的林林总总的东西都叫做艺术，也无伤大雅，只要记住：艺术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艺术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事物的统称。在这个意义上说，七百年前倪瓒绘制的《紫芝山房图》，一百年前马塞尔·杜尚签名的小便池《泉》，三十多年前肖鲁朝镜子开枪《对话》，今天堆在展厅里的枕头，都是艺术。

如果谁把小便池、包装纸箱等日常平淡无奇的东西摆在美术馆里展出，估计今天还会受到批评：这也是艺术？这不够艺术。设想：对一位艺术家讲，你做的东西相当精彩，但不是艺术；对一位正在欣赏一幅画的人说，你所钟情的这幅画不是艺术——这些话都有点儿扫兴。为什么？依贡布里希的意思，我们在艺术这个概念里投注了一些迷恋。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在评价意义上使用艺术这个词，说它不是艺术就是在否定它的一部分价值。至于艺术的价值，又可以细分，例如分出学术的、经济的、审美的价值：深刻的作品不一定美，美的不一定贵，贵的不一定有韵味。

“实际上没有艺术这回事”，贡布里希的名言再次响起：当心陷入一个一成不变的、审美标准被框定了的艺术概念里。不妨回到眼前的作品上。

文化政治与现代艺术的变奏

——浅谈《伯灵顿杂志》与《新青年》

自1903 年创刊至今，《伯灵顿杂志》作为一本重要的艺术学术理论期刊，随着历史变迁反映着英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在英国艺术趣味的转变中发挥着它的力量。同样创办于20世纪初期的《新青年》，是当时中国在文化精神启蒙的重要期刊。与艺术最为直接的关系，就是1918年，22岁的青年学者吕澂以读者的名义写信给当时代表激进与改良的先锋杂志《新青年》，谈到了除文学、诗歌、戏曲等文艺以外，美术尤其需要“革命”。

文化中的审美观或生活模式也隐含了政治的维度，一种参与、干预或脱离政治历史情境的企图。通过比较和分析1903年在英国创办的《伯灵顿杂志》和1915年在中国创办的《新青年》，如何看待在同一时期中西所创办的两本“文化”刊物与当时“政治”关联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在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中, 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本文希望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以20世纪初的《伯灵顿杂志》和《新青年》为例，简单讨论和辨析“文化政治”及其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即在艺术的“现代性”领域产生了双重导向, 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文化政治, 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助推文化政治的生成。

通过对《伯灵顿杂志》和《新青年》这两本杂志的相通性比照，在同时期产生的不同主题的两本杂志，恰好为我们展现了“文化”所承担的双重任务, 《伯灵顿杂志》所代表的正是在顺应欧洲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出的新的文化政治转向；而《新青年》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助推文化政治的生成。现代艺术的命题也承袭着文化政治的发展，成为20世纪初讨论中西双方在走向“现代性”路径的生动实例。艺术也以其独有的美史美育的理论交锋、画作实践的感性呈现，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发出了有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