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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莉亚-比库尼亚与约翰-杜格的
《智利文塞拉》旗帜模型
11 September, 1973
1973 年,智利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遭到围攻。阿连德于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智利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统,他推行了一项进步的议程。他的政府将铜业国有化,并为工人和土著社区提供社会和经济福利。智利成为政治和文化实验的中心,在智利国内外为社会主义议程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和希望。
1973 年 9 月 11 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导致阿连德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公众的愤怒和国际抗议。
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从 1973 年一直持续到 1990 年。根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1991 年发布的报告,皮诺切特政府及其秘密警察对潜在的政治反对派施以酷刑,并处决了 2000 多名公民。在那些年里,许多艺术家离开智利前往更安全的地方;塞西莉亚-比库尼亚就是政变后流亡伦敦的艺术家之一。
塞西莉亚-比库尼亚,维奥莱塔-帕拉(1973)Tate
Who is Cecilia Vicu?a?
塞西莉亚-维库尼亚(Cecilia Vicu?a)1948 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艺术家和作家家庭。她从小就开始写作和绘画,十几岁时,父亲为她建造了一个大画室,让她可以画画。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写作和视觉艺术中提及家乡的政治。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担任总统期间,她组建了艺术家集体,为其提供声援。
1972 年,维库尼亚获得奖学金前往伦敦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她没有再回到智利,因为她觉得如果回去,她的生命会有危险。
萨尔瓦多的死......开始缓慢而神秘地在我心中滋生,就像一粒种子、一种微生物或一种疾病。几个小时后,我开始悲伤,一些可怕的东西开始成形,像痰,像沉重的哭泣......然后我开始画画。
——塞西莉亚-维库尼亚
特拉法加广场上约翰-杜格的智利文塞拉旗帜
Art and Protest in London
1974 年 5 月,维库尼亚与艺术家大卫-梅达拉(David Medalla)、约翰-杜格(John Dugger)和评论家盖伊-布雷特(Guy Brett)共同创立了艺术家团体 “艺术家促进民主”(AFD)。这个团体的成立是为了在军事政变后唤起人们对智利民主的支持,并向全世界的解放运动提供支持。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来彰显全球政治斗争。
艺术家促进民主组织的成员继续组织更多的抗议活动。1974 年 9 月,在智利政变一年后,1 万多人聚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抗议和声援游行。抗议活动由英国工会和智利团结运动共同组织,维库尼亚是该运动的成员之一。参加者既有公众,也有来自英国各城市工会的代表。
游行队伍的前方插着智利国旗,还有艺术家和矿工制作的抗议横幅。抗议者在伦敦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行时,响起了各种歌曲,其中包括英蒂-伊利玛尼(Inti Illimani)的《Venceremos》(意为 “我们必胜”),这是一首智利抗议歌曲,于 1970 年发行,当时正值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
从海德公园步行到特拉法加广场的人们会看到纳尔逊柱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政治横幅。横幅由约翰-杜格(John Dugger)设计和制作,醒目的标题是Chile Vencerá,英文为 “Chile will Prevail”。
杜格的目标是让横幅传递维库尼亚 “来自智利的信息”:她对智利事件的描述为他提供了设计中使用的主题和政治象征意义。这面横幅是杜格在十几名年轻艺术家和智利团结运动志愿者的协助下制作的。
Lynn MacRitchie 在拍摄艺术节开幕式,摄影师未知
Arts Festival for Democracy in Chile, 1974
艺术家促进民主组织与艺术家和活动家合作组织了另一项活动: 1974 年 10 月,在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智利民主艺术节。克拉斯-奥尔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和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艺术家为艺术节捐赠了 600 多件艺术作品。
参加艺术节的艺术家包括苏珊-希勒(Susan Hiller)和莉莉安-莱恩(Liliane Lijn),她们为此次活动创作了艺术作品《权力游戏》(Power Game),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也参与了表演。艺术家和 AFD 成员琳恩-麦克里奇(Lynn MacRitchie)使用从 RCA 借来的摄像机记录了艺术节的活动。艺术节为期两周,包括讨论、电影放映、诗歌朗诵以及舞蹈、音乐和现场艺术表演。
这些视频展示了活动的跨国范围。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讨论了非洲大陆和南美洲的政治。在一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活动成为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艺术变成了抗议。
智利民主艺术节开幕式邀请函,1974 年
Other artists respond
1973 年政变后的几天里,军政府中止了宪法。圣地亚哥数以千计的持不同政见者遭到镇压、围捕,并被送往国家体育场和其他拘留中心。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国家一直在有计划地镇压政治反对派。许多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工会成员和政治家因担心生命安全而流亡国外。那些留在智利的人面临着个人自由的限制、宵禁和持续的治安威胁。
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描述了独裁统治最初几年的气氛:
我们很害怕,几乎因恐惧而瘫痪。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只有谣言。我们听说过酷刑中心、集中营、暗杀、对贫困街区的突袭,听说过数千人被捕,更多的人逃离了国家,但这些传言无从证实。我们担心电话被窃听,担心很多人成为告密者,所以我们说话都很谨慎,即使在大家庭里也是如此。
从那时起,洛蒂-罗森菲尔德(Lotty Rosenfeld)和阿尔弗雷多-雅尔(Alfredo Jaar)等几代智利艺术家不断反思 1973 年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几年独裁统治下紧张、受限的生活经历。概念艺术、表演和短暂的公共行动通常为这些艺术家提供了表达反抗和创造群体意识的手段。
维库尼亚等艺术家以及参与 “艺术家争取民主 ”活动的艺术家的作品--重要的跨国团结行动--依然清晰可见,智利历史上某一年的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和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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