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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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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公共艺术》，2023年第01期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 Tilted Arc, Richard Serra

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

张钟萄 中国美术学院

摘要：关于西方公共艺术的发展脉络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奠定这些研究的基础范式也具有广泛的共识。然而，无论是从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性、共同体，抑或是公/私二分等来自跨学科概念出发的研究，对于把握公共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仍有力所不逮之处，包括未能对公共艺术与更大范围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的关注。西方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与围绕城市、人和人类命运展开的具有普遍性的面向直接相关。以“城市”“人”与“人类命运”为关键语境，并将公共艺术置于艺术史与社会发展的共生逻辑中，有助于呈现西方公共艺术在当代更为完整的发展面貌，勾勒其在世俗时间意义下表现出的“直接性”特征，同时为中国语境下的公共艺术研究提供反观之镜：公共艺术与更广泛的艺术相关，也关乎具有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公共艺术；雕塑；方法论；装置艺术；艺术与科技；

公共艺术与雕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公共艺术的当代演变均与雕塑的变迁相关。而雕塑在当代的变迁又被视为是更广义的视觉艺术在当代演变的一个缩影，例如以装置艺术为名的当代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雕塑家的探索；介入社会实践的艺术，也可以经由“社会雕塑”而回溯至更久之前的历史前卫派艺术；更不论因走进自然而与公共空间发生关系的大地艺术，被视为公共艺术的当代典范。凡此种种表明，当代艺术谱系中的雕塑，是公共艺术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过去一些年，一套相对完整话语框架，从包括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性，或公/私等跨学科的概念出发，确立了公共艺术的研究方式，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公共艺术与包括雕塑在内的更宽泛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不仅事关艺术史的历史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公共艺术在实践上的“更新”，以及在话语上被忽视的问题。公共艺术在当前的发展呈现为以跨越更宽泛的边界形式而进入社会空间的面貌。它们被称为“新类型公共艺术”“艺术乡建”“社会参与式艺术”或“社会实践”等，并在理论上，通过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话语框架而确立自身的理论根底与合法性。

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话语框架本身却被认为是早期实践的产物。例如，在走向公共空间，并以“行动”为形式的新型公共艺术脉络中，早期研究的理论探索均在不同程度上将它们回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实践[1]。但这些实践究竟在何种层面，以及在哪些维度上为公共艺术的当代变迁奠定了基础却有待厘清。2022年初，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启动了以“边界计划”为名的研创计划。第一个方向“边界计划·雕塑与公共艺术”包含三本横跨雕塑与公共艺术的著作，分别为《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装置艺术：一部批评史》与《作为探究的艺术：迈向艺术、科学与技术的新合作》。它们或是直接勾勒公共艺术的当代演变，或是将其演变隐藏在与更宽泛的艺术相关的实践中。本文试图基于这三本著作，简述公共艺术在西方的当代脉络，同时将其置于三个更具普遍性的语境中加以阐释，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公共艺术与更大范围的艺术的关系。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积极参与医疗志愿者网络，涌泉》

一、“城市”语境中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当代发展，跟发达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水平密切相关。其城市化进程表现在了生产力、消费力，文化需求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上，也反映在了公共艺术的历史变迁中。《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2]便以美国为核心，通过勾勒公共艺术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具有提示性的发展线索，呈现公共艺术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交织关系。笔者将该书勾勒的公共艺术的发展线索简略地纳为是“两线一点”。

首先，从形式、风格、媒介和母题等维度看，西方当代的公共艺术的第一条线索，在很大程度上跟前卫艺术的发展相关。就美国而言，公共艺术的现代发展的关键，一般被认为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公共艺术因受其政治经济政策影响而具有了国家委托的特征，继而出现不同于先前在欧洲经验中与教会或赞助人相关的发展脉络。诚如《接连不断》的作者全美媛（Miwon Kwon）指出的，公共艺术的当代发展就其构成机制而言，试图突破与建筑师和设计师相结合的功能主义取向；就其美学或艺术取向而言，转而关注社会议题；反映在与“二战”以后的前卫艺术相交织的脉络上，则是出现了脱胎于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等运动的特定场域艺术：逐渐脱离雕塑乃至公共艺术本身的“表面”、结构和自律叙事，转而与观者产生关系——即作者所谓的“现象学模式”，并经由关注艺术体制的“体制批判模式”向前推进。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马克·迪翁与芝加哥城市生态行动小组

其次，相对传统的公共艺术范式仍然在发挥作用，并形成公共艺术发展的第二条线索。其界定方式包括创作的资助来源由公共财政资助、关注最具普遍性的公共议题，如民族历史、国家叙事、代表性人物的形象等等，在形式上则偏向具有纪念性的雕塑。无论它们是受政府，或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委托制作而成，都奠定了公共艺术的核心特征与价值。一般而言，其表现形式包括被置于公认的公共空间中，如城市广场、雕塑公园或者街道、步行街区。

最终，上述两条线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会同到一个类同点上：公共艺术进入公共空间，更加（甚至直接）关注社会议题，最后落脚到社群/共同体（community）、身份认同，以及背后的主体等问题上。这表现在围绕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而展开的争议之中。塞拉可以被视为前卫艺术家，其作品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的《倾斜的弧》安装纽约的城市广场后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包括进入公审阶段、律师辩护，最后导致这件作品被拆除。塞拉事件引发了后续发展的重点：艺术家和相关机构在创作作品时需要关心，甚至必须关心周围的社群以及他们的关切。

实际上，塞拉引发的争议意味着在公共艺术的背后隐藏着两种想象社会的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共融的社会。[3]前者认为，主导性的公共艺术默认了它们所呈现或表达的艺术和议题基于某些假定的前提之上，如社会必然是统一，也能融洽共处的；后者认为，这种前提排除了社会与社群中的差异，而一旦考虑到这些差异就会发现，社会必然是具有冲突的。这两种想象或理论假设，反映在了自20世纪晚期以来围绕身份、种族、身体、女性、生态环保，以及空间正义等议题展开的具有社会实践特征的公共艺术上。可以说，它们使得公共艺术形成了与城市相关的显明特征。

一方面，公共艺术从以前的大型艺术对象、纪念性雕塑、街区改造，转向了物理的或观念性的特定场域艺术项目，并围绕特定观众或城市社群的日常关切展开；另一方面，公共艺术不仅受制于城市中的物质条件和空间环境，还受制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因此，从一种美学性的或关注功能性的艺术形式，转向改善社会、设计社会，进而具有社会功能的实践。其具体形式则越来越脱离具体物理位置而走向新的维度——关注共同体的问题。不过，这也提出了新的核心问题，即当公共艺术关心社群或共同体的时候，到底什么算是一个社群或共同体？当艺术家介入社群的时候，艺术家和社群之间是什么关系？艺术家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接近社群，或者是代表这个社群来说话？如果通过艺术家接连不断地，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艺术项目介入地方文化、社群，会引发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艺术的效应？无论如何，在这条脉络下的许多西方当代公共艺术越来越关心城市发展带来的冲突性问题。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全美媛(Miwon Kwon)

换言之，公共艺术跟大城市及其带来的“病”紧密相关。诚如《接连不断》的作者隐晦表达的，自1990年以来，全球化和双年展本身是大城市发展和大城市病的表现，艺术以新的产业、创意阶层和文化旅游的方式，推动作品通过全球流通而介入大城市问题，而全球流通背后的全球化问题，又为公共艺术提出了新的议题：作品和艺术家的流通所代表的普遍性特征，与特定场域艺术和艺术家的身份所代表的地方性特征之间的张力关系，已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背景。由此可见，城市的语境表明，公共艺术与城市（包括城市问题）是构成性的关系，公共艺术在应对城市变迁的同时，也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而这一脉络的类似逻辑在中国语境下则表现为中国近年来所谓的艺术进入乡村、进入社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然可以说，公共艺术跟城市紧密相关。

二、“人”的语境中的公共艺术

《装置艺术：一部批评史》[4]呈现的艺术发展与《接连不断》具有一定的重合度。这首先表现在历史—时间维度。在20世纪中期，围绕极简雕塑展开的艺术变迁，与《接连不断》中将公共艺术在当代的演变定位于通过知觉感受的变化，并从雕塑迈入公共空间的发展一脉相承。不同在于，《装置艺术》的作者克莱尔·毕肖普（Claire Bishop）从主体维度阐释这些作品与发展的意义。其次，毕肖普将走向公共空间，并因而具有政治性意味的装置，也置于主体的维度加以阐释，这与全美媛将公共艺术与社群问题相关联起来的根基类似，即在主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公共艺术假定了未经审视的前提，同时又跟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更具体而言，《装置艺术》论述了装置艺术在过去百年的发展史，但作者提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天气计划》，泰特现代美术馆

首先，毕肖普认为，装置艺术和传统的关注媒介及其特性的艺术不同，装置艺术更多关注观者（主体）的问题。尽管在传统艺术中，艺术家也会关注主体的问题，但那里的主体更多是作为个体，尤其是作为个体艺术家的主体。这种个体艺术家的背后是一种天才性的主体，是通过天赋、本真性和原创性确立艺术家及艺术合法性的根基。

其次，即便过去的艺术也关注接受维度，但更多集中在观者的视觉经验层面。而在装置艺术中，主体逐渐变成作品本身的一个构成要素，甚至必须要有观众的参与一件作品才是完整的。毕肖普提出，鉴于主体维度的重要性，因而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考察装置艺术，即不是关注主题、材料，甚至也不是对材料进行分析或图像学考察的问题，而是关注观众的经验，因而也将影响和建构主体的诸多要素纳入艺术的视野。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迈克·尼尔森，《乌洛波洛斯蛇的宇宙传说》（特纳奖装置）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最终，毕肖普提出了装置艺术的四种类型和之相应的主体模型。毕肖普试图以主体的构成方式理解装置艺术，甚至为装置艺术奠定合法性。第一种主体模型出现在营造梦境般空间环境的装置中，它从心理上吸引观者，让其身心沉浸其中，以便诱发观者的幻想、个人记忆或文化联系。这种主体模型对应的装置作品涉及几个特征：环境营造、纳入观者与直接的经验。它在艺术史中的时间跨度横跨超现实主义的早期装置、卡巴科夫的总体装置艺术，并持续至今。第二种是现象学的主体模型，主要指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受现象学哲学影响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并因高度关注身体感知而被理论化的装置作品。这种模型与《接连不断》中将公共艺术的当代转型定位于极简艺术的诉求如出一辙。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克莱尔·毕晓普 (Claire Bishop)

第三种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模型回到了（第一种模型背后的）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不过，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拉康与巴特等人的解构思潮影响下的主体，它与现象学的主体模型相反。如果说现象学模型是通过装置提高观者对身体及其物理边界的认识，那么这种主体模型则是一概消解——消灭观者的自我意识。典型的装置作品包括用无限的镜面玻璃反射观者，或者是光影的沉浸式空间装置。第四种政治性的主体模型更强调主体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一方面认为积极的观者与积极介入政治和社会之间存在转换关系；另一方面，认为主体并非超然世外，而是属于集体或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装置艺术的发展脉络从物质材料、去物质化材料（如光与声音），扩充到对话、关系，乃至身份等社会议题。相关艺术家包括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公共实践、在伯瑞奥德（Nicolas Borriaud）的“关系美学”支撑下的蒂拉瓦尼亚（Rirkrit Tiravanija）等。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卢卡斯·萨马拉斯，《房间2》，奥尔布莱特·诺克斯艺术馆，1966年

毕肖普通过论述不同的装置类型与不同的主体模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表明装置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毕肖普认为，通过观众身临其境的经验确立装置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的合法性，装置呈现了艺术作品、艺术经验、艺术研究与自我或者是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约瑟夫·博伊斯提出的“社会雕塑”，直接将艺术创作与社会和政治参与挂钩；而与此相关社会批判，或是广义的社会参与式艺术，不仅跟城市的问题相交织，从毕肖普的论述框架看，最终是跟人的自我构成相关，即人的自我构成与城市的问题，并最终跟政治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也可以说，主体问题成为前述城市化问题的元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全美媛在论述20世纪晚期公共艺术发展出来的新的形式时，将公共艺术的游牧状态与后现代主义时空经验下的主体和共同体问题相联系。

（未完待续）

注释：

[1]典型的包括：Culture in Action: A Public Art Program of Sculpture Chicago, ed.,Mary Jane Jacob, Seattle 1995; Mapping the Terrain: New Genre Public Art, ed., Suzanne Lacy, Seattle 1995; But Is It Art? The Spirit of Art as Activism, ed., Nina Felshin, Seattle 1995。

[2]全美媛：《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张钟萄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

[3]前者表现在诸如涂尔干关于社会团结、社会纽带之重要性，以及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协商之重要性的文脉中；而后者表现在马克思侧重社会冲突或矛盾之普遍存在的理路中，并在全美媛和毕肖普的论述背景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下，将基本的物质—经济冲突或决定论转化为包括身份、心理与文化在内的话语构成或身心差异的冲突与多元建构。

[4]克莱尔·毕肖普：《装置艺术：一部批评史》，张钟萄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简介：张钟萄，哲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为艺术、技术与伦理的动态交叉关系。著有《走向数字生态；或社会危机中的艺术与主体》（2024）；译有《接连不断：特定场域艺术与地方身份》《装置艺术：一部批评史》《作为探究的艺术：迈向艺术、科学与技术的新合作》与《不确定的档案：数字批判关键词》等，编有《艺术、人工智能与创造力：基础与批判文献》。同时也撰写艺术评论。

张钟萄｜城市、人与人类命运：西方当代公共艺术的三重语境（上）崇真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