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独乐园图并书记卷》的精神特质探究

司马光的独乐园闻名天下，关于独乐园的文人唱和与绘画作品世代流传，目前可见的三本《独乐园图》，是追索文人想象中的独乐园的图像注解。在对园林绘画的研究中，人们总是关注那些可以复原出故园的绘画，文徵明本因其写意特质，对园林复现参考意义不大，因而常常被忽视。画面中山石、水系、草木、建筑对应着各个景致，这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些以园林名称命名的写意园林作品也仍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文徵明《独乐园图并书记卷》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趣及精神特质，分析独乐园这座北宋园林的精神内核，便可知宋代文人意趣与园林之乐对明人文徵明艺术创作的影响。

《独乐园图并书记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文徵明耄耋之年所作，全卷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文徵明画《独乐园图》、文徵明书《独乐园记》《独乐园七咏》和东坡《独乐园诗》，以及清代宫廷鉴藏跋文。文徵明《独乐园图》纵27厘米、横141.3厘米，画心左下题有“嘉靖戊午七月廿日，徵明仿叔明墨法写”，文徵明并未自题画名。《独乐园图并书记卷》纵27厘米、横448.5厘米，落款为“嘉靖戊午七月既望书，徵明时年八十有九”。全卷钤印共计十九方（不记重），其中文徵明自用印四方，为“文徵明印”“衡山”“停云”“惟庚寅吾以降”；清代鉴藏宝玺九方，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宝笈重编”“石渠定鉴”“养心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收藏印六方，为“古香书屋”、“安氏仪周书画之章”、“仪周鉴赏”（重二）、“思原堂”、“麓邨”、“郎廷极紫衡氏书画印”（重一）。依此可见，这件作品流传有序。现存文徵明《独乐园记》有两个版本，还有一本是项元汴求仇英《独乐园图》后，苦于“有其图而文则缺余”，终在多年之后，遇横山先生书独乐园记并诗，不惜重价求之，将此二卷装裱合璧，使诗画共赏、园林想象得以全方面实现。其中《独乐园记》书于嘉靖戊午二月晦日，《诗》书于嘉靖戊午闰七月十三日，两本书记同为文徵明八十九岁所作。于此可见，文徵明晚年对于独乐精神的关注。

《石渠随笔》记录：“文徵明《独乐园图》，茅堂临水，翘对远山，屋后竹柏松杉，掩照篱落。”画面以篱笆半围合而成的宅院为中心展开，形成左水右山的格局，颇有东坡诗“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的意境。屋舍显隐错落，门前两棵柳，屋后一片竹，同时有松柏若干，是典型的文人园景图式。画面中的主体建筑 — 书斋面水而建，一面素屏置于其中，屋内一人手倚窗台而坐，此人或是独乐园主人司马光，抑或是文徵明想象中的自己，目光眺望水面，沉醉在这独乐世界之中。屏风后有一个摆满书卷的书架。书斋右侧的连廊上，有一童子捧书而立，似是正在给书斋主人送书。溪岸边有一小童持杆捞鱼，天真烂漫；岸边大石后的水面上有一处水榭，渔网悬挂；岸边一只小舟，渔乐与文人之乐相映成趣。

与文徵明六十五岁所作《仿王蒙山水图》相比，此图在王蒙“细致绵密”的风格上更见舒朗，呈现出粗细相错的面貌：一是构图，与王蒙一贯“满塞”“郁密”的丘壑山水布局相比，文徵明放弃了深远的形式，采用平远式构图绘独乐园图景，画面左边的大量留白，远山青黛，给人以悠远阔渺之感；而右侧相较而言排布紧密，树木屋舍前后错落，空间关系紧密。二是笔墨，图中坡石分明，坡面以中锋淡墨稍作解锁皴及近似沈周的披麻皴，用笔圆厚粗润；石则阴阳分明、高低晕淡，阳面淡墨晕染，稍作皴法，阴面则用细密的解锁皴与牛毛皴细细勾画、层层叠加，最后以枯笔浓墨侧锋皴擦点苔，虽用王蒙笔法，但细中有粗，是“粗文”与“细文”的精妙结合。树木的刻画也多呈平淡天真之态，树干用笔浑厚，皴擦逸笔草草、潇洒自然，与《仿王蒙山水图》中描绘精细的树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时年八十九岁的文徵明已经将毕生对于绘画以及人生的领悟融于心而发于笔，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画面所欲达到的不是烦琐的技巧堆积，而是删繁就简的自我蜕化。

(明) 文徵明 独乐园图并书记卷 (画心局部)

纸本墨笔 纵27厘米 横448.5厘米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北宋时期，众乐思想更盛，司马光却安享独乐心境。儒家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乐，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愉悦，更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之后的自我回归，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安贫乐道，顺应天命。庄子《天运》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庄子认为，要达到“乐”的境界，首先就要知人事，在天道运行之中，顺应天理，自然而然。“乐”与“道”在庄子这里，达到了一种相通的境界，表现在追求逍遥、自在的超越精神。儒道思想的交融使得司马光在退居洛阳之后开始营造独乐园，期望过上优游从容、自得其乐的园林生活。宋邵雍有诗云：“家虽在城阙，萧瑟似荒郊。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巢。”温公亦效仿“安乐窝”以“乐”为主题，为之取名“独乐园”，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七景，其所乐之事不外乎读书、钓鱼、种花、采药等。《独乐园记》说：

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每当读书、著书疲倦之时，司马光便在园中钓鱼、采药、浇花、剖竹、登高远眺，生活悠闲自在，怡然自得。因此，独乐是不为外物所累，自适自得的超然精神。《洛阳名园记》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但“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正如禅宗所说“须弥芥子”，园小却包罗万象，这里不仅是指园林空间上的“须弥芥子”，更是司马光杂糅各种思想精炼而成的人生智慧。园林的大小、华丽程度不能决定园林的精神品格，只有当园主人赋予其打动人心的精神特质后，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据记载，司马光曾画独乐园：

司马温公《独乐园图》，仅尺许小帧。石墙一区，背山临水，门外竹径曲折，园中山堂左右，作空勾两桐树覆之；一曲池横以略彴，水亭畔花木阴翳，皆攒点，加以汁绿；堂之后，山峰作小斧劈，而带疏逸之意；焦墨作苔点，中加以粉，唐人法也。

独乐精神代代相传，更被吸收至明代文人造园之中，《味水轩日记》中就记载着李日华对于独乐园之向往与喜爱，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条”中记录道：“美荫斋前结竹屏。曲折回互，颇仿独乐园图中制度。”在自己的宅院中仿独乐园种竹屏，曲折回环颇有生趣。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人画《司马光独乐园图》中亦有李日华收藏印，傅文武在《北宋洛阳司马光独乐园复原再考》中说到此幅独乐园图极有可能是园景的轴测图，若将画面中右侧树竹围合的玉沼插入位于中轴线的建筑群中，便可得到与《独乐园记》中所描绘的一样的景致，想必李日华收藏此画也有此意，同时《紫桃轩杂缀》也记录了李日华关于《独乐园图》的收藏：“司马公尝写山水小景，酷仿李思训，余家有其《独乐园图》，张即之题语云：公自作，验楮色墨采与其格度，果非南渡以后物。”此条后半句话意在证明李日华的收藏来路正当，若李日华真的收藏过司马光的《独乐园图》，那么这幅宋人画《司马光独乐园图》必有其可取之处，或是形制规格可对实景复现起到补充作用，亦可以看出李日华对于独乐园之钦慕。在其收藏书画的过程中，也有人向他推销过唐寅所作《独乐园图》：“徽人携卷轴来，有唐伯虎《独乐园图》。作高梧峭石，竹屏绕之，翠蔓缠络可爱。一老独坐茅堂，静谧恬愉，其司马文正邪？”（《味水轩日记》）这种遥想寄托着明代文人对于独乐精神的向往。

各家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画家所画的独乐园图多有记述，且观点各异。明代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园图不必有是境，但以胜情幻想为境”，并在后文评论宋人所作独乐园为“画苑点缀”，他对于园林画的理解为“无相”，即自我情感之于园林上的抒发。后清代阮元则驳之：

宋人图不知何以不依其文画之，而布置大谬若此，至文待诏则直写意而已。唐以前人画宫室，一门一径皆有考证。至宋此风渐替，至明更微，于此二画可见也。此亦如唐以前人讲经，一字一句皆有所本，宋以后全谈虚理。亦如文氏所画，名为独乐园，不知谁氏之园矣。

(明) 仇英 独乐园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28厘米 横519.8厘米

阮元痛批了从宋代以来不按图景绘制庭院的现象，实则从侧面反映出文人画家写意精神对园林画的重大影响。

文徵明也曾关注过独乐园题材的绘画，曾书《题刘松年画独乐园图卷》：“宋翰院待诏刘松年，画名重古今。此卷乃其绘独乐园图，设色精工，用彩秀丽。”从中可看出其对精工笔墨风格的推崇，他不反对工细，甚至认为工细秀丽的笔墨能更好地表达画面宁静致深的意境，故历史上对文徵明的画风有“粗文”与“细文”之分。文徵明曾于《沈石田临王叔明小景》题语中称：

石田先生风神玄朗，识趣甚高。自其少时作画已脱去家习，上师古人。有所模（摹）临，辄乱真迹。然所为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为大幅。粗株大叶，草草而成。虽天真烂发，而规度点染，不复向时精工矣。汤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时笔。完庵诸公题在辛卯岁，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笔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场者，秀润可爱。而一时题识，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天真烂发”是要建立在“规矩”的基础上的，因而他惋惜“粗沈”之作“不复向精工矣”。同时，文徵明并不十分在意园林图景在画面中的真实性问题，比较沈周的《东庄图册》与文徵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就会发现，文徵明拙政园图景中的芙蓉隈照搬了沈周图册中的曲池。无独有偶，文徵明基于沈周《北港图》，在图画上方加上草亭与竹林，摇身一变，构成景深亭一景。即使是受人之托为园写真，也会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也许文徵明在画此图时忆起恩师，随即临摹起来，如若按照一般一画一景去推导拙政园的全貌就会产生误会。因此，“精工”并不等于对园林图景完全的复原，而是对园林精神面貌的描绘。

文徵明本《独乐园图》从笔法设色与布局上看，并不是“细笔”“精工”之作，虽有王蒙笔法，但整体更为松散适意。其一，可能是因为作此图时文徵明年岁已高，没有过多的精力细致刻画；其二，也体现出其对独乐精神的深层领悟。据现有文献来看，文徵明至少题过两次与独乐园相关的诗文，清代王士祯《居易录》记载：

又唐六如画温公独乐园，凡七图曰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自署正德庚辰春三月上巳，画于桃花坞梦墨亭中。泉石竹树秀绝轶尘。每幅有文徵仲题五言诗，末有徵仲书独乐园记，跋云：余观子畏独乐园图，徵明十年前所书不意复观于江阴黄吉甫家，今日多在病乡精神稍减乘兴重录此记于后书罢，不胜慨然，衡山居士记书尤佳。

文徵明也曾见过唐寅所作独乐园图，并在每幅图画后题诗，至他再见此幅图已过去十年，重见此画，仍意犹未尽，于是再题后记，可见文徵明对于独乐精神的推崇。若文徵明早年想画独乐园题材的作品，并非难事，以“精工”来表现也是他所擅长的，而留给世人的《独乐园图》却是诗画并存的写意形式。陈从周说：“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者，实以诗文造园也。”清代钱泳把作诗比作造园，一方面是对园林布局起承转合的要求，古典园林需曲径通幽、探赜钩深，另一方面则是造园家或园主人精神世界的感怀。对于写意园林画，我们不能从画面中获得更多关于园景陈设方面的信息，但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寄托。在文徵明晚年，他的思想由儒家逐渐皈依道、禅，流露出一派“自适”“自娱”“超然世事”的纯粹文人作风，而这正与“独乐”思想十分契合。一生求而未得的功名利禄已经完全放下，交际应酬也随着年岁慢慢看淡了，与往昔所作别号图相比，此图显得萧疏沉静，没有了雅集的热闹非凡，没有了精工华丽的面貌，没有了偿还“雅债”之苦，留下了他作为“世间求静者”的一片独乐之地。

晚明陈继儒有诗云：

溪上闲云几片,便是一幅真画图。

(明) 文徵明 仿王蒙山水图

纸本墨笔 纵133.9厘米 横35.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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