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丝剥茧话蜀绣

抽丝剥茧话蜀绣

︱彭代群︱

《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诗经》曰：“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蜀，其实就是蚕，甲骨文中的“蜀”字，其形类蚕。蜀与蚕、蚕与丝、丝与绣，其中天造地设的神秘关联如春蚕抽丝，总无尽意。

文献记载，古蜀国第一代先王蚕丛教民蚕桑。蜀地居长江上游，拥有四条大川，气候温和,土质肥沃,适宜蚕丝业发展，所以桑树、野茧及家蚕发明与兴起均早于别处。清代著名汉学家段玉裁《荣县志》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由于这里蚕多，先民享受到蚕桑带来的益处，栽桑养蚕成为人们主要生产活动之一，故此这个地方被称为蜀，并以“蜀”作为本氏族的图腾。

春秋战国时期，蜀开始融入中原大历史，秦并巴蜀也是带着“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之目的。当时巴蜀青铜器也常见采桑及蚕形图案，但是，兵器上刻桑蚕纹饰的较少。成都博物馆藏蚕纹铜戈长25.2厘米、宽6.3厘米，内部正反两面均用细腻的线条镌刻了蚕纹，冰冷的兵戈、温暖的蚕样，战争与和平的冲突碰撞在这小小的兵器上完美融合，许是远古工匠对和平的呼唤。

在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巴蜀图语印章中，有一枚蚕纹印特别引人注目。阴刻印文有蚕的形状，其上是眼睛的形状，与“蜀”字极为相似，该印章料是氏族的族徽抑或是以此向蜀始祖蚕丛致敬。

四川博物院藏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制作精美，通体用金属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案，从上至下第一层右边为采桑歌舞图。此图绘制了一群妇女在桑树丛中采摘桑叶的情景，她们梳长辫、挽高髻、着长裙，有的站在桑树下用长钩作勾摘状，有的攀着桑树作采摘状，有的手挽竹篮或头顶竹罐运送桑叶，还有的在树下击鼓歌唱翩翩起舞。在这幅反映战国时蜀中采桑养蚕盛况的采桑图中，桑树分为大、小两种，这或许有野生桑树和培植桑树之表达？亦未可知。这些图像都充分表现出古蜀蚕桑业的成熟和兴旺发达。

从出土文物桑蚕图像纹饰，可见先秦时期蜀地蚕桑的兴盛之一斑。《左传》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的记载，帛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载入史册，丝帛虽轻，却是最贵重之物。公元前四世纪，由蜀地生产的丝绸已经由滇缅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到达欧洲，光彩夺目的丝绸让古人开辟的商道后来有了丝绸之路的美名。

衣因绣而尊，丝帛必须“加五采（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方显珍贵，正所谓“织锦刺绣，名曰卓殊”。

刺绣是寻造物之巧妙，饰化于百工的古老手工技艺，工艺历史极为悠久。今见蜀绣较早文字记载出于西汉辞赋家扬雄，其《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蜀中）“绵蚕成衽，阿丽纤靡，避宴与阴，蜘蛛佐丝，不可见风”。当时，蜀绣亦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扬雄在《绣补》一诗中也表达了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

1986年，当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着一袭华服破土而出的时候，世人无不惊叹于远古文明的耀眼光华。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连肩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戴饰，这样的穿搭组合，令衣服看起来做工非常复杂、精细和华丽。据专家研究，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繁缛的花纹，说明当时古蜀国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刺绣、堆绣等工艺技巧，冠、服所用的便是蜀锦和蜀绣。

虽然刺绣工艺历史悠久，到了汉代仍属稀罕奢侈之物，皇室还专为加工缯帛文绣高级成品设立了东织室、西织室。汉末及三国时，蜀绣为蜀汉官府控制，蜀绣已经驰名天下，成为当时全国稀少、珍贵和奢华的丝织用品，蜀国经常用蜀锦、蜀绣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柱。

著名的南丝绸之路始发于成都，这里“田肥美，民殷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所产的丝帛质好量大，成都人艺有所工，良好的物质条件与优裕的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被视为珍宝，晋常璩《华阳国志》详载蜀地宝物，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是当时著名的农业、手工业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自唐朝二帝入蜀避难开始，大批画家先后来到西蜀，与本地画家互动，使得成都绘画迎来鼎盛时期。绘画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蜀绣的发展，蜀绣渐与绘画合一。这一时期，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蜀绣蓬勃发展、独具一格的时代。如同李白诗“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描绘的意境，最美不过锦绣。后代论及绣品的工巧，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工仿宋绣”，是因为在精工刺绣方面，以宋画的审美去追求刺绣的工致。蜀绣一开始就和绘画渊源深远，二者结合透出非同一般的意涵与意趣，由此，书画艺术和刺绣彼此息息相关的表现技法和艺术风格逐渐形成。

明清时期，绣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官办刺绣与民间工坊进一步发展，更出现了“蜀、苏、粤、湘”四大名绣比肩的格局。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线描图

明洪武时，四川设“织染局”，织染局有绣匠、织匠、毯匠、毡匠等。此时，由于棉织物的大量使用，蜀绣的挑花、抽纱技法更为精湛。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劝工局设在当时的劝业场。劝工局内设刺绣科、设计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当时，一批名画家之作如刘子兼的山水、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选入绣稿，提高了蜀绣的审美,对提升蜀绣的艺术水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狮子滚绣球挂屏在国际上为蜀绣赢得极高声誉。同时，绣稿的流行图案不断丰富，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也有民间传说和吉祥图案。《成都通览》记载：“劝工局所出绣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较之，出于东洋十倍矣。”

在官方劝工局设立之前，蜀绣其实已在民间逐渐形成行业。清道光之前，散布于民间的蜀绣艺人已相当多，小型刺绣作坊、绣花铺遍布成都及周边郊县，不少家庭以此为业代代相传。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民间组织“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专门行会。行会立行规，确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利益。这种组织形式的建立，表明蜀绣已从家庭手工制作逐渐向市场化经营发展。当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业作坊主要集中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成都周边的郫县（今郫都区）、新津、邛崃、崇州等地从业人员千余，形成满足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晚清时，蜀绣行业已经形成家庭个体、小作坊和官府经营相结合的格局，蜀绣针法得到丰富和发展。

从古至今，人们对美的追求没有停歇。尽管古老传统的手工刺绣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但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蜀绣绝技并未湮灭，落针起线的回环往复，通过彩丝的相互交驳，蜀绣已然穿引起蜀地千年的历史人文，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起源于川西民间的蜀绣，由于受地理环境、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绣针下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风光，无不穿透着独特的文化根源。

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命百姓在成都遍植芙蓉花，秋天芙蓉盛开时如叠锦堆霞，故成都又名芙蓉城。最能代表蜀绣作品的题材就是“芙蓉鲤鱼”，芙蓉是成都市花，鲤鱼是锦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芙蓉鲤鱼》采用画稿工艺试绣成功。1981年，长4.4米，高1.7米，共计绣有32条鲤鱼的巨幅双面蜀绣《芙蓉鲤鱼》作为蜀绣的代表作被布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85年，这一题材的绣品在巴黎展出，引起轰动。清丽之色的芙蓉花与清新淡雅的水墨鲤鱼，成为绣工喜爱的刺绣图稿。

(清) 缎底打子荷包

熊猫是蜀地特有的珍稀动物，也是蜀绣中最常见的题材。在表现熊猫的黑白相间与中间过渡这一细节上，蜀绣技法的独特性展露无遗，绣出来的熊猫双瞳剪水，煞是可爱。

马鸡是分布在西南地区的一种鸟类，中央尾羽的羽支大都披散下垂，就像蓬松的马尾，样子十分别致。当它们在林间疾跑时，远远看去就好像一群奔马，因而被称为“马鸡”。竹林马鸡这一刺绣题材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竹与马鸡，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繁简相对，聚散分离，气韵生动。绣鸟尾时，先顺应纹理打底，然后用一层比一层细的丝线叠加铺绣，背面效果呈放射状，柔软而细密。

彭永兴是新中国第一位蜀绣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他发明了蜀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丝毛针技法，弥补了动物毛绣得不蓬松的遗憾，使用“丝毛针”绣出来的动物毛色光洁、层次分明。

西蜀绘画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蜀绣的发展，蜀绣以线代墨，具有运针如笔、绣画合一的艺术风格。为了更好体现水墨绘画的效果，蜀绣以线条为造型基础、空间留白为构图需求，独创了线画合一的线条绣，追求中国画特有的意境，所绣远山近水、亭台楼阁层峦起伏，烟云流转，线条生动流畅，色彩轻柔淡雅，笔墨的湿润感和黑白灰变化纤毫毕现。蜀绣的发展经历了由临摹经典国画作品到自主创作的过程，蜀绣图稿从最初的劝工局聘请名家设计，到以名人书画为蓝本，绣品多受文人画超凡脱俗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形成了蜀绣典雅秀丽的艺术风格，总体上始终保持了国画的很多特征。

板桥擅画竹，常以兰竹抒写胸臆。四川多竹，浸润在竹林中的四川与竹有着天然的契合，竹的神韵、精神在蜀绣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唐宫仕女图系列的《捣练图》，是一幅工笔重彩画，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蜀绣作品应用了锦纹针法，针对画中长短线条、明暗关系，在传统锦纹针的基础上，改进技法，因图施针，较好地还原了工细遒劲、设色富丽的效果。

蜀绣来自民间，散落在民间。其选料、用线、制作都十分认真精细，因此，绣品以结实耐用闻名。蜀绣色彩典雅艳丽、用线工整厚重，更独具平民化、世俗化的气息。

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唱的是少女给情郎绣荷包。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

四川博物院藏有各色荷包，针针线线，以彩色丝线刺绣，极尽工巧。荷包随身佩带，既装钱物，又作装饰。

中国自古喜用谐音来表达“辟邪”和“求吉”的愿望，比如“羊”和“祥”、“猴”和“侯”、“鹿”和“禄”、“蝠”和“福”、“鱼”和“余”等。蜀绣也常以民间寓意吉祥、喜庆之物为基本题材，人们将寓意吉祥的动物、植物、器物、文字、几何图案等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约定俗成的吉祥图案。其中寓意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竹报平安”“平步青云”“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题材作品一直大受追捧。

吉祥图案与蜀绣运用的渊源也与当地语言文化、自然环境及风土人情相关，具有地方特色。四川部分地区普通话发音“f”“h”不分，所以，蝴蝶、佛手柑在蜀绣作品中应用极其广泛，因“蝴”与“佛”在蜀地方言中音为“fu”（福），寓意福气、吉祥。

“自绣红蝶出天边，却嫌枝篆无细活”，彭永兴所绣的蝴蝶齐平光亮，分色丝缕清晰，针迹紧密柔和，精工巧绣。

经过世代相传，蜀绣绣艺不断推陈出新，与衣饰多元化不谋而合，如今更是呈现出了繁复华丽的景象。绣品种类除被面、枕套、桌布、绣衣、绣鞋、荷包等实用品外，又发展了工精艺高的装饰品。这类产品可分为单面绣、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收藏价值。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具有纪念性质的旅游工艺品也逐渐增多，这是当代蜀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直径23厘米  通高35厘米  

历经千年的繁荣与发展，蜀绣古韵犹存，其深厚的历史内涵、古老璀璨的技能、精美的艺术成品，是蜀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独特价值。“妙相夺天真，针针巧入神”的手工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金针银线中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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