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艺术会客厅｜沈少民：被树困住的鸟，是失去还是渴望自由？

艺术家沈少民全新个展「鱼人鸟：三幕剧」目前正在HOW昊美术馆二楼展厅展出中。展览以“三幕剧”的形式呈现沈少民在近年的三件大型装置作品《中国鲤鱼》《被控制的自然》和新作《被树困扰的鸟》，传达艺术家对生存环境和人类对自然影响的观察和思考。

在展览开幕前，HOW昊美术馆展览总监徐天仪与艺术家沈少民在展厅现场展开了一场对话。围绕艺术家过往在澳洲的工作经历、作品创作及展览情况，艺术家介绍了其作品《中国鲤鱼》源于澳大利亚引进亚洲鲤鱼的新闻，阐述了作品中关于移民一代、自然环境等话题的探讨。而针对次前与HOW昊美术馆合作展览《问题如何演绎》，沈少民则提出他关于艺术与科技话题的思考，以及如何用展览将科学家做实验过程中失败的东西，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感性的结果。

 徐天仪：

从北京搬到深圳，以及在澳洲的生活，每次你工作室所在的地方会对你的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吗？

 沈少民：

我从澳洲回到北京有点变化，是因为在澳洲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做了很多方案，但是在澳洲没法实施。一个是它的各种法律原因，我花三年时间用动物骨头做了一批作品，但是这些东西在国外有很严格的规定，以及人工成本很高，所以没法在欧洲做，后来我回国在东北完成了这批作品。

从北京搬到深圳，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以前的很多作品，比如有些大型装置是在广州和深圳加工的，持续了很多年，因为南方的加工能力比较强，所以我大部分作品还是在南方加工，也经常两边跑，就在广州建立了南方的工作室。后来广州的工作室拆迁了，就转移到了深圳，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变化。

 徐天仪：

在不同地区做个展，你觉得在工作方式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沈少民：

我没觉得有什么大的区别，我觉得上海做事更专业一些。包括我们上次“问题如何演绎”那个展览，我觉得团队的专业程度都高于深圳。可能因为深圳太年轻了，对于做展览的成熟经验可能还是上海地区多一些。

 徐天仪：

可以聊一下你和巫鸿老师（嘉源海美术馆个展“米：吃进胃里的诗歌”）以及本次在昊美术馆的策展人大卫·斯图亚特·艾略特（David Stuart Elliott），跟两位参展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经验?

 沈少民：

和巫鸿的合作比较多，这是我第四次跟他合作，之前我们合作过三个个展。他也给我做过一个长达5万字的一个采访，把我的整个艺术经历梳理了一遍，他也写过一篇15,000字的文章，也以我本次的展览作品出了一本可以阅读的书，不是画册；我也参加过他策划的很多重要群展。和David的合作也比较多，之前参加过他策划的一些双年展，比方说像基辅双年展、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然后他也策划过我的一个个展，这次我们也是最近几年的再次合作。

 徐天仪：

在布展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和你的助手一起拆这些鱼罐头，作品里面也提到这些鲤鱼被捞起来，然后被加工，最后被装成一个罐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很像流水线上的女工，人的命运被绑定了，就跟鱼罐头一样，也是一个被加工的状态。你当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吗？

 沈少民：

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是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你看到的是鱼，实际上它和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是一样的，最后都被装进罐头盒里被封闭下来，它也是一种禁锢和一种束缚，没有绝对的自由。实际最早想做这个作品的缘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他们很多年以前引进了很多中国鲤鱼，被称之为“亚洲鲤鱼”，引进鲤鱼是为了清理水质，因为亚洲鲤鱼有清理水质的功能。当他们引进以后，没想到中国鲤鱼的繁殖能力特别强，生存能力也特别强，然后失控了，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他们就花巨资来清理亚洲鲤鱼。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三条鲤鱼上装了芯片，号召大家去抓鱼，并且设有重奖，我觉得这个动作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到了做这样一件作品，也特别像我们这种移民的状态。

澳大利亚有一个统计说，一个中国人移民到澳洲，在10年之内他能折腾过去30人，中国人的繁殖能力生存能力也超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案，我比较喜欢的是，作品展出以后，澳大利亚有一个海滩雕塑节，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展览。然后他们就联系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作品拿到海滩上去展，当时都很兴奋，也都谈的挺好。后来他们又跟我联系说，他们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鱼太像真的了，没法看护，不像在美术馆有保安，如果被人拿走这事怎么弄？所以就没有解决办法，澳大利亚的保安费用太高了，后来我又给他们另外一个方案。还是这些鱼，受那篇新闻报道的启发，我给每一条鱼装一个定位芯片，我们就不怕丢了。然后丢到200条左右，按照我作品的市场价格，还有澳大利亚的法律，它们就够立案了，我就让警察按照定位去找鱼。

因为我也做纪录片，我们也有这个团队，然后我们就跟着警察带着摄制组去找鱼。每一个拿鱼的人都不会承认是偷了一件艺术品，他肯定说以为是没人要的鱼，以为是真鱼，回来一看“我上当了，原来是条假鱼”，每个人的对话和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对话，对话内容也不一样。

最后可能是要通过法律解决，我们把展场从海滩转移到法庭。我也会找一些艺术媒体、大众媒体来现场，以及一些策展人、艺术家、美术馆的人去作为旁听，让法官来判定这是一条假鱼还是艺术品，我觉得就很有意思，都说谁来给艺术品下定义？我们让法官做个定义，而不是让美术馆、策展人这种权威人士来给艺术做定义，是一个法官在给艺术做定义。比起我原来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同样是这些鱼，但是它产生了另外一种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事就没做成，但是这个方案我还会找机会把它做完。

 徐天仪：

刚刚提到海滩，你之前的作品也是一直用盐或者是沙，以及《海的纪念碑》也是用了非常多的海盐。你对“盐”这个材料媒介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吗？

 沈少民：

我用33吨海盐做了一个“海的纪念碑”，比方说我们想象海水干枯后变成了盐，它的结果是很残酷的，让人很绝望，所以我们用大量的盐，做了一个《海的纪念碑》。我们将它放在沙滩上潮水能冲刷到的位置，双年展展期三个月，它不断被冲刷又回归到大海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对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比方说这个鱼你把它放在沙滩上和放在盐上，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盐是海水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也会考虑展出的一个视觉效果。

 徐天仪：

聊一下《被树困住的鸟》，在我看来有点像“盆景”，其实是人为去控制树的长势，就像David在前言里说，我们英文题目里面我们没有讲到“人”，我们是用“In Between”——介于之间的词来指代人。其实那件作品可能在概念上面和盆景有点像，其实最终主宰的可能还是人。

 沈少民：

鸟它像是一个自由的象征，它可以自由飞翔，它大部分时间会生活在树上，但是当我们把它转移到树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象空间。它是失去了自由，还是渴望自由？

 徐天仪：

未来跟研究院那边能够有什么样的合作？之后还会持续推出这样的展览吗，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会推进这样的项目？

 沈少民：

因为我是在深圳大学有一个公共艺术研究所，几年以前我们开始合作，成立了一个科学+艺术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6个科学艺术家来组成，然后研究院他们有300多人，200多科学家，都是各个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他们的实验场和我们的工作室是挨着的，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展览馆，专门做这种所谓的“科技艺术”。今天我也看到了在昊美术馆的展馆里也有“科技艺术”相关的展出。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展览，但是我们和其他科技艺术展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我们是真正和科学家合作，很多艺术家做科技艺术，实际他们跟艺术家可能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可能想出一个方案，然后用一些现在比较前沿的技术，或者是机械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个很酷炫的一件作品。

但是我们并不强调这些，我觉得艺术家应该走在技术前面，艺术是启蒙，技术是改变，我觉得艺术最大功能不是给一个结果，更是让大家去思考。所以我们是把科学家他们做实验过程中失败的一些东西，我们艺术家接过来做，给它一个非常感性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艺术。因为有些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跟艺术家是很像的，都是创造性的，他想做一个没有的东西，去发现一个东西，最后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他的工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不断实验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有的项目是成功的，有的可能就失败了，走不通了，可能用了几年的时间，最后放弃了。

那么我们作为艺术家把他接过来，给它一个感性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一首诗，可能是一个装置，也可能是一句话，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对这种科技的一些质疑，这是我们实验室的工作方向，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展览。跟HOW的合作，我觉得上一次合作是非常成功的。然后我们也提供这样一个展览移到上海，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联合实验室的一个工作方向，还有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和立场，尤其对科技艺术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们今后能继续合作，我们在深圳的展览就是能每一次展览都能转移到上海，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作品。

 徐天仪：

研究院他们平常是用技术推进方向，其实你对科技是有质疑的，包括你刚刚谈到这些技术的发展影响到了人类的生态环境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

 沈少民：

实际我跟科学家也聊过很多，一些年轻的科学家，他们也很困惑，他们也不知道做这个东西的结果是机器控制人，还是人控制机器，大家都是未知的，但是大家都没法停下来，对吧？只能往前推进。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科学家和艺术家都给不出答案，我们只能等待。

沈少民个展「鱼人鸟：三幕剧」目前正在HOW昊美术馆展出中，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2月16日，欢迎大家前来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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