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苗老汉聊天

和苗老汉聊天

︱黄大德︱

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看望黄苗子先生。知道他是“馋猫”，每次去前都会打电话问他想吃什么。记得有一回，他让我捎只广东的烧鹅。去年我问他：“你还想吃烧鹅吗？”谁知道他咯咯笑了一下，“想吃也不敢吃了，给我带些粽子过来吧。”不过今年我没问他，就只带上家乡的东莞糯米糍荔枝和麦芽糖柚皮。一见面，我就剥荔枝给他吃，然后又让他尝尝柚皮，他连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黄老永远都是个乐天派，他住院后我第一次去看他，问起他的近况，他说：“现在能吃、能睡、能拉，每周要做三次透析，透析也不辛苦，躺在那里睡觉，挺舒服的。”说着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细细端详这位日夜想念的老人：和三四年前相比，头发稀疏了一点，但精神矍铄，脸色红润，老人斑居然比我还少。眼睛略小了些，但神采依然，在向人们敞开心扉的同时，又充满睿智，而且还夹杂着调皮与童真。他的思维还是那么清晰、敏捷，还是那么健谈。可惜的是，耳朵要偶尔加个助听器。真不敢想象，眼前这位几年中经受了丧妻之痛，两次被死神召唤的老人，竟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再过三个月，就是九十八足岁的老人了！

去年，我本来打算在北京只待三四天，但黄老说：“你来北京那么多回，难得我有空，你就多待几天吧。”我立刻决定退机票，除了他做治疗和休息的时间，我每天泡在医院和他聊天，有时候还在病房里和他共进晚餐。饭后，和护理员小田一块把他推到花园里，让他自个儿推着轮椅走两圈，然后或者他在看报，或者继续我们没完没了的话题。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人生、艺术、历史……还有对老朋友的无限思念。

记得四年前我到北京看他时，郁风老人刚刚去世不久，他还没从悲痛中回过神来。昔日房间各处塞着满满的书籍，挂满各式各样艺术品的客厅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我准备把藏画全部卖掉，成立一个和郁风共同命名的基金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去年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基金会的事：“我的画全卖了，等得3000万（我想如果像今年拍卖市场那么疯狂，资金恐怕要翻十倍），基金会成立起来了，总算了了我们一桩心愿。基金会承梁爱诗当理事长，她是律师，有丰富的监管经验，我放心。”基金会主要是扶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例如，每年向中央美术学院提供赞助，用于帮助40多名贫困生解决学费问题；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捐赠51万元专门用于帮扶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参与“9＋3”免费教育计划的唐卡绘画专业的学生……他勉励受助的莘莘学子：“无论是做人还是搞艺术，都要懂得爱，为了人类之爱，时时抱着一颗善良的爱心。”基金会的成立，大大小小的实践，令他欣慰：“做人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因为搞美术史的缘故，我最喜欢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特别是爱听黄老充满传奇的故事，他个人的经历不仅与文化艺术相连，而且与整个大时代息息相关。每次与他聊天，他总能聊出一些新的故事，谈到新的鲜为人知的细节。

他告诉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黄冷观在香港《大光报》编辑部和同事们议论他时，说祖耀（黄苗子的原名）只要一走出鲤鱼门，就准是共产党。其实他那时只是好奇性地画画漫画，心中只有一股“劝世警俗”“除强助弱”的民族正义感，懂得爱与恨，这种朴素的爱憎感情，大概恰恰来自参加过同盟会并为此坐过牢的父亲真传。

1932年，他从香港离家出走到上海，也仅仅是为了心中向往已久的漫画，但父亲的同盟会盟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把他安排在身边，而漫画圈的朋友又把他推向了不满现实、反对外侮的圈子那边。从此，黄苗子无意中卷入了中国历史的旋涡，见证并参与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

朋友是黄老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从孩提时候起，他便广交朋友，只身到上海闯荡后，他恪守着“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信条，使自己的人生和艺术得到了升华。

正如他在《 画坛师友录 》序 言中所说的：“生平所受师友之恩，如恒河沙数。”他总用放大镜看朋友的优点，而对朋友的缺点，总以宽容的心态予以“忽略”。齐白石、张大千、林风眠、沈尹默、傅抱石、李可染、张光宇、叶浅予、廖冰兄、丁聪、启功、王世襄、黄永玉、黄胄……单在美术界他已是“盛友如云”。黄老说：“朋友的品德、才华、天分，给我的感觉真是‘如沐春风’。首先是老一辈的忘年交，学习他们，在精神品格上受他们诚笃忠信的人格影响，学习他们，对朋友热烈忠诚，然后，在接触中，学自己远比不上别人的学问、治事方法、勤勉用功，这些并不是信手拈来的、随便玩玩的事。人生在社会大浪潮中，要时时警惕自己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哲学上有个名词叫‘异化’，人身上也容易‘异化’，这和交什么朋友有绝大关系，‘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对染缸有严重的警告。”

黄老谈起许多朋友，例如革命带头人、戏剧家、文艺家夏衍，以及抗战期间在重庆由夏衍介绍给他的聂绀弩、冯亦代等人不为人知的故事。此时他总是悲喜交集、肃然起敬的。平生的朋友，出现于他笔下的，何止千百，但从没有说过一个人的不是。到了晚年，对朋友的思念更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润滑剂。黄老说：“以诚待人是我一生做人的守则。”

那十天中，我们的话题不时转到一些广东老朋友身上。

那年我带了张邓尔雅的书法给他看，他一字一句诵读之余，由衷地反复啧啧赞叹：“了不起，了不起，这手字简直是炉火纯青，没有一点火气，没有一丝杂念。作为一个书法家就需要没有其他人世利禄观点，一心扑在书法上。”

谈起黄般若这位最早的画坛朋友，黄苗子盛赞他的天分、智慧与勤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曾通宵达旦地临摹古画，又贪婪地学习和临摹世界名画，他的功力深厚，“套路”很多，有工有意，有繁有简，亦中亦西，五十年代坐飞机回大陆观光，对他的画风影响极大。

黄苗子还一再谈起叶因泉，说他是继何剑士之后的重要的漫画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便在上海《世界画报》发表作品了，在广东的漫画界影响非常大。他反复叮嘱我，搞广东美术史，千万不能忘了叶因泉。

说起廖冰兄，他更为唏嘘：现在已无法产生廖冰兄的漫画了……

欲成大家者，必消其功利之心。

艺术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自从郁风先生走后，我很担心他的身体情况，但前年一月，他在医院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我赶紧前去，一看，惊呆了！不见两年，经受了丧妻之痛、病魔的折磨，居然还能创作出如此之多、足以传世的杰作，能不令人叹服吗？！力透纸背的“天行健”，大气磅礴，“金文异字”更令人惊心动魄。那是他书法艺术创作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中我看到了当年“猫仔”的调皮与幽默，看到了苗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的睿智，看到了经历过世纪风雨百岁老人的坦然豁达、大彻大悟，看到了一个学者的智慧与执着，也看到了一个斗士永不停歇的脚步。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他心中的那团火！

如今他身处的斗室，与其他病房不同的是里面多了几个饰物，窄窄的过道上放置了一个画架，窗台上放着几本厚厚的工具书，充满了艺术气息。他打趣地说，这是病房、书房、画室、客厅多功能的组合。把病床的尾板放在轮椅上，便变成小桌，可以看书、写字，若要写大点的字，便换上画架上的画板，依然能挥洒自如。（至于铺纸、倒墨、盖印，全由护工小田负责。在这种环境下，小田居然像个“入室弟子”，拿起毛笔似模似样，写起字来也有板有眼。黄老说，只要小田像尔雅先生一样，没有杂念，一心写字，也可能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

在病房这小小的天地中，黄老仍是个手不释卷的书呆子。他不时翻起放在窗台的那本金文大字典，心摹手追，苦苦思索。我知道，他希望从中国的古文字（甲骨文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籀文）中攫取创作的灵感，写下他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同时也希望以此作为突破口，探索中西、古今的融合，走进现代，迈向未来。他说：“在成绩面前停步是没出息的，但变革却又很难。然而，再难也得变。幸好上天对我照顾，给我福气，除了抢救的日子，病也病得不太辛苦，透析虽然对我的手有影响，但老天爷却让我的右手照样可以写字画画。”

他告诉我，他的孙女姗姗也画漫画，她去年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他告诫她不要跟风，千万不要净学现在流行的那套日本、中国台湾的东西，要走张光宇、张仃、黄永玉漫画的路子，创出一条民族漫画之路，不要做“假洋鬼子漫画家”。

我们还探讨了如今北京的学术环境，他说，现在到处都是与传统相悖的铜臭味，而随着一个个老文化人的去世，过去北京的文化内涵已渐渐消退，真令人不胜唏嘘。

我们也谈到现代艺术。他说，毕加索之后，世界上搞现代艺术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一个被公认的流派。中国的年轻人这二十多年来也纷纷搞起现代和超现代艺术，处于一个“百花乱放”的年代。

他说，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懂得，无论搞学术或者搞艺术，欲成大家者，必须消其功利之心，退其铜臭之欲，学会爱，懂得美。这样，一个艺术家才会有前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会有希望的。

黄苗子与黄大德工作照

黄老在医院是幽默随和的。许多年轻护士喜欢工余陪黄老说话，有人还顺便整治他一下，比如捏他鼻子。更有“胆大妄为”的，竟趁黄老熟睡之际，抓起毛笔在他额头上画个“王”字，还得意扬扬地说：“把老猫变老虎，爽歪了！”毕竟是“二流堂”人物，黄老不以为忤，反而主动告诉儿子，颇有几分赞赏。也难怪，在喜欢开玩笑的黄老面前，一般人很难占到便宜。有一次，黄老问护士，他染的带状疱疹，别人一般十天左右痊愈，可他为什么老不好？护士告诉他，这可能是疱疹中的“特殊品种”，鸡蛋不是也不一样嘛，有双黄蛋，有单黄蛋。黄老立刻接上话茬：“还有‘小捣蛋’。”有一位护士一语双关地说：“和黄老说话长学问。”黄老却说：“我是‘南蛮’（广东人），‘蛮子’说话胡扯半天，误人子弟。”

又有一次，他对一位护士说：“大家讨论人类退休，有人主张提前，有人主张延后，现在还在协商，没个定论；我看，也应该跟大自然（造物主）商量一番，人类病毒也该有个期限，例如我手上的疱疹，最好早些让它从人类身上退休，免得死缠烂打，害人不浅。”护士笑个不止，说：“这不难办，只要老天爷也加入医学科学院，那就好办了。”不过黄老认为，老天爷应该进社科院，因为他是神学泰斗，属于社会科学领域 — 然后下旨，把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综合起来，双方共同努力，从此“社”“科”统一为一门综合科学，达到“天人合一”，这岂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一大进步？话没说完，护士们笑得前仰后合了。

黄老在医院住了两年多，经常“不安于室”，有时下楼到医院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干脆坐着轮椅让小田推到附近街上溜达。家人有些担心，护士更是不让他四处乱跑，他却说：“甭担心，圈久了的老猫，到处乱跑，你还怕他丢？几时见过九十七岁的老猫坐在轮椅上还怕丢的？”

说到猫，黄老爱给人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公子哥，家里养了不少的猫狗。有一天，公子午睡起来，拿着棍子把猫打得嗷嗷叫，旁边的一只老猫看了不忍，忽然作人言，说：“一只猫，打它什么？还是放过它，自己积德。”那公子奇怪，问：“你是老猫，何作人言？”老猫默然许久，忽又发人声曰：“公子没有注意，天下的老猫都会说人话，只是他们都怕出言惹祸，所以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免得受人欺负。”黄老认为，天下的老猫因为接近人多，都会或者可能会说人话，但老了便三缄其口。这或者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用意不同。

黄老在二十多年前写下一篇遗嘱：“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不留骨灰，更不搞什么安葬，不许家属通知朋友或者媒体。如果谁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最恰当的。”这遗嘱是有效的，并永远有效。

我问：“你这遗嘱是否是含着酸苦，含着眼泪写的？”他说：“我这把它当一辈子的总结，一面笑，一面写的。”他还说，在文艺分类上，他这个人属于“杂类”，或者像垃圾分类一样，放在“可选用”的“高等垃圾”，或者属于完全废物的“应废弃”一类，痛痛快快地告别大千世界，倒也属于“无挂碍”一类废物。

每次到北京和他聊天，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总能聊出许多新的东西。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让你在艺术上、思想上都得到升华。

我们相约，把这些年来的聊天内容整理成一篇记录他特殊的人生经历的、别有侧重点的访谈录。

我们相约，等他百岁之时，一定再到北京向他祝寿，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黄苗子

赠黄般若联

纸本墨笔

2011年写于广州四无恙斋

作者为文化学者

（编辑：刘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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