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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熊秉明——现代中国书法研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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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熊秉明

——现代中国书法研究的转向

︱黄积鑫︱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研究的一位关键人物，熊秉明先生以《张旭与狂草》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享誉学界。尽管他在海外因一系列机缘巧合而转向书法，但此前的学习背景与个人才能，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促使他在书法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熊秉明先生促进了现代中国书法研究的转向，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影响至今。

2022年适逢熊秉明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特刊此文，以纪念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化做出贡献的先生。此文通过重读熊秉明先生的重要著作，重新思考他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不仅应关注他具体的论断，更应汲取他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当代书法的相关研究。

一、选择与意外：从哲学到雕塑，再到书法

熊秉明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熊秉明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重游幼时曾生活过两年的艺术之都巴黎，熊秉明立即被艺术所俘获，兴趣随之发生了转移。他一边准备哲学论文，一边沉醉于巴黎的美术馆与画廊中展示的艺术品。他尤为倾心于罗丹的雕塑，不时前往观看，并记下相关日记。这样浓厚的兴趣终于使他不再满足于学习抽象的哲学理论。在此期间，熊秉明曾多次和友人讨论放弃哲学选择艺术。他并不满足于“只能做一桩事，从事一项职业选择”(《熊秉明文集一·关于罗丹：日记摘抄》，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第58页)，尽管对现代职业分工制度不满，但他却必须在哲学与艺术之间进行选择。经过数月的徘徊，熊秉明最后于1948年年底改为学习雕塑。晚年熊秉明曾回顾这一选择：“原定写论文，但是在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读美学，谈艺术理论像在海滩上高谈蹈水游泳之道，而不跳到海浪里去。”(《熊秉明文集二·看蒙娜丽莎看》，第50页)雕塑比抽象的哲学更令熊秉明满足，因为雕塑“不止有大智慧的光芒、虔恪的信念，还弥漫着活泼灵动的生机”。

熊秉明雕塑专业学成后，曾在巴黎做过几年职业艺术家，但后来因为性格、理念与艺术市场体制落落寡合，最终放弃职业艺术家的生活。1962年，熊秉明受聘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从此以教汉语与中国古代哲学为业，业余从事雕塑、绘画等艺术创作。因为教授汉语的缘故，熊秉明逐渐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这次学潮与中国的“文革”有关，因为对遥远东方政治与文化的想象，学潮结束后的法国对中国文化保持着较为浓烈的兴趣，法国学界不少人开始学习汉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外国学生提出想要学习书法，熊秉明任职的巴黎大学便新增设了书法课程，他也顺理成章成为授课的最佳人选。这是熊秉明正式教授与研究书法的开始。

乍看之下，书法成为熊秉明艺术事业之重心，完全是出于偶然和意外，他仿佛被命运之线牵着走向书法，最终为书法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却不尽然，在熊秉明的生命轨迹中，书法其实早已暗暗埋下了线索，就像一个幽灵始终潜伏着。

在熊秉明为选择哲学与艺术苦恼时，他在日记里曾援引中国的传统：诗、书、画和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然这种传统本身有其特殊性，和中国古代文士阶层的特殊性有关，与现代社会分工制度难以契合。但这种传统所呈现的精神力量，仍然对中国人富有感召作用，令人神往。熊秉明自然也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被局限在一个学科的角落里，他需要沉思，他也渴望创造。

雕塑当时特别吸引熊秉明的地方是“表现情感、思想，表现诗、哲学”(《熊秉明文集一·关于罗丹：日记摘抄》，第144页)。熊秉明曾描述过布朗库西的《空间之鸟》给他的独特感受，一方面，它抽象简化到金属材质的块状，富有装饰意味，同时又“恍然蕴含着形而上学的玄思”;另一方面，“那一个简略的形体在暗示，在战栗，向往远，向往高，向往无穷尽”。(《熊秉明文集一·关于罗丹：日记摘抄》，第163页)然而，面对这样的现代主义雕塑杰作，熊秉明却颇为疑虑：“这些现代雕刻有哲学，有数学，有科学方法，所缺少的是人间生活的气息。这里反映的人生没有悲哀，但也似乎没有快乐，我觉得自己走不上这样的一条路。”(《熊秉明文集一·关于罗丹：日记摘抄》，第164页)单纯从他所师从的雕塑导师，以及他颇为欣赏的雕塑家罗丹而言，熊秉明的雕塑趣味是保守的，因为最打动他的是写实风格的雕塑。熊秉明对彼时激进革新的艺术潮流并不热情，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心性。尽管身在艺术变革的旋涡中，熊秉明却刻意与其保持距离。

有一次，一位雕刻老师赞扬熊秉明的泥稿：“不错，不错!简直比欧洲人还要欧洲风呢，简直有点拉丁味，罗丹的拉丁味。”(《熊秉明文集一·关于罗丹：日记摘抄》，第168—169页)引起西方人的赞扬，本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至少表明自己的雕塑技艺已有较高水平，但这样的称赞却令熊秉明错愕，因为熊秉明学习雕塑并不是要走西化道路，而是寻找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路。另一次，导师纪蒙和熊秉明谈艺术创作与本土的关系，令他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雕塑传统。以前视而不见的传统，此时却令他为之骄傲。也许，正是远离故土，飘零异国，反而唤起了他对本土的思念，这种本土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当熊秉明与祖国相隔万里，被异国的语言与文化所包围，反而获得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恰当距离。内心的孤独困苦，令他自然涌起文化的乡愁，使他重新亲近自身的文化传统。

另外，熊秉明喜欢富有哲思，带有形而上学意味，同时又有生活气息的艺术，这种旨趣其实已经潜在地呼唤书法的出现。书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既日常又形而上的艺术，我们都被诱导透过字迹体悟书写者的人格与精神，它内嵌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之上。所以，熊秉明后期愈发觉得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雕塑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似，它们都具有源头性和基础性。

以上叙述夹杂着一些推测的细节，是为了说明熊秉明在偶然机缘下投身书法研究，却为何会怀有如此巨大的热情而取得重要成就。熊秉明的选择，从哲学到雕塑，又从雕塑到书法，并在书法研究上做出大成就，这看似偶然，其实包含着充盈的精神动力。在这种偶然中，已暗含了一些必然性。

邱振中曾如此解释熊秉明的选择：“中国书法实际上是融感觉、观念、践行为一体的活动，此外，它还与文字的使用紧紧结合在一起，与广大的人群在潜意识中，在精神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关系密切。书法的意义，不是中国文化中任何其他事物所能取代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一种文化中如此复杂的要素、人们精神生活发展中种种复杂的要素，全部糅合在一起。由于书法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由于书法与熊秉明精神生活深处追求的默契，书法成为他必然的选择。”(邱振中：《神居何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91页)

哲学和雕塑的训练成果不会被辜负，令熊秉明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和深度以观照书法。这种背景在现代中国书法研究者中颇为少见。熊秉明是中国极少数在哲学与西方造型艺术上都受过严格训练的书法理论家。

(唐)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局部)

纸本墨笔纵25.7厘米横82.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熊秉明书法研究的成就

熊秉明曾自述：“没有料到汉语的职业把我一点一点诱到文字的领域。”(《熊秉明文集二·看蒙娜丽莎看》，第55页)这里面的“文字”大概指书法，也指和书法相关的研究。熊秉明自1968年起在巴黎大学教授书法，不满二十年，则出版了两部经典之作—《张旭与狂草》(公元1983年)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公元1985年)。这两部著作代表了熊秉明在书法研究上的重要成就。其余和书法相关的文字大多数是他零零星星写下的一些随笔和论文。

1.《张旭与狂草》与现代性焦虑

《张旭与狂草》是熊秉明用法语写的博士论文。张旭毫无疑问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人物，他特立独行，尤其是以不羁的天才创造了一种新的书写风格—狂草。狂草的出现，改变了书法史的轨迹，令书法在形式创造上走得更远。同时，狂草是书法抒情性的高峰，张旭正是狂草巅峰中难以超越的大师。然而，这样一位伟大而迷人的人物，却并没留下太多文献，可靠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张旭更类似于一位文化史上的象征性人物，他可靠的资料如此之少，却影响颇大，他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想象。这类人物在中国文艺史上并非罕见。熊秉明选择张旭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当然独具慧眼，但这也意味着面临非常艰难的挑战，毕竟资料匮乏是拦路虎。熊秉明迎难而上，最后完成了一部张旭研究的经典之作。

熊秉明将《张旭与狂草》分为两大部分:历史和美学。在历史部分里，熊秉明利用现存的相关资料，为我们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张旭形象，这个形象包含他的人际交往与艺术传承，也包括他的书法创作。例如，对张旭作品部分的评述，熊秉明尽可能搜罗作品，同时鉴别真伪。这样就能建立一个相对可靠的书法作品系列，来推测张旭草书的基本面貌。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熊秉明已尽可能在散落各处的资料中建立起联系，从而较为严谨地捕捉了张旭的形象。虽然在今天看来，熊秉明对张旭生活历史的挖掘仍稍嫌不足，其限于时间和条件，并没有利用更为广泛的各类文献，局限在使用极为明显的文献资料，但为我们更加了解张旭这一神秘人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美学部分其实是熊秉明此著的重中之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启发。它使我们从多方面去思考张旭及其书法成就。熊秉明对美学部分的思考，仍然是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料，去发掘张旭的美学意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熊秉明引入了许多西方概念来观察张旭其人其书，例如酒神精神、悲剧意义、空间、节奏与韵律等。这其中有些方面是接续宗白华等美学家对书法的思考，也有不少地方属于熊秉明的个人洞见。这些概念的引入，使其对张旭的论述超出了传统话语体系的范围。这也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熊秉明笔下的张旭仿佛是一位现代人，一位先锋艺术家。这恰恰就是熊秉明所追求的效果。在熊秉明看来，张旭是一位中古时代的天才书法家，更关键的是他身上凝结着现代艺术的元素。熊秉明大胆地把张旭放在现代性语境中审视，将他的狂草直接与现当代艺术中的先锋艺术家进行对比。熊秉明在张旭身上找到了狂草与现代艺术精神相通之处，他认为张旭的狂草已经具有行为艺术、抽象绘画等艺术的激进革新元素。熊秉明写道：“在关于张旭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在中国艺术中发现了一种可以界定为?‘现代’的精神：对自生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追求，对未完成性的品位，书写的流畅，对非理性及随之而来的作为各种形式的抽象的各种其他特征的探索，线条及笔触的重要性。”(《熊秉明文集五·张旭与狂草》，第233页)这种论断如此肯定，未免会让传统的研究者惊愕，让人觉得熊秉明过分联想，把一位在传统文化领域生长的文人书法家错置于现代社会。类似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语境如此不同，在熊秉明眼中却仿佛没有时间与文化的阻隔。熊秉明看似“一厢情愿”，但他也并非对他人的质疑一无所知，他清楚地知道别人一定会质疑自己将张旭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可靠性。在他的研究中，熊秉明一方面努力地进行中西之间的对话与比较，建立张旭与狂草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承认张旭在做这一切革新性创作时，也许并不一定有现代艺术家的充分自觉，很可能只是一种对草书更大胆更原始的回归。这种看似矛盾又清醒的表述，其实透露出熊秉明对传统的想象与投射，尤其是他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处境的焦虑。所以，再回过头看《张旭与狂草》的结尾，就不由得感到意味深长。

熊秉明《张旭与狂草》一书最后一页的文字，非常值得在此完整引述：

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书写具备“现代型”艺术的全部特征;而作为一种科学思想的方法，它似乎只是一个古老的工具。中国人在五四运动时提出如下的问题并不令人惊讶：“应当废除汉字书写吗?”这种丰富的遗产是一个无用而沉重的负担吗?是前进的羁绊吗?又或者它是去向未来的踏板吗?问题在于了解其“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如何通过重新评估为之带来利益，开发其至今仍意想不到的各种能力，并为之注入新的生命。

这项任务才刚刚开始。

我们由此看出，熊秉明把《张旭与狂草》视为一项“重新评估”传统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展开，它的背景可上溯到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对汉字存废与改进的讨论。晚清列强环伺，中国时刻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瓜分、瓦解，在这种危难时刻，先进之士难免追问、反省中国为何沦落至此。受进化论影响，不少人将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归为文化的落后，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与工具，汉字自然而然成为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推行汉字全面拉丁化等意见一时甚嚣尘上，并一直延续多年。这类观念也随着新文化运动而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它们在熊秉明的成长时期一直存在。这一类观念反映出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存在严重的文化焦虑。倘若汉字都被否定，更遑论书法存在的必要性了。书法作为一种古老的事物，它如何有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的价值?这样的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它究竟是明日黄花，还是宝藏，依然具有众多的可能性。熊秉明的《张旭与狂草》，以中国书法天才张旭为典范，来重申书法的意义。所以，熊秉明的落脚点会放在与现代艺术的对比上，并力图证明张旭与狂草中包含现代艺术精神，它不仅包含，而且很可能比西方早了上千年。暂且不论这是否属于熊秉明的“矫枉过正”，至少熊秉明提供了更阔大的路径理解张旭与狂草，也进一步理解中国书法。

2.《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观念与分类

按熊秉明自己的说法，《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原本是在法国大学教书法后“教学相长”的产物。这一著述的完成，是对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一次提炼与梳理，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出版后，学界反响特别热烈。

中国古代书论一向被视为缺乏体系，多数属于印象式的随感与点评，看上去千头万绪，且因不同时间与场合而发，常常有相互矛盾之处，因袭与人云亦云的地方也不少见。同时，这些围绕书法作品与现象所发的议论，又并非无关紧要，它们往往是切入书法的一条路径。如何真正利用这类文献，就成了一大问题。熊秉明的研究会逢其适，他为我们整理出一个较为可靠的体系。他认为书论“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并不是就没有系统”(《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第1页)。因为教学的缘故，他必须面向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西方人讲解中国书法理论，这样的工作也要求他必须寻觅出若干线索，才不致完全使西方学生摸不着头脑。熊秉明也是利用了这样的时机完成了一件意义非凡的工作。

熊秉明非常清楚《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目标，他认为这样的归纳与提炼恰恰是为了使人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古代书论。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根据书论的陈述方式、主要内容以及思想基础，将中国古代书论归纳为六种系统：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与禅意派。

熊秉明在做这六种系统分类时，尽力扣住某一书论中的关键一点，作为划归某一类的根据。经过他的提炼，书论立即变得清晰起来，令我们在驳杂的语句丛林中找到醒目的路标，为我们阅读书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设置的章节十分灵活，时常以某位书法家，如王羲之、智永等为一个小节。这种设置颇具匠心，并不是死板地将某类书论强行纳入特定类别。

细心的读者能发现，《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在某些研究方式上与当时学术潮流存在关系。邱振中认为：“(《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为第一部对中国古代书论按论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对此后的书法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书学领域的这一思路，恰巧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思路暗合。”(邱振中：《神居何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200页)邱振中举的例子是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熊秉明的这本书也会令人联想到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Frye)的名著《批评的剖析》。弗莱也是“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手段对整个西方的文学经验和批评实践做出了独特的、富有启迪性的分类”(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6页)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将分类作为研究的基础。

熊秉明后来有专文谈此书的分类问题，他认为这种分类“是逻辑发展的关系，并牵连着历史发展的关系”(《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90页)。熊秉明的逻辑如下：早期的书论一般以自然事物比拟书法，所以归为“喻物派”;随着书写技法的成熟，对技法的思考带来了对书写造型规律的总结，因此产生“纯造型派”;一味沉溺在法度的分析中，也会引起不满，这种不满会转而追求书法的抒情与内涵，以情感表达为中心的书论则是“缘情派”;“伦理派”则是对一味追求个人情感抒发的书法之批判，注重书法的伦理和社会功能，多与人格道德关联;然而过分注重伦理，对书法又造成新的压抑，挣脱伦理功用回归天然，便成为“天然派”的诉求;最后走向了对文字与书法存在价值否定的“禅意派”(《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91—115页)。这六个系统存在着一些逻辑的递进关系，一环推出另一环，这成了熊秉明归类的内在逻辑。任何分类本身，在有足够根据的状况下，仍难免有所疏忽，越明显之处，往往越会遮蔽其余路径。熊秉明对此也亦有所警惕，他点明：“在实际历史上，六个体系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并非很守顺序的。”书法思想复杂，是众多不同观念的集合，这表现在书论中，许多人的思想，往往可以同时归为六个体系中的某几个。所以，熊秉明特别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最后一章以孙过庭和张怀瓘的书法理论为例，来说明这种复杂性。孙过庭与张怀瓘的论述中既有对自然的模拟，也谈到造型规律，以及关于抒情性的问题，分析他们的思想倾向，把他们归为具体的哪一体系，成为比较繁难的工作。这其实是熊秉明对参照自己研究的读者的一种警告：切记不可硬塞入某一体系，而应充分考虑、分析各种具体的情况，才能辨明源流。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中，那些作品插图旁的大量文字说明，并非起点缀作用，而是实质性内容。特别是对某些作品细致入微的分析，处处都可以见出熊秉明对书法形式的敏感，在我看来，这些文字是非常重要的示范，熊秉明用准确优美的文笔将他在书法作品中所看到的特点勾勒出来。图文之间必然存在的落差，也只能通过尽可能细致与准确的语言弥合。这类工作往往要超出简略的古代书论，且不能停留在旧有抽象术语里打转，必须尽可能深入。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考验我们对作品形式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对作品的准确描述很可能是进入书法的现代学术研究之基础，它有可能走出古代话语封闭的体系，在更大的层面向更多人开放，进而引起更多的关注、讨论和交流。所以，这其实并非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它为未来的研究做了一些准备。

3.形式分析与语言转换

正如上文提到，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插图文字说明里已经显示了自己对形式的敏感。他的能力更充分地展现在几篇相对较长的文章中。

众所周知，熊秉明在书法研究方面的写作，除《张旭与狂草》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完整且篇幅较长外，还写过几篇长文。耐人寻味的是，这几篇较长的文章讨论的焦点都在某一具体书作的形式上。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书法的评价与陈述，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语言系统。在一种注重感悟的氛围里，古人并不觉得有必要发展出清晰分析书法的语言系统。尽管他们偶尔也流露出对陈陈相因的语言的不满，例如米芾就十分质疑“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类语言的作用(见邱振中：《神居何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12页)。尤其是书法实践者和阐释者合一的特殊性，也使描述书法的语言变得封闭。事情经常变成这样：如果你不能在这种简练的语言里看到书法的奇妙之处，往往是因为你的悟性和修养还远远不够。换言之，你不应该质疑书法，你首先应该质疑的是自己。当简练的文字无法完美地陈述关于书法的感觉时，书法家往往求助于实践，直接用书写解释疑难，因此，“亲授”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书法里变得如此重要而神秘。

(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纸本墨笔

纵二十八点二厘米横七十五点五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描述书法的语言在现代社会受到了极大挑战。书写工具的转换，势必使很大一部分人与书法脱离，书法愈发成为一种专业。当专业面向大众言说时，不可避免地要转换语言，否则永远无法更好地传播。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要求原本封闭的语言走向开放，迎接挑战。新文化运动对语言的改造，自然而然也会波及书法领域。宗白华的书法美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引入了时间、空间、节奏等概念，书法理论的语言也将脱胎换骨。新语言的使用，带来的是一种观照方式的革新。

种种原因，宗白华并没有完成书法理论语言的革新。他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在谈到书法构成的三个要素—用笔、结构与章法时，几乎完全挪用古人的书论，没有进行更具体、更细密的分析与改造，但他指引了一个方向：对形式的描述还有待更进一步。

熊秉明在书法的形式描述与分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前提是遇到非常重要的契机。从1968年起，熊秉明在法国的大学教书法，面对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书法所知不多的学生，作为教师的熊秉明必须清楚地说明书写的种种状况，绝非仅仅让学生临摹经典。东西文化隔阂的真实存在，也迫使熊秉明“用他们的理论和词汇来解释审美的原则”(《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34页)。一方面，教学的需要令熊秉明对形式的描述与分析更加敏感，尤其是利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传统书论中的语言，这是他直接的契机。另一方面，和熊秉明学习和创作雕塑的经历有关。学习雕塑，要求他“观察面与面之间的结构关系”“把握内在间架”(《熊秉明文集二·看蒙娜丽莎看》，第51页)，这种训练自然而然影响到他对书法的观察。在这些教学、学习的过程中，熊秉明也产生了对古代书论语言的不满，例如他曾多次说到古人关于结构的论述“笼统含糊”。当一个人接受过另一种语言与思维的训练，发现传统语言中不能具体深入展开的描述时，他会尽心尽力去发展一种新的陈述。

熊秉明和邱振中都非常欣赏包世臣的一段话：“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包世臣《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667页)这段话提出的原则“当于目而有据”对形式分析而言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邱振中敏锐地看到了包世臣在努力践行这一原则，包世臣所使用的“用曲”“一黍米许”等词，已说明他对形式分析的细致入微。邱振中认识到，包世臣的语言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在尽可能突破过去谈论书法的方式，他想清晰地表达自己对形式的感觉。(邱振中：《神居何所》，第313—314页)

宗白华对形式分析未再推进一步，很有可能与他的事业重心有关。他的重点在于对中国传统艺术里的理论进行美学提炼，未必致力于书法创作本身。也许，他认为那一套谈论笔法、结构与章法的传统语言已经足够。书法作为特殊的实践，只有真正的实操才能增进对形式的了解，熊秉明恰恰具备宗白华并不具备的条件，他既进行书法教学，也进行书法创作，同时具备艺术家的敏感与理论家的自省。熊秉明很清楚，在过去，书法与人紧密关联，这样的状况不会留下太多自我反省的余地，就像鱼和水一样，在这种共生的状态，鱼是不会对水有太多警觉的。照他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活在其中，它属于我们的心灵本身，而心灵本身反过来做自我的解剖是十分困难、十分痛苦的。”(《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8页)

以上所述的种种状况，使熊秉明具备推进形式分析的条件。一方面，他并未像单纯的书法家，沉醉于书写而不做反省;另一方面，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敏感，也影响了他对书法形式的深入分析。熊秉明在书法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的状态让他对书法有更多思考与分析的可能。

熊秉明自陈，要以诗的分析方法尝试在书法上。对诗歌的细读，既在整体上把握主题、意境，往往也落实到最小的单元中，即在一个个字词之中推敲。这种细读既要严谨的分析，也需要大胆的想象。熊秉明说：“脱离形质，高谈书法之妙，就算不得‘分析’;只谈形质，不能把握书法性情，不能说出书法之妙，这样的‘分析’也是不够的。要从形质的分析，一步一步达到深于心而难名的精神内容……”(《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210—211页)这段话紧接着包世臣的名言。熊秉明并非独立地谈书法的形式与精神，而是将两者结合，从形式里推导出精神内容。

虽然《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一个假定》《智永〈千字文〉和冯摹〈兰亭〉》《疑张旭〈古诗四帖〉是一个临本》《颜真卿〈刘中使帖〉的分析》四文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结论都有可议之处，但它们无一例外进行了较为精详的形式分析。

例如《颜真卿〈刘中使帖〉的分析》一文，最开始从整体印象“气横溢”出发，一步步分析到颜真卿的精神与书写的交融。“气横溢”当然只是历来对颜书的一种印象与感悟，大体上并没有问题，却不够细致。熊秉明认识到“气”是并不易谈的问题，容易笼统含糊，妨碍进一步分析，所以，他把“气”转换为“动感”，即书写中运动的感觉(《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182—185页)。然后，熊秉明开始分析章法的变化，他看到“耳”字作为中轴将此帖分为两阕。他对比两阕中的字，感受到节奏之不同，他描述了书写者由平和到激越的情绪起伏变化(《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185—188页)。熊秉明特别对比了首字“近”和末字“也”，细致分析两字的形态，认为“近”为全篇开场，十分平正内敛，像树立了一个参照系，而“也”则起到收束整篇气势，使其不泄气的作用(《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188—189页)。接下来，熊秉明分别从点画形态的曲直，一些特殊形状的点画，以及突出的核心字等方面来观察此作的细节。熊秉明力图让我们跟随他的描述，去感受此帖的书写过程，仿佛身临其境地观看书家作书。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更清晰地感受书法家内心的波动与精神力量。

当然，熊秉明也指出自己的描述仍有很多想象与推测，未必完全符合真实，但是，一个研究者这样紧紧贴着艺术的“物质躯壳”去研究，一定会使自己对艺术的感受更加深入与丰富。熊秉明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显然不只是自我训练，更是有益于他者的重要工作。邱振中曾经写道：“我尽可能把感受与激发感受的形式构成的细节记录下来，其中也包括一些归纳和分析，但感觉、感受的积累是其中的基础部分。更深入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思考将在这一类积累的基础上展开。”(邱振中：《神居何所·前言》)这种分析归根结底，是一种剖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陈述方式，它开启的是一种新的观照传统的方式。

熊秉明的这几篇文章是中国书法形式分析重要的成果。这样的努力，是对感受模式和观照方式的省察，它为以后的研究与创作打下了关键的基础，也弥补了中国书法中不重分析的弊病。分析并不是为了拆散传统，恰恰是为了深入传统。这种分析也影响了熊秉明的书法训练理念与教学。熊秉明回国后，陆续开办了几个书法培训班，他的影响早已生根发芽，很可能改变了对书法思考与训练的一个领域。

4.反思“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熊秉明留给我们众多思想遗产。其中有一句话或许最耳熟能详且深入人心：“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最初是熊秉明在1984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的，此后他在其他场合多次说出或写下。此一论断出现如此多次，可见作者本人也极为重视。

此处，熊秉明显然并非因自己从事书法教学与创作就夸大其重要性，但不得不承认，正因为熊秉明从事书法事业，获得深入的了解后才下此大胆判断。这样的判断并不犹疑，无比坚定。这种认识是在其晚年所获得也绝非毫无理由：随着年岁增长，熊秉明对书法的体认也日愈增长。当一个人的生命逐渐被书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转变，生命与书写一起生成，他会对书写的价值更加笃定、自信。

熊秉明曾解释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在这里，哲学取广义的含义，指“这个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等”(《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1页)。中国哲学并不注重打造一个严密的体系，而是“身心性命之学”(《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2页)。中国哲人通过世间万物去体悟“道”，又把自身体悟落实在个人的生命与事业之中。“中国哲学家的最后目的是在思想上省悟贯通之后，还要回到实践的生活之中”(《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2页)。所以，中国哲学诞生于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体悟，并非彻底离弃日常生活，而是超拔之后的复返。熊秉明反复强调：“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可以说是书法。”(《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3页)“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熊秉明文集六·书法与人》，第45页)这样的阐释赋予书法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中国书法诞生于日常书写的土壤之中，在自觉与无意识的纠缠中不断成长，它与日常生活时常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中国书法并非绝对的自省，走向彻底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它也不完全沉沦于日常的使用中，相反，日常的使用给予它训练，促进了它与人的内在融合。书法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中国哲学“即世间而出世间”(冯友兰语)的特点，所以格外被熊秉明垂青。如果说中国哲学如此关心人的生命成长与修炼，那么书法就不仅仅是修养的辅助工具，它是生命力本身的体现，是生命存在与生长的痕迹。在熊秉明的阐释下，我们对书法的价值有了更深切的认同。

最后，我们却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熊秉明提出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在今天是否仍能成立?

中国书法和古代汉语言的关系，尤其是与日常书写的关系，是书法强大生命力的基础。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言变为白话，毛笔换成硬笔，书法愈来愈成为一门“艺术”。尤其是语言方式的变化，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变化，中国哲学与中国书法的共生关系几乎不再存在。几乎所有人都会察觉，中国书法原本对应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在此意义上熊秉明才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还以熊秉明的论断为标榜，恰恰是缺乏反省的表现。

当熊秉明晚年提出这一论断，内心或许也是复杂的，是他“抉心自食”的结果。他未必不知道，只有当原有情境改变，才促使他做出反省。正如他认为，因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古人活在书写中，所以没有必要做出自觉的反省。而做出这么多的反省，很可能他已经认识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主要是过去时，而非现在的状态。

今天，我们或许应更加辩证地看待熊秉明的论断。“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一方面，高扬了中国书法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了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不能抱残守缺，而必须反思书法在当代的处境，如果书法与传统文化的语境已经改变，我们只能尽力去探索书法在当代的新可能。因此，熊秉明的论断，也包含着对当代书法研究者与实践者的鼓励与鞭策，他提醒我们要以新的方式去推进书法与书法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我们重读熊秉明的意义所在，我们期待在一位曾对书法颇为关注且富有洞见的前辈身上获得更有教益的启示。熊秉明的思考路径与成果其实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许许多多的方向与可能。

三、结语

熊秉明作为现代社会卓然有成的学者与艺术家，他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在当代颇为可贵。熊秉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某种典型人物，他成长在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中国，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冲洗，且长期旅居海外，只能遥望故国，在中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最浓烈的兴趣与感情。一个经受过现代中西文化洗礼的人，他在中晚年将大部分精力献给了书法的研究与创作，特别是在书法研究上取得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且至今仍启迪后人，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熊秉明对中国书法情深，致力于以新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进行研究，为现代书法研究开拓新境。他用西方现代思想，如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等对中国传统书法进行新的阐释，使书法亦能与现代思想进行对话与沟通。同时，他也引入了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形式分析等经典方法，为研究书法带来了新视角，使我们能更加细致地观察与描述此前常被认为“不可说”的书法，直接促成了书法研究范式的变革与转型。此外，熊秉明还致力于把书法与西方现当代艺术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书法的特质，肯定书法的现代性，进而肯定中国文化的生机。

熊秉明的深情与才情，加上种种机缘巧合，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书法研究里一位不能回避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转向书法的经历与思想遗产的重访，正是为了从中汲取他宝贵的方法与信念，以便在当前的语境下继续发掘与深入书法，并试图推动书法为当代文化与艺术贡献它独特的力量。熊秉明的著作在今天对我们打开视野，在不同面向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有启迪之功。我们对传统文化，不能单纯地在形式上回归，而是必须深入内里，提炼其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