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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法源寺与陈师曾 —齐白石艺术人生早期北京人脉圈子中的两个节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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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寺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齐白石习文习画，确立画坛地位时的人际关系，重点则放在北京。正因为在北京时的齐白石凭着艺术上的先天才气与后天努力，及人脉圈子的建立，才为其艺术成功奠定了基础。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在法源寺建立的人脉圈子，及在法源寺期间和陈师曾的相识相知，是其走向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生节点。文章还对因陈师曾提携，齐白石声誉陡起的1922年东京“第二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做了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齐白石?法源寺?陈师曾

法源寺与陈师曾

—齐白石艺术人生早期北京人脉圈子中的两个节点

文 | 林木

法源寺这次丁香会，是1919年齐白石刚到北京不久住进法源寺时参加的一次盛会，参会的情况，齐白石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原因应该是齐白石和这一批人都不熟。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的1920年段，记载有他应人之约的情况。在某“大官家去应酬”，“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后来梅兰芳到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后来齐白石为此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梅兰芳，画上题“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1920年的齐白石尚且如此，1919年的齐白石初到北京，绘画上还未变法，艺术上成就有限，几乎没任何影响力的齐白石，要与这些北京文坛大腕儿应酬唱和是没有可能的。由此可见：第一，齐白石初到北京，认识他、了解他的艺术的北京文坛、画坛的人的确不多；第二，齐白石也希望通过法源寺这种有利的地方，利用同乡的关系，建立更广的人脉圈子。对这位初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靠艺术谋生的“乡下老农”（陈师曾语）而言，这显然是人生发展的必由之途。至今法源寺还有一块由杨潜庵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怀念去世的道阶法师而撰书的一块石碑。石碑上列有包括已于1923年去世的陈师曾在内的39位北京社会名流，其中就有“湘潭齐璜频（濒）生”。1938年的齐白石已非1919年的齐白石了，这就是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1917年和1919年齐白石到北京，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圈子，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陈师曾。是陈师曾劝齐白石变法，又是陈师曾带齐白石的画到日本参展，这两件事使齐白石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齐白石认识陈师曾也是在法源寺，但齐白石是如何认识陈师曾的，则是20世纪画史上的一段公案。

陈师曾

在《白石老人自述》1917年段，齐白石分明地记载了他和陈师曾的这段交往：“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齐白石住到法源寺，就因为这里湖南老乡多，好拓开人脉。在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陈师曾，其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湖南度过的，父亲陈三立与湖南名士如王湘绮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陈师曾本人在长沙时习文学画，与王湘绮、胡沁园也认识。陈师曾与王门弟子，也是齐白石朋友的，如杨度、杨昭儁、寄禅、杨钧等人也都是朋友。其中长于书画篆刻的杨昭儁与陈师曾在篆刻上就有往来。常理上，这些既是陈师曾，又是齐白石亲密朋友的人，不可能不帮初到北京又急于建立人脉圈子的齐白石的忙，介绍其与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认识。邓锋在他的《“显隐”与“进退”—齐、陈相交背后的地缘文化背景与艺术相互影响关系再探》[8]一文中发掘出几段极有价值的关于齐白石与陈师曾交往的史料。邓锋在文中提到曾任湖南同乡会会长的朱德裳。朱德裳孙女撰《先大父事略》就说：“公与义宁陈师曾旧交，介璜与之友。师曾遂为之延誉，名乃大噪。璜为公治印，镌边款云：‘余由师晦，得识师曾。师晦有命，无不从也。’”这段记载，又得到青岛市博物馆所藏齐白石为朱德裳所刻印章的支持。在这枚“九还斋”印章的边款上，齐白石说：“余重之京师，因九还识师曾，以为幸，故九还之命，无不欣然应之。弟齐璜。”这是有人证有物证的翔实证据了。于常识论，齐白石与陈师曾交往，与二人的朋友杨潜庵也当有关系。至于齐白石为何要撇开这位朱德裳，是因为朱把齐白石的一箱印章弄丢了，两人交恶。齐白石对自己讨厌乃至厌恶的人，或不方便直说的事，都有在日记中隐藏、删除，乃至编造故事的习惯。如对食言未给足酬金的四川军阀王瓒绪，在日记中删除其名，或另改其人，收受胡南湖婢女宝珠为副室被说成是原配陈春君好意的安排[9]……

不管齐白石与陈师曾是怎么认识的，齐、陈之交是成立的，不仅成立，而且陈师曾在齐白石的成功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齐白石与陈师曾的交往也的确就是在法源寺开始的。没有陈师曾，就没有齐白石赖以成功的变法，而没有陈师曾，就不会有“海国都知老画家”的齐白石人生重大的转折。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陈师曾认识齐白石以后，对齐白石的艺术很称赞，但也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促进了齐白石1919年从湖南再回到北京后的“衰年变法”。到1922年，齐白石的“变法”颇见成效，绘画风格大变，也更趋成熟。这样，1922年齐白石的艺术迎来一个大转机，这就是“第二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成为齐白石艺术人生的转折，但关于这个展览会的情况研究却不多，许多说法属于猜测，容易引起误解。

图1?齐白石?《寄园日记》第54页?纸本?墨笔

21 cm×12.5 cm?1909年?北京画院藏

有关这次展览，陆伟荣《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有所介绍。文章说，1922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本许多报道以此为第一回）的报道里，对齐白石画作做了较高的评价，“桃花坞赋予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相信可以说乃本次展览的杰作之一”。对陈半丁的称赞也不错：“雅趣横生，非常出众。”报道还说，“上海的画家作品至今尚未到达日本”，“小品太多，其中光凌文渊、金绍城等人每人就占了20幅”，“缺少力作”，“让人失望”。[10 ]陆伟荣对这次展览的情况介绍如上，细节也有限。实际上，这次展览，中国方面去了三个人：金绍城、陈师曾、吴熙曾。几位主要画家带去的画作非常多。陈师曾除《返照归云》外另有30件作品；金绍城除《密雨飞泉》外有38件，后再加3件，一共42件；吴熙曾14件；陈半丁13件；齐璜白石除《桃花坞》外另有9件；“安吉吴俊卿岳（缶）庐《双松平远》山水外十九件”。所谓除××外多少件，是要加1的。也就是说，齐白石一人是10件。“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因在日本是第一次举办，故称第一回）是1922年5月2日在东京开幕的。开幕当天有748人参观，但公开展览是5月3日。直到展览开幕，上海的作品都没进场，上海作品进场是5月6日。“大总统徐世昌”的作品入场，已到5月10日了。展览5月15日结束，参观总人数是7556人，卖画所得12291元，中国一方卖了10851元，日本一方卖了1440元。[11]

图2 齐白石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横江扬舲》

在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廿日印刷，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发行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图录》中，记为“齐璜白石笔”的是一幅山水《横江扬舲》。近景是一片松林，在远山与近景中间，为一片“横江”，上有“扬舲”40余片风帆。这种壮观景象，古画中何曾见过一幅？该画应该是从其写生中得画稿。其《寄园日记》第54页12记己酉（1909）东粤之游，其中7月26日“过旧村，画图于前”就有一幅画稿，画一松林农舍，其松树画法，以横平竖直长短用笔画松林，就是白石之自创（图1）。以此为本，再添《横江扬舲》（图2），岂非一幅近景、中景、远景皆备之画？且稿本来自自然，当然前无古人了！比较除齐白石之外几乎所有的画家，自然新意盎然！齐白石绘画在日本受欢迎也理所当然。吴昌硕参展的是《墨菊》（图3）条幅，陈师曾参展的是《山茶》（图4）条幅，都是常规中国画花卉风格。

图3 吴昌硕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墨菊》

看来，关于那次展览，从日本方面所得到的资料也就大致如此了。齐白石与这次展览的关系，目前的材料基本是齐白石自己在其自传中所说的内容：“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听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作了一首诗，作为纪念：‘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13]齐白石与陈师曾的画后来是否去了巴黎艺术展览会？他俩又是否拍了电影？似乎也没有下文。但卖画生涯一天一天好起来倒是真的—不过，关于日本这次展览会，齐白石的画卖得好，是否就意味着吴昌硕的画卖得不好？以致吴昌硕还要嫉妒齐白石？以吴昌硕当时在日本的崇高地位，应该不是齐白石在一次展览的成功就可撼动的。况且，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自在上海见吴昌硕与王一亭作画，回去后首相又在日本宣传，使吴昌硕在日本非常走红。吴昌硕的作品在中国国内展出的时候，就有“日本人来订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订购了，再复订，三复四复甚至十复”，以致吴昌硕忙不过来找人代笔。[14]很难想象，正在日本走红的吴昌硕的画到日本展览反而没人买了！至少，目前没有材料支持这种说法。在这次日本刊印的展览图录中，中方画家排序，徐世昌大总统排第一，吴昌硕排第二，齐白石排第二十四。应该说，直到1920年尚“沦落长安”无姓名，此后又正在变法中的齐白石，在1922年的中国画坛上名声是极为有限的。但因为这次展览筹办中方是金绍城、陈衡恪（师曾）、吴熙曾（镜汀），北京、上海的作品都是由他们三人挑选，不是陈师曾的提拔，齐白石未必有参展的机会。有些文章谈到1924年以后齐白石因“皮毛”风波而对吴昌硕生气，齐白石对吴的称呼由“缶老”改为“老吴”，其实以前齐白石对吴昌硕也不时有“老吴”之称。这点不足为据。[15]关键是，目前这类说法大多是想象和附会，都没有事实的支撑。

图4 陈师曾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山茶》

其实，经过与陈师曾的认识，以及因此而来的“衰年变法”，及变法颇见成效之后1922年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已经在艺术自身和人脉圈子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后面看到的林风眠、徐悲鸿请齐白石当北京艺专（后来改称北平艺专）教授，以及后来齐白石担任中国美协主席，获世界和平奖，这一切都是锦上添花而已。齐白石艺术人生成功的关键是从湖南到北京，以及在北京自己艺术上的先天才气、后天的努力及人脉圈子的建立。这漫长的过程中，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在法源寺初建的人脉圈子，以及在法源寺期间和陈师曾的相识相知，是其走向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节点。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注释：

[1]林木:《齐白石1927—1928艺专任教考：对众说纷纭乱象的梳理》，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四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

[2]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29页。以下凡是涉及该自传内容，均在相应的时段，不再一一注出。

[3]吕晓：《齐白石的收藏、信札、遗物及其他》，《中国书画》2011年第3期。

[4]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81页。

[5]参见张楠：《法源寺里旧逡巡：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考》，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6]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82页。

[7]参见张楠：《法源寺里旧逡巡：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考》，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8]邓锋：《“显隐”与“进退”—齐、陈相交背后的地缘文化背景与艺术相互影响关系再探》，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五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

[9]见韦昊昱：《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第一章第三节《报公以婢》，第二章第二节《齐白石诗〈过丰都〉小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10]陆伟荣：《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东方艺术》2013年第8期。

[1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参考代码：B05016015300。

[12]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35页。

[1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74页。

[14]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1987，第75页。

[15]1921年7月底，齐白石经人引介拜访林琴南，林琴南答应给齐白石写新润格，齐白石很高兴，见面后的第二天，八月初一，立即写信给林琴南：“今天下如公者无多人，昨得相见，以为平生快事。承自许赐跋润格，今将樊、吴二老为定者呈公观览。惟（唯）老樊所定（订），只言每幅价若干，未分别条幅整纸。老吴所重订册页、纨折扇价过高，璜拟少为变动……”此处“老樊”为樊樊山，“老吴”为吴昌硕。同段话中“樊、吴二老”是尊称，“老樊”“老吴”也并非平称之意，或有亲近之意吧？更重要的是，这是1921年的称呼，并非1924年以后的说法。见《白石杂作》，载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285页。

编辑 | 罗元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