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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立方沙龙｜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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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克鲁格的（Barbara Kruger）作品《无题（寻找自豪变成蔑视的那一刻）》（Look for the moment when pride becomes contempt）以一句文字截断了一张拳击手出击瞬间的黑白照片，文字令人警醒，充满力量。这件作品创作于1993年，捕捉了克鲁格标志性的视觉风格和蒙太奇手法。醒目的白色字体覆盖红色文本条，叠加在档案性的现成图像之上——她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这种形式，并在四十年艺术生涯中不断完善。克鲁格借鉴商业广告的视觉手法，探讨了关于权力、阶级、性别和消费主义的系统。

Barbara Kruger

Untitled (Look for the moment when pride becomes contempt)

1993

Photographic silkscreen ink on vinyl

45 3/4 x 96 5/8 in. (116.2 x 245.4 cm)

? Barbara Kruger. Photo ? White Cube (Frankie Tyska)

克鲁格的职业生涯始于1960年代，担任康泰纳仕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图片编辑及平面设计师，这一角色使得她接触到剪贴技术，这些技术在她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早期创作的著名拼贴相片作品中扮演着根基般的角色。作为一名狂热的摄影师，克鲁格在1970年代初开始尝试将文字叠加到自己摄影的图像中。然而，她的创作在1979年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转向使用现成图像，这些图像来自她个人收集的极为广泛的档案，包括报纸、杂志和年鉴等，主要来自1940年代和1950年代——该时期中技术创新迅速发展，推动了广告行业的激增。自那时起，克鲁格拓展了创作范畴，将数字媒体也纳入其中。通过裁剪、放大并嵌入她具有挑衅意味的文字，克鲁格诠释了广告中无处不在的视觉词汇，将其原本平淡无奇的吸引力转化为能够消解诱惑、指导、恳求、挑衅和激励的图像——这都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形态。艺术史学家乔·阿普林（Jo Applin）将这描述为“克鲁格蓝图：轻率中透露着更深的阴郁。”[1]

Barbara Kruger

Untitled (Look for the moment when pride becomes contempt)

1993

Photographic silkscreen ink on vinyl

45 3/4 x 96 5/8 in. (116.2 x 245.4 cm)

? Barbara Kruger. Photo ? White Cube (Frankie Tyska)

克鲁格经常重新利用图像和文字，并故意省略其原始来源——这种方法使她的作品和现成品的概念主义传统一致，并使她成为“图片一代”艺术家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包括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里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他们与克鲁格一样，采用挪用和重新定义语境的策略来批判消费文化。《无题（寻找自豪变成蔑视的那一刻）》中出现的两位拳击手图像曾于1992年在Magasin当代艺术中心（Magasin Centre National d’Art Contemporain）的户外广告牌展示，旁边附有短语“所有暴力都是可悲的刻板印象的体现”、“一点点同理心就可以改变世界”。两年后，即1994年，广告中的语言便出现在克鲁格为斯特拉斯堡电车轨道所做的装置艺术中。

“我致力于创作反映人们之间关系的作品，

包括我们如何相互尊重、相互厌恶，

包括我们的敬仰与轻蔑，

以及数百年来的崇拜与征服、残忍与善良。”

——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

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的访谈

伦敦， 2024

在克鲁格的早期艺术生涯中，她会将图文海报作品粘贴在纽约街头的广告牌和墙壁上。随着她在1980年代声誉的增长，她的作品开始进入市场。尽管发生了这种转变，克鲁格仍然致力于通过直接的对话吸引观众，保持着她的作品所具备的公共起源特质和视觉直接性。“直接的对话从创作初期就推动了我的工作，”克鲁格在1999年说道。“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样能够穿透华丽的表面…我对于身份的构建、刻板印象的形成、叙事如何逐渐成形并成为历史等议题感兴趣。”[2]

Barbara Kruger

Untitled (Look for the moment when pride becomes contempt)

1993

Photographic silkscreen ink on vinyl

45 3/4 x 96 5/8 in. (116.2 x 245.4 cm)

? Barbara Kruger. Photo ? White Cube (Frankie Tyska)

在《无题（寻找自豪变成蔑视的那一刻）》中，克鲁格采用了半色调印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像素画的墨点构建图像——模糊了两位拳击手之间的区别，强调了他们共有的面部特征。结合克鲁格所引用的文字，这件作品指示着一种过度骄傲附带的自我破坏性。作品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让人联想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采用的开创性方法，他的实践同样跨越了纯艺术、手工艺和商业媒体等领域。在沃霍尔于1987年去世之后，克鲁格开始反思自己作品中那些超越了沃霍尔图像中“权力的冷静低鸣”的元素，转而追求图像与文字的激烈碰撞。（克鲁格为沃霍尔撰写的讣告，“蔑视与崇拜”，乡村之声，1987年5月5日）

克鲁格艺术的力量在于她对符号代码的激进重构，图像中的文字不仅仅是标题，图像也不仅仅是对文字的诠释。在艺术家十分精细的构建中，文字和图像变得柔和，相互抵消着对方的意义，从而服务于艺术家试图传达的反叛意味。克鲁格已经致力于探索这种图像语言超过40年，并且始终从她偏好的字体——Futura Bold和Helvetica Ultra Compressed中汲取灵感，将它们拼贴到挪用的黑白图像上。她的作品，虽然对大众媒体中的品牌化和作者身份提出批评，但本身也逐渐形成标志性的独特风格。克鲁格对图像和文字的综合，是对马格里特的《形象的叛逆》（The Treachery of Images，1929）的一种后现代演绎，在当今十分饱和的媒体环境中仍然产生着影响。正如阿德里安·塞尔（Adrian Searle）在克鲁格近期在伦敦蛇形美术馆的展览中所写：“永无止境，克鲁格的文字如同永不停息的定时炸弹，拥有着预言性的爆发力”。[3]

“克鲁格的作品包含一连串单行妙语、

无可辩驳的真理、谎言、

谬误和含糊其辞的声明，

在我们观看和阅读的过程中自行解体，

而后自我重构。”

——正如阿德里安·塞尔（Adrian Searle）

As subtle as a brick in the face

《卫报》，2024年1月31日

白立方沙龙｜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崇真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