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名的时刻”中,如何窥见背后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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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artnet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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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ASE基金会当前正在进行的“命名的时刻”(Words for the Future)是一场探讨当代女性“命名”艺术的展览,它从基金会的收藏出发,聚焦了22位来自全球视野中的女性艺术家如何以创作重新“命名”自身独特的生命经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在不断学习语言,然后再习以为常地运用所习得的词汇,而展览中的女性艺术家们用艺术呈现全新的创作方式与思考方式,提醒我们重新关照自己的生活,反观我们身上的标签是否合理——“命名”是一个普适的概念,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可点此了解这场展览 ??
女性和艺术,再往前走一步!
“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论坛现场,左起分别为展览策展人沈奇岚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晶副教授、Artnet新闻中文网主编Cathy Fan、论坛主持人于是
1月22日,ASE艺术图书馆中举办了展览相关论坛“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展览策展人沈奇岚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晶副教授、Artnet新闻中文网主编Cathy Fan就此次展览、权力关系与女性主义等诸多议题展开了讨论。主持人为作家兼文学翻译于是。本文整理此次论坛的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论坛现场于是:首先,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沈奇岚博士谈谈展览《命名的时刻》及论坛《命名与定义》的灵感来源。沈奇岚:在关注女性艺术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需要重新发展自己的语言。展览中,付小桐通过针刺宣纸抵抗传统,创造新语言;施慧老师则以拆解汉字部首并重构的方式,重新命名和发明语言。展览中的艺术家赵玉进行了一场现场表演,表演者戴上她幼时形象的面具,在饭桌上学习礼仪,逐渐从10岁变为3岁。我们出生时被命名,随后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断重新思考命名的意义。这不仅限于女性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获得新的力量,审视并去除不合理的标签。“命名的时刻”具有普世意义,尤其在女性艺术家中更为突出。她们常常需要反抗标签,以重新构建自我。此外,ASE艺术图书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存在,创始人张琼女士希望与大家分享艺术书籍。这也是对空间的重新命名和塑造,创造一个乌托邦。
沈奇岚博士在“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论坛现场
于是:沈老师的发言让我联想到两个关键词:“命名”与“再命名”。我们常说“名正则言顺”,但在当今信息与物质快速涌现的时代,许多事物和想法在出现时并未被赋予恰当的名称。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进行命名?鉴于谢晶教授在法国哲学和思想史领域有深厚的研究背景,我想将这个难题交给她。谢晶:如果纯粹从专业角度来讲,从19世纪中末期开始,认识论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尼采到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视角主义”。我们如何命名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它、讲述我们的故事,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本人是研究平等理论的,女性主义中的意识觉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追求平等的权利,但往往效果有限,为什么呢?因为女性的经历没有被充分言说。有一种被反复强调的理论,叫做“认知不公正”。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一些人说的话不被当真,不被认为是真相。另一种情况是“释义学的不公正”,也就是很多女性的经历因为没有标签、没有名字,导致她们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些经历。比如,像性侵、骚扰这样的词语,在这些行为被贴上标签、赋予名称之前,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被经历,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晶副教授在“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论坛现场于是:这些环节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事物。说到这里,我想请教Cathy,您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打交道多年,是否能举一些例子,说明当我们用一个新的词汇去命名一件事情时,这件事就会被更多人看到、理解和关注?Cathy:实际上,命名也意味着权力。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尤其是作为亚裔或少数族裔在西方社会的经历中,有许多处境和现象尚未被命名,但这已经是一个被许多人关注的现象。此外,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媒体上出现的艺术批评。随着小红书等平台的兴起,艺术评论和批评变得更加扁平化。即使不是专业批评家,普通人也能在这些平台上发表评论。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观察到这些自媒体上的声音,甚至对艺术行业参与者的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现象让我感到惊喜。我看到的是一个尚未完全被命名、甚至还在发育中的事物。这是新媒体带来的一种权力民主化的体现。
Artnet新闻中文网主编Cathy Fan在“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论坛现场于是:我们可以把问题再次交给沈奇岚老师。在艺术世界中,艺术家通过表现新话题或重新诠释曾被错误表述的话题来行使一种权力。同时,策展人也拥有一定的权力或优势。当您确定一个主题并选择参展艺术家和作品时,您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力的?沈奇岚:与其说是权力,策展工作更像是一个舞台。大家都在这个舞台上工作,最亮的光束通常会照在领舞者身上。因此,我的工作更多是引导大家的目光,去发现一些可能被忽视的东西。以施慧老师为例,她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作和教学,并创立了纤维艺术三年展。她在教学和行政事务上投入了大量时间,甚至为下一代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她在市场上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她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作为策展人,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我希望我的“光”能够照亮她,也让更多人认识这位此前未被充分关注的艺术家。权力还在于强烈的分享意愿。我平时也通过撰写专栏分享我的思考和关注。我认为我们的角色就是让大家看到那些在媒体上未被充分呈现的内容。
“命名的时刻”展览现场,ASE基金会,上海,2024.11.06-2025.02.28谢晶:沈老师提到的将光投射到一些未被充分关注的艺术品上,这让我联想到我在自己的领域中也做着类似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关于是否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能否看到权力在哪里。看到权力所在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为那些已经在聚光灯下的人和事物添砖加瓦,巩固他们的权力,还是将权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当所有的光都集中在同一个事物上,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多样性,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因此,我们需要反思:这背后是否存在一种权力结构在主导?回到沈老师提到的“父权体系中的世界观”,这正是我们研究女性主义的意义所在。女性主义提供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可能性,它让我们能够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看到更多元的视角。
“命名的时刻”展览现场,ASE基金会,上海,2024.11.06-2025.02.28于是:这些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因为世界本就不应只有单一的标准。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艺术领域的专业人士Cathy。您认为在艺术解读中是否存在一种权力分配的感觉?Cathy:确实存在。我的工作涉及与不同艺术家和作品的互动,在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我也参与到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中,并且我会谨慎行使这种权力。Artnet是一家以艺术品价格数据库为核心产品的公司。我曾分享过2023年亚洲艺术家拍卖榜单,如果仔细看这份名单,会发现女性艺术家占比很少,而中日韩之外的亚裔艺术家也相对较少。我经常思考,我的工作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数据产生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写作将更多关注投向那些未被充分关注的人群和地区?我们是否可以关注那些未与画廊合作的艺术家?在Artnet英文版,我有一个聚焦亚洲艺术市场的版块。我和我的搭档经常提醒彼此,要将更多注意力投向那些“还在庄稼地”的艺术家。我们关注市场、报道新闻,但不会一味被市场带偏。这也是我工作中一部分乐趣所在——艺术家也需要获得权力,被知道和被看见的权力。我们这样的媒体,以及刚刚提到的自媒体,其实可以为那些边缘的艺术家和从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命名的时刻”展览现场,ASE基金会,上海,2024.11.06-2025.02.28谢晶:我感觉今天几乎所有领域都趋向于一种同构的状态,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资本、商品市场和利润交换的逻辑所主导。这种逻辑会导致关注点高度集中,因为越是能带来利益的东西,越容易被关注。学术界和思想生产领域也是如此。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系统、运作方式、平台或网络时,问题似乎变得无所不包,让人感到无力。我们会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但我想强调的是,恰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把行动能力转让给别人。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同时意识到这些困难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不能再把想办法的能力和权力交给别人,等待别人来拯救我们。于是: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面临类似的困境。正如沈老师所说,艺术家需要开拓自己的语言,否则无法解决矛盾,也无法让别人看到他们的作品。刚才谢晶老师的发言让我想到胡彤辉即将出版的《数组倦怠》,他的理论非常契合您描述的现状——我们都被裹挟在一个绩效社会中。书中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作品来解释这种倦怠状态。有些作品看起来非常无聊,比如艺术家坐着或躺着,什么也不做。但作者用韩炳哲和其他少数族裔哲学家的理论解释,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缓冲式的抵抗。Cathy:提到倦怠,我想用展览来举例。在我们的行话中,有一个词叫“fairtigue”(艺博会倦怠),用来形容参与艺博会的疲惫感。我认为,“fairtigue”的本质是人们渴望无可替代的、更新迭代的、真诚的艺术作品。我刚刚从巴黎回来,看了蓬皮杜的一个新展览,展出的是女性艺术家Susanne Valadon的作品。她年轻时曾是德加、马蒂斯等男性艺术家的模特,后来在艺术家们的鼓励下拿起画笔,画起了周遭的朋友,尤其是女性。这些作品即使放到今天也值得回味,画中的女性非常放松,不在意男性眼光中的美丑标准。这就是让我感到不乏味和倦怠的展览。展览中有一幅重要作品叫《亚当与夏娃》,这是艺术史上第一幅以女性视角刻画男性裸体的作品,绘制于1908年。有趣的是,1920年左右,这幅画在独立沙龙展出时,艺术家被迫给全裸的亚当加上遮挡的叶子,而夏娃依然是全裸的。这让我联想到电视剧《普通人》,许多人称赞其中对男性裸体的拍摄是极为罕见的平等视角。然而,这也是100多年后我们才能看到的作品。这种对比值得深思。
Susanne Valadon,《亚当与夏娃》,1909,由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收藏于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让我意识到,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议题,比如女性主义,可能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一些女性感受到,只是她们没有机会表达,或者她们的表达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压制,未能被更多人看到。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现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非突然出现的。当我们讨论定义和重新命名的问题时,我有一个复杂的想法: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语言?这个想法源于我阅读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伊利格瑞的著作。她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世界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语言本身存在问题。她认为,语言(尤其是法语等有阴性阳性之分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在男权思想下构建的。如果按照她的理论推演,要改变世界,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从语言的基础开始改变?这是否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谢晶: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大变活人”的方式彻底改变语言。伊利格瑞的观点虽然有趣,但过于本质主义。她主张彻底颠覆现有的语言体系,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我们只有一套语言和世界观,想要突然生发出另一套体系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认清现有体系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调整。
“命名的时刻”展览现场,ASE基金会,上海,2024.11.06-2025.02.28沈奇岚:我突然想到,于是作为著名的译者,翻译了《使女的故事》前传。阿特伍德的作品多次被解读,但简单来说,她命名的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名字被剥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与国家生育政策相关的做法。阿特伍德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需要想象力和理论推演能力。作为小说家,她的强大之处在于将理念转化为一个好看的故事,这是文学家的职责。回到展览,我感慨的是,许多艺术家也是从一个想法出发,然后通过创造语言来实现它。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通过创造语言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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