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艺术会客厅｜马良：和时间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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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 d’Art 艺术会客厅” 系列每期将联合HOW美术馆合作艺术家，在HOW美术馆的艺术会客厅内深 入对话了解不同艺术家，展现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背后一面。

徐天仪：

“移动照相馆”是本次展览中带来的最早的一组作品，这个系列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创作出来的。

马良：

咱们这次展览选了三组作品，一组是“移动照相馆”，这是一个12年前的创作，还有一组“青梅竹马照相馆”，是5年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2023年最新拍的一组作品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首先“移动照相馆”，我回想起时间也有12年了，在我感觉里头它好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但事实上已经过去了12年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摄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时间的关系，有一个说法就是“摄影是跟时间同谋的一个东西”。我自己有个业余爱好，我喜欢收藏各种老照相馆的照片，有几千张全世界各地的老照片，主要是在上海的老照相馆里拍的普通人。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老照片）对当时的摄影师来说是个行活，每天在这上班给别人拍照片。但是事实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我再看这些照片就觉得很感动。一个是时间给这些照片染了一个颜色，染上了那种旧时光的颜色，照片褪色了，然后上面充满了划痕，还有这些照片里的人，你会想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么他曾经去照相馆的那天是怎么样的？照片凝固住之后，他后来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但是照片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是能用时间跟照片产生关系，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移动照相馆”在拍摄的时候，它对我来说是特别快乐的一个状态，包括参与的人也特别开心，我们一大堆人一共拍了有1600个家庭。1600这个数字讲起来很简单，其实是一个一个累积起来的。1600个家庭，那时候好像是两万多张照片，我一张张去拍。拍的过程中大家在摄影棚里头都很高兴，但12年之后的现在我再去看，其实它里头已经有了故事，很多的家庭有了变化，比如说老人去世了，包括如果一个小孩儿当时他十岁，他现在就是22岁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当时有很多小孩儿就被抱在手上，我再次在朋友圈里看到原来这些小孩儿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还跟我有联系）我都不敢相信他们已经是一个少年或者一个大人了。我就觉得除了最早拍摄时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也有一点生命的力重量感在里头。

特别是我当时拍了很多全家福，里头很多老人都走了。对我来说最有切身体会的是我前两天在整理作品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全家福。我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就是这些照片已经变成了不可再来的那一瞬间，所以我觉得再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全部是新的意义，它已经跟时间产生关系了。这是我最近在看“移动照相馆”的照片时，我觉得很有意的地方，摄影其实跟别的很多绘画雕塑都有点不一样。

我想起一个美国动画片叫《寻梦环游记》，那个电影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死并不是结束，当所有人都不再记得他的时候，他才彻底消失了”，当时我看这个电影是陪我女儿看的，直到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我就想起了我收藏的照片，为什么这些很漂亮的老照片会流转到旧货市场，最后被我给买到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照片已经失去了所有被爱的意义，不再有人爱它们了，这些照片就成为“废物”了。很多人谈照片的崇高价值，其实一旦照片和人没有关系，照片就是废物了。当然我可能作为一个收藏者，我还会重新去爱它，但是这对于（照片上的）这个人本身以及他的亲人们来说，这些照片就没有意义了。照片跟时间产生的这种关系，又美好又残酷。

我的“移动照相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季子，说不定在很多年之后，这些照片也变得很珍贵。但是在那个时代，有一批参与这个创作的人，有一个作者他用了一种很戏剧性的方式，甚至于是用赞美生命的一种很快乐的方式去做了一件作品，时间很久以后这些人可能都不重要了，但是这里头留下的是关于生命的印记。

我刚开始做“移动照相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收藏老照片，我觉得照相馆很有意思，不能消失。其实在当时“照相馆”这件事已经消失了，最近这两年又很多年轻人开始做复古照相馆，照相馆的生意又好起来了，有很多新的玩法。但是事实上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照相馆已经完全一塌糊涂了，我当时觉得这个绝对可以把它作为创作题材来创造一个照相馆，所有人都被我邀请来，他们只要愿意参与就来，我也不收钱，我就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在这个拍的过程中，他们会得到一张很传统的带着硬板纸底板的那种全家福。这次展览其实也想做成当时原作的样子，就是我当时在照相馆里，拍完我马上会把它制作出来，有一个专门的封套装好再交给这家人，所有人拿到的时候都很开心。

我后来在生活中也遇到过参与过这系列创作的人，甚至于我在泰国遇到一个邻居，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跟我打招呼，其实我不认识他们，因为我当时拍了1600个家庭，我并不能够记住每一个人。他说他们是在移动照相馆温州站参与的，他们现在在泰国生活，照片还在他们家里挂着的。其实挺美好的，这也成为他们家庭的意义了，当时他们夫妻两人还没结婚来拍结婚照，现在他们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在后面很多年里头，有很多人跟我谈起过这个照片，他们当时认为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很不一样。比如说我有一个设计师好朋友叫张娜，她有一次就特别动情地和我说，“像我们这种学艺术的年轻人，当时在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把家庭当回事，而且其实我带着爸爸妈妈到你的“移动照相馆”来拍照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蛮重要的事，我当时的状态就是玩”。结果她的父亲在五、六年前去世了，去世以后当时拍的那张照片现在就挂在她的墙上。虽然手机里有很多她自己小时候跟爸妈的合影，但她一直觉得这张照片比别的照片更有意义，那个瞬间好像是全家共赴一场拍摄，有一些美好的意义在里头。

还有我在北京拍过一个全家福，照片里应该有十几个家庭成员，现在里面的老一辈都去世了，当时联系我的是一个中年人，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后来就跟我说这个照片也成为他们家族很重要的一张合影。

徐天仪：

此次双个展的另一位艺术家黎晓亮有提到，他拍摄的初衷是将话题中心的明星以一种很朴素的方式呈现。但您的作品可能在拍摄的当下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但却能在很久以后成为被拍摄者全家的一个话题中心。

马良：

其实我跟晓亮的创作有个很有趣的对比，我曾经出现过一个念头，很多时候他拍明星是希望用他的摄影把明星还原成普通人，但我在做“移动照相馆”的时候，其实我是让普通人成为明星，让普通人在那一瞬间成为一个“戏剧”的主角，在镜头里他是生活的主角，我当时是带着这样一个目标去拍的。每一个人在进入我的镜头前面，他们都有换服装，自己做造型，其实那一瞬间特别像一场戏剧或者电影的拍摄，只是说留下的是一个画面，那么我这里头的意义正好和晓亮是反过来的。摄影其实很好玩，摄影作者可以拿摄影作为工具去讲很多事儿，但是我们两个人也是殊途同归，都在讲人的存在。

徐天仪：

很多理论提到摄影是非自主性的，但我觉得照片它可能是一个自主性的回忆。像本雅明提出自主性回忆的时候，他形容他来到一个海滩，反而整个回忆都涌到他的脑袋里面，想到他的祖母是怎样。你（马良）通过这张很小的照片，能让观者去回忆拍照片时候的生活状况，这就是一个自主性回忆的过程。当观众进到这个展厅的时候，他其实会想“这样的照片我们家里也有”等等，这也让观众有了一个自主回忆的过程。包括你作为一个拍摄者的角色，你会有你在拍摄时候的回忆；对于拍摄者来说，他会有自己进入这个镜头时候的回忆。

然后到了“青梅竹马照相馆”系列，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也会看到有人说“我好像跟我的爱人曾经都去过某个地方，我们都在某个建筑前面拍过照，有过共同的一段回忆。”但你的作品是把两个人还毫无关联的幼年时期PS到了同一张作品里面。这是为什么？

马良：

我其实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创作能让摄影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一方面表面上我的创作，比如说“移动照相馆”和“青梅竹马照相馆”，它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它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创作。我一直在尝试说，照片本身不重要，我每一张照片不重要。你看我“青梅竹马照相馆”里面把两个恋人或者是夫妻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合成在一起，合成的过程其实是Photoshop里很普通的一个手段。这两张被合成的照片也是非专业摄影师拍的，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照相馆里的人拍的很普通的照片，所以照片本身不重要，我想要通过这个作品去谈摄影对我们人生的意义。

“青梅竹马照相馆”系列作品中，马良将两张老照片上的人物合成到一起制作出一张GIF动态图片，拍摄自HOW昊美术馆展览现场。

我的创作一直希望谈的是摄影跟人之间产生的关系，它对我们人生的意义。两张小孩的照片把它合成在一起，好像一下子就把爱情的故事变得圆满了，一辈子都在一起。比如说我最早的作品就是把我太太跟我两个人的照片合在一起，如果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的话，会觉得彼此早点认识就好了。我认识我太太时我已经40多岁，我想我们如果一直在一起就好了，夸张到我们俩小时候就在一起，但事实上不可能，而我却用照片去做了这件事。这个照片其实很简单，但它有我们对爱的浪漫在里头。后来我用这种形式不停地复制了160个家庭，这160家庭都很开心和幸福，后来好多人也都来感谢我。我就想创作的意义在于它提示了摄影和我们人生的关系。“青梅竹马照相馆”在今天看来它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马良个展“恋恋风尘”展览现场，图片拍摄自HOW昊美术馆展览现场。

徐天仪：

“青梅竹马照相馆”好像跟我们这次展览的题目“恋恋风尘”一样，是对于旧时光的一些回忆，其实是有带有一些悲伤的色彩的。

马良：

“恋恋风尘”这个词，策展人鲁明军老师提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词里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讲人生，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物或者事件，它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我觉得我很多创作放到现在看都是这个感觉，包括我这次展出的装置《银河》，其实也是一个由40多个钟组成的塔，每一个钟里面都有老照片，还有很多以前的旧影像。

马良装置作品《银河》，图片拍摄自HOW昊美术馆展览现场。

这其中的概念特别简单：时间和人影像和人的关系。我最早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照片是把人锁在了时间里面，虽然你的肉身会衰老，慢慢成为时间里的一部分，但是照片把那一瞬间凝固住，就好像被锁住了。所以我后来用钟来把时间里的画面一个个锁住，然后堆起来做了一个塔。古人创造塔是想跟上天有沟通，包括中国有句古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塔其实是一种我们去和未知的那个部分产生关系的渠道。我这次展现的几个作品其实都是这个主题。

其实我的创作也分很多种类，我最早是很美术的作者。所谓很美术的作者，是说画面很漂亮，里头有一些诗意和隐喻，每一张画面都是成立的。但是这次我选的这些作品，大部分系列里的每一张照片都不重要，它重要的是一组照片组合起来产生的疑问，比如说“摄影是什么？”“我们人跟摄影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这次展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恋恋风尘”这个名字就特别好。

徐天仪：

“这个世界会好吗？”系列跟另外两组作品，不管是在画面还是叙事上来说都有些不一样。我们在做展览海报的时候，每一张作品都有看过去，最后选定“这个世界会好吗？”系列我们都觉得是有一种潜在的故事感。那这组作品你为什么会想到会将海滩作为背景去拍摄？

马良：

首先这组作品它有一个契机，它是疫情之后的创作，我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对摄影进行观察，我想我还能做什么？我自己也觉得这组作品有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摄影本身我拍了很多年，我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的方式，但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摄影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当手机摄影和社交媒体共谋的时候，摄影每天在发生，有大量的好照片生产出来。可能每天晚上你刷朋友圈，每个人的朋友圈都会有三五百张好照片。这世界上同时会产生几万张照片，这时当你作为一个作者去拍照片还有意义吗？我很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

再加上这两年我一直在玩AI，原来生成一个画面这么简单，以前还有段时间我在学三维，我想能通过三维的手段做些超现实的东西。现在连三维都不用了，我输入一些使用指令的文字，马上就有一个画面生成出来，然后通过各种AI的插件就可以把一张很小的图变成至少是展览级别的A3大小。那么这个时候摄影就变得更疑惑了，我有的时候在问自己“我在搞什么？”。

很巧是适马（SIGMA）那时候给了我一台照相机，我跟适马有很多年的合作，那时候有一个新的照相机里头有个很好玩的功能，跟手机摄影一样它自带滤镜。之前我作品拍摄的时候，我那些数码相机拍摄的RAW格式其实拿出来都很难看的，虽然它很清晰，但颜色很难看，我一定要再进行调整，做很多层次上的修改，像学美术的完美主义者一样去做很多工作。有的时候甚至要半天时间才能修出一张图来，更复杂的可能要修一天，但是这个（适马相机的）照片是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就把颜色做好了。

我当时拿到的时候我觉得挺震撼的，因为有段时间我们已经习惯用手机拍，拍完发朋友圈之前套个滤镜，一下子画面就变得很漂亮了。那么photoshop这件事儿也变得不那么有意思了。而当这台相机能直接给我滤镜的时候，其实突然回到我之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以前觉得摄影一定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把作者放进去，不然的话你只是很简单地拿个照相机在马路上拍一下。但后来我就想这次拍摄我不用任何的创作，我就像一个最传统的扫街的人拿个照相机去拍。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我希望画面的构图和美感要在，为了控制颜色我在相机里头选了几个色调，一个是电影色调，还有一个是日式的黄蓝色调，这次的作品就是用这两个滤镜在海边拍的。

我过去的创作一直在很多特别简单的背景前面拍摄，比如说草原，比如说大海，背景就是一条海平线或者是草原背的地平线。大海在我作品中出现很多次，这样拍的原因是我觉得在那种特别辽阔的地方，人在画面里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戏剧感，他们像站在天和地之间的舞台上。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北岛的一首诗，我下一辈子都记得：“除了天空和大地，为生存作证的只有时间”。当时我听了这句话以后觉得很震撼，事实上人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所以我一直在拍摄的时候用那种特别永恒的背景。

我去阿那亚戏剧节是为了带装置去参加活动，本来不是去摄影的，但很多年轻人他们穿着自己戏剧里的奇装异服在海边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是经常会让一个人穿好我设计的服装站在镜头前拍摄。那么我现在不用做任何工作，我就拿起镜头直接拍他们，这些照片有一半是偷拍的，一半是我请人家站一下，我说“我给你拍张照片”，他说“好”。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无所谓，那些画面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好像是我们共谋的一出戏剧，我在那一瞬间也完成了一场导演。

徐天仪：

“移动照相馆”是搭建了一个场景，“青梅竹马照相馆”是将现成的照片通过Photoshop组成一张照片，有一些技术的应用完成。但是到了“这个世界会好吗？”系列是通过摄像机拍摄自然的舞台构成的画面，在形式上它们其实是有区别的。

马良：

一个是极繁，一个是极简，它们是很不一样的。我现在就是喜欢极简的东西，虽然装置我还做的挺复杂的，但是我在摄影上都做很简单的东西。前段时间我还拍了一组作品，可能也不会发表，全部是拍天空，我觉得也很棒，但是可能要在一个不同的展览语境里去呈现它，因为太简单了，就是白色的，而且大部分天空不是那种草原上翻滚的云，而是一种特别无聊的天空。

年纪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复杂的东西，因为想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在作品里。现在年纪稍大，包括我经历了父亲母亲生病和去世这些事儿，突然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应该做减法。我觉得创作上做减法挺好的，最近在搬家，我扔了好多东西。我其实是一个收藏癖，我有大量的收藏，而且是种类繁多，有的是古生物，有的是烟斗，有的是老照片，而且每一个收藏都能做到很高的级别。但是后来突然想到，旧货市场这些东西不就是前一个收藏家卖掉的，就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好虚无，摄影有的时候就越来越想谈生命这件事儿。

徐天仪：

因为之前都是通过电话会议交流，今天来了你的工作室之后，我会感觉它像一个庞大的旧货市场，还有好多花车，为什么会想到做花车这个形式？

马良：

这个其实缘起很简单，我觉得摄影不能养活团队了，以前最早我是一个人摄影养了好几个助手，我那么好的一个团队我不能把它拆散了，然后就越来越多往装置方面走。做花车是我觉得好玩，做一辆能开的车，然后上面有很多我自己想象中的好玩的东西。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巨型的金属天鹅，做完之后会开始做青梅竹马照相馆的修复，有很多人很喜欢，他们也会来买，团队可以生存。

徐天仪：

我们现在在工作室里面看到好几辆这样的车，每一个车的主题都不一样，每个主题你是怎么去选择的？

马良：

在玩车这件事上我特别希望回到那种特别简单的心态，我经常在也在反思，作为一个创作者，有的时候会越来越严肃。其实摄影我就做得很严肃，虽然最后的结果不严肃，但创作的过程我是一直有很多探讨在里头，虽然可能不一定大家都理解，但作为出发点我是很严肃的，我想探讨生命和那些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在做车的时候，我突然特别想像小孩一样的去玩。小男孩小时候经常会做小玩具，那种很土的手工小玩具，我就记得我们那代人小时候经常课桌上有一条缝，把笔锯成几段拿绳子串起来，再把绳子穿过桌子上的缝隙再从下面一拉，就是一个小人站起来了。你们可能都没玩过，那是最简陋的，用圆珠笔芯和铅笔的笔管就可以做的玩具。后来我想其实一辈子都应该保持特别纯真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挺纯真的。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玩，从一个小玩具变成一个大玩具，我以前是一个人做，现在可以带一个团队做。你要问我有什么意义？这没什么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是保持我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保留的特别纯真的那部分。虽然我们做的时候觉得是在玩，最后结果看还挺专业的，其实做的过程就是在“瞎搞”。

徐天仪：

我刚刚看你们在装作品，能感觉到就像小朋友在自己玩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脑子里想象出来然后拼贴到一起，是一个很纯真的状态。

马良：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保留一种特别“不专业”的状态。我从小就学美术然后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来从事这个工作好像顺理成章，它（创作）应该是一个特别专业的状态。但事实上我特别想它是一个不专业的状态，所谓不专业的状态就是胡闹的感觉。

徐天仪：

但我感觉这反而可以成为个观众可以去进入到你作品的基因，这也是我个人可以感受到的。

马良：

是的。以前大概在大学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做广告，我当时去美术馆就在想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一段时间，那种全国美展里头的作品都充满了技巧，我觉得技巧这东西给观众的感觉其实是有距离的，内容没有跟生活产生很生动的关系。所以后来我自己真的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想探讨的主题是有点哲学和生命的，但我的表象是希望它是很小儿科的，我是故意的小儿科，而且是不完美的有破绽的，好像是跌跌撞撞的，而不是那种特别潇洒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想追求的。

徐天仪：

刚刚你也反复讲到戏剧，我了解到你的父母是从事跟戏剧、舞台有关的工作，你觉得这部分内容它直接影响到你现在的一些创作吗？你会把它变成一个舞台或者搭出一个现成的场景吗？

马良：

我觉得戏剧无处不在，首先对我的人生来说，我父母亲是戏剧家，所以我从小在舞台背后长大或者在排练厅、在后台。直到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而我在小时候它就是我的生活。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社交圈子，也不能去很远的地方，我住在一个全是演员居住的社区，都是我爸爸妈妈的同行，然后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去他们单位或者我爸爸的排练厅，小时候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和别人爸妈不一样的工作。直到很大以后我觉得这还是很酷的一件事，再往后我去学美术，那时候也有创作课，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进行美术创作。我一直觉得画面本身就是戏剧的高潮的凝练，好的作者应该是有本事能把一出戏凝固在一个画面里头。那么摄影其实也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没有追求在生活里去寻找一个画面让它成为戏剧。

其实黑白摄影包括纪实摄影说到底都是戏剧，都是在那个画面里产生强烈的戏剧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刺点”（PUNCTUM），在我看来“刺点”其实就是戏剧性，在很大的空间的平面的铺陈里头，有一个点让你刺伤了，让你的眼睛怎么也离不开了，那就是戏剧。戏剧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流动的、平缓的生活中突然有个大的高潮。所以后来我是去创造戏剧，在生活里经营出那个画面，把它拍下来。

我一直觉得虽然大家都把我归类为摄影师，我其实没在意是不是摄影师，而且我的摄影技巧说实话很差的，这两年稍微专业一点，我差不多20年时间里，前10年都是很不专业的，我甚至对于对焦、色差、色温、白平衡这些都不太懂。我当时就是用全自动模式去拍，拍完了我用photoshop从美术角度去修图，这两年才开始有很多的技巧，我才知道摄影的技巧会使用。但是我一直觉得摄影不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手段，都是作者的表达，即使我绘画、做装置、做戏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作为作者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对话，这很重要。

徐天仪：

摄影它反而已经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触的方式，退休了我花几万块钱买一台相机，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摄影师。

马良：

是的。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一直以来摄影是所有艺术门类里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写作，摄影还多一个就是它需要有个照相机，但事实上有了照相机之后，你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影像作者吗？不是的。我觉得只是说现在越来越难了，比如说手机现在可以有上亿像素，以前怎么想象的了？最早开始数码相机创作的时候只有800万像素，甚至于拍出来的作品还上了拍卖，800万像素，而且还卖掉了。那么现在有上亿像素的手机，这个时候影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珍贵了。我经常看很多年前那些黑白的纪实摄影，很珍贵，太棒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拥有相机，只有一些报社，国家大型单位里头的宣传部，可能负责宣传的宣传员才有一台照相机，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影像其实都珍贵的，因为太少见了。

当影像成为海量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一定会受影响，包括电影也受短视频的影响，但是永远都应该有金字塔尖的部分。所以我也常在思考，一方面很多东西是相互抵消后消磨掉，但另一方面一定会有一些部分永远是浮在大海的海面上。

徐天仪：

所以你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会好，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马良：

我觉得会好的，我是积极的。当时这个作品名字提出来的时候说“你太消极了”，其实首先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梁漱溟，很有名的中国哲学家，他有一本访谈录的名字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书名字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哲学吗？哲学不就跟我们讲人生的意义吗？讲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吗？我在拍这系列作品的时候，脑子里就是这句话，特别明确。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经历过一场疫情，然后这个世界上又有战争动乱，我作为一个作者，其实我有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拍照片的人，我难道能改变世界吗？不行的，我只是说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在想我能不能有信心，在我的心里头树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信心。我相信很多观众也许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在观看的同时找到一种无论是失望、还是信仰，都是好的，我觉得我们去进行思考了。

徐天仪：

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在我比较悲观的概念里面，我觉得这个回答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回答。但是听你这么说，其实你期待的是不同观众在看到这个题目，通过这样的观看方式，他在他的心里头会产生一个答案。

马良：

2020年的年底我做过一个展览“私人神话”，在成都，当时有个作品叫《世界》，跟《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有延续的，《世界》那个作品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

我当时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从40多个朋友那里问他们要视频，你认为这个视频和“世界”这两个字跟有关就可以。很多人给我无数有意思的答案，有结婚的，有孩子、有旅行，有宗教，还有和尚给我的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把它们用AI直接连起来，我也没有经过我的判断，用4个屏幕同时播，每一个屏幕上面有一个分享，当你站在这个音响下面，你眼前的这个屏幕是真实，另外三个就坏了。当你移动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内容产生了很多变化。然后我在墙上提的问题是“什么是世界，请你告诉我”，我放了纸在那儿。这个展览做了6个月，我收了4万多个答案4万多张纸条，有很多很有意义。其实作者有的时候能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就是一个问题，不是答案。

徐天仪：

现在的艺术家会借助AI或者通过云计算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创作，本身创作者他并不是科学家或者是搞金融的，他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只是说让观众在看这件作品的时候能引起共鸣，他能衍生出更多的疑问或者至少能让他们反映对这个疑问的想法。

马良：

对的。每一种创作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于这一点，不仅仅是表象，创作本身它是发人深省的，让人去思考。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作品从创作的表象上来说，跟我以前很多作品都特别像，以前有时候在地平线上一个人，我永远把人放在中间。我不是坚持，在我心里头只有这样的画面是好看的，我就从来不喜欢所谓黄金分割，在我摄影一开始我就把对象都放在中间。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在我的画面里人永远是最重要的主角，而且我也没想要特别多的故事，我就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去观察人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也是这样，这里头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大海边，他们有的是望着远方，有的人穿着自己盛装，我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义，只要把它拍下来就特别好。

马良与黎晓亮的合作展览“仪式的黄昏”目前正在HOW昊美术馆展出中，展览以两个独立的个展分别呈现了“马良：恋恋风尘”和“黎晓亮：游猎的光”。

马良个展“恋恋风尘”展区呈现了马良在过去十多年间包括“移动照相馆”、“青梅竹马照相馆”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等四个系列的创作。展览将展出至2024年8月11日，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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