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匠之门第41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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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出北京画院最新出版的《大匠之门》丛书第41辑。丛书以传承中国传统文脉为己任，以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为核心，旁涉其他经典艺术，集学术、研究、欣赏、普及传播于一体。
《大匠之门》下设《寻根》《国粹》《承上启下》《书痕印相》《西学东鉴》《格物致知》《展示典藏》七个栏目，各栏目立足丛书宗旨，关注当下问题，不断思考，精心策划，选定主题。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显著特点和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上海便是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便从封建社会的吴越小县城一跃成为开放型的近代沿海大都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经济的飞升式发展，上海城市活力大大提升，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书法家、画家来到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天地，任伯年便是其中一员。任伯年年幼时就开始习画，尽管出身寒微、生活贫苦，但他从未放弃对绘画的执着追求，逐渐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他的才华和努力最终得到了认可，成为清末著名的画家。任伯年可谓海上画派的多能之才，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花鸟、山水、走兽均得心应手，描绘精妙。他的绘画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会了诸家之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等技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 初枢昊
疯癫与正统
——读任伯年“米芾拜石图”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张涛
(清) 任伯年 陈平分肉图(局部)
纸本设色 纵135厘米 横33.3厘米 1881年
中央美术学院藏
【国粹】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如下记述：“凡书籍版刻，以木为之，其制有六：曰刻，曰划，曰镂，曰绣，曰绘，曰印。刻者阳也，划者阴也，镂者阳中之阴也，绣者阴中之阳也，绘者阴阳兼备也，印者反阴以就阳也。”文中描述了书籍版刻的六种制作方式，其中涉及版画制作技艺的主要是“刻”和“镂”两种方式。这些方式体现了版画制作中的阳刻和阴刻技艺，以及雕刻的精细程度。明代书籍版画涉及的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宗教、神话、历史等传统题材，也有小说、戏曲、科技、医药等多样化的内容，这些版画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明代书籍版画相较于前代，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和审美需求，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许多版画作品以市民生活为题材，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世俗化倾向使得明代书籍版画更加具有生活气息和艺术亲和力。铜版上的中国
——十八世纪欧洲翻刻清代宫廷园林版画考析
90岁时黄永玉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卷首手书了一行字“爱，怜悯，感恩” — 这是表叔沈从文对他说的，他念念不忘，预备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但他有遗嘱：待我离去之后，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火化之后，不取回骨灰……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黄永玉不需要墓志铭，《阿诗玛》《春潮》自然记得他，《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有他的足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他讲述的一生，他说：“日子一过就成历史。
留给你锥心的想念，像穿堂风，像雷，像火闪。
世上没一个回忆是相同的。
于黄永玉而言，说他的人生精彩，说他的文字精妙，说他的艺术造诣高超，都显得太过苍白。爸爸们的沧桑
黄永玉
美术篇自叙
黄永玉
入木八十年
黄永玉
黄永玉 阿诗玛水印套色 纵25.5厘米 横12.8厘米 1955年草书最放纵者被称为狂草，笔势相连而圆转，字形狂放而多变。相传狂草创自汉张芝，至唐张旭、怀素始有流传。张旭史称“草圣”，其草书左驰右骛，千变万化，极诡异变幻之能事。怀素亦以狂草知名，与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唐代是草书最伟大的时代，取得了后人无法逾越的成就，狂草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在唐代，狂草蔚然成风，深受当时权贵与士人的喜爱，诗人们也为其不吝啬自己的诗篇。一时狂草风靡天下，一直延续到唐代末期。五代虽然时间短暂，也出现了杰出的狂草大师、唐宋书风变革的关键人物杨凝式。狂草作为天才的艺术，所需要的不仅是技巧，还有一种精神力量。也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狂草才格外震撼我们。和其他书体相比，狂草要求的不是普通的才能，而是近乎天才的才能。其他书体循规蹈矩或许还能取得相对的成功，而狂草若如此则会一败涂地。“人人来问此中妙，
文章题目：
狂草
——从盛唐至五代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 黄积鑫
(唐) 张旭 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纸本墨笔 纵29.1厘米 横195.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2007年5月25日，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南澳海域附近捕鱼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艘海底沉船。沉船处于南澳岛东南部乌屿与半潮礁之间，距南澳岛最近点约2海里。这艘船长约27米，宽约7.5米，所在海域水深约27米。船体保存较好，但已经侧翻并部分埋入海底泥沙中。如此大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是瓷器，接近3万件，包括景德镇窑系瓷器、漳州平和窑瓷器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金器、铜器和铁器等。它就是著名的南澳Ⅰ号，明代出口贸易旅程中尚未走出中国海域的商船。
中国出口瓷器的历史由来已久，各类瓷器中，青花瓷备受外国人青睐。至明代，青花瓷的出口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推崇，不仅出口到传统的东南亚、南亚市场，还通过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商船，被带到了欧洲各国，甚至远销到美洲、大洋洲等新大陆。青花瓷的出口不仅带来了大量经济收益，还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在欧洲，青花瓷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引发了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和探索。国外的艺术家们也注意到了这类入画效果极好的中国瓷器，他们把中国青花瓷绘制在油画作品上，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高超技艺和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文章题目：
〔荷〕希罗尼穆斯·博世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书画作品也一样，装裱不光可以保护书画免受、少受时间、环境的种种侵害，更是像书画的衣服一般，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装裱又称“装潢”“装治”“装池”“装褙”等。它伴随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影响持续至今。装裱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书画本身的保护与收藏。古代书画中流传有序的稀世珍品都有精良的装裱，因此才得以传世。古语讲：“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可见晋代已经出现装裱。而至今发现最早的装裱实物是敦煌出土的南北朝经卷。魏晋时期是书画装裱的重要时期，战乱频繁但文化活跃，出现了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艺术大家，促成了装裱的萌芽和发展。南朝书法家虞龢撰写了《论书表》，最早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装裱形式和装裱方法。唐代由于大幅山水楼阁画兴起，以及团扇画、小型画的问世，出现了挂轴、册页两种装裱方式。宋代是装裱集大成时期，出现了影响整个亚洲的装裱形式“宣和裱”。明清时期，装裱更加完善，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是历史上第一本系统、详细总结书画装裱技术的著作。这时期装裱工艺在民间普及，形成了“苏裱”“京裱”等各地不同的装裱工艺风格。国外对中国装裱技艺也有吸收和借鉴，唐代中国书画装裱技术就传入日本，形成了日本特色，如大和裱、文人裱与日本茶室建筑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文章题目：
中国国家画院 书法篆刻专业委员会特聘研究员 陆宗润中国艺术研究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在读博士 胡晶(五代) 卫贤 (传) 闸口盘车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53.2厘米 横119.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金城曾云：“余致力艺术三十余年，自谓于花鸟一门少有心得，山水次之，人物又次之。”言辞中可见其谦逊品格。统观金城的艺术成就，堪称诗、书、画、印、论“五绝”，但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博物馆建设和书画结社等社会活动中，又容易掩盖其艺术成就。正如他的学生胡佩衡所概括：“云烟落纸洵堪矜，继绝存亡愧未能。举世千金享敝帚，谁将规范作传灯。结社原为事业群，切靡遗志共师君。岂如健者争锋垒，亦把河山两戒分。”谈论金城，他为传统书画所做的贡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他的艺术有一种中正平和的儒雅气息，在风格上兼容并包。他摹古甚多，功力深厚，但师古不泥，认为“成规熟谙，智巧自生”。他也重视写生和创作，他的花鸟作品既有宋画传统中的工致，又有明代林良、吕纪兼工带写的特色，是汲古出新、隽逸不凡的代表。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林夏瀚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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