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婧｜现代与古典艺术中的“公众的困境”——施坦伯格和他的艺术研究视野（上）

本文原刊于《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四辑

现代与古典艺术中的“公众的困境”——施坦伯格和他的艺术研究视野

吴雪婧

摘要：艺术常常带给“公众”以理解上的“困境”，但这种“困境”却为艺术研究者创造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毕加索笔下“善变的裸女”和文艺复兴艺术中失实的“三面面容”之神形象在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 1920--2011）的研究中，都有着严肃明确的艺术形式动因和文化原因。

关键词：视觉文化；公众的困境；毕加索；施坦伯格；文艺复兴艺术

“The Plight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Art and Renaissance Art

--Steinberg and His “Border-crossing” Art Studies

Wu Xuejing

Abstract: Art often brings the "public" to the "plight" of understanding, but this "plight" has created a huge expatiating space for art researchers. In the studies of Leo Steinberg (1920--2011), a famous American art historian and art critic, the original artistic form causes and cultural reasons of Picasso's "mercurial naked woman" and the distortion God with" vultus trifrons " in Renaissance art are serious and clear.

Key words: visual art; the plight of the public; Picasso; Steinberg; Renaissance art 

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日益多元，视觉文化的兴起让大量艺术史以外的各种理论渗透进艺术史领域。欧美的视觉文化研究由于借鉴了哲学、符号学、社会思想及文学批评理论等大量成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其研究也因此逐渐呈现为两种面貌，一种是表现为受理论先行、政治正确等局限的艺术研究，艺术的审美特性与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范式相抵牾，艺术的丰富内涵常常呈现出一种平面化和简单化的趋势，沦为理论研究的附属品。另一种则是表现为结合了其他学科理论研究的艺术研究，它将经验传统与阐释学科相结合，明晰系统地解释艺术感性的特质，提炼真正的艺术史问题，放大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从而进行特立独行的原创性艺术史研究，这其中，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者列奥·施坦伯格[1]便是一位备受推崇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坦率、真挚态度严肃对待古、今艺术，以渊博的学识洞见幽微辽阔的画中世界，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断建构艺术背后的文化世界。直至今日，他高超的艺术感受力，“争议性”的艺术立场以及卓越的研究方法仍是无可匹敌的。

不论是作为艺术批评家还是艺术史学者，施坦伯格都是以悖逆主流的“反叛者”姿态撰写自己的思考。在当代艺术批评领域，施坦伯格是勇于打破形式主义分析垄断的先驱之一；在艺术史研究中，他又向拘泥于文本文献而忽略图像的“唯文本主义”发起挑战；不论在哪一个领域，施坦伯格的研究与写作都透露着一种鲜明且深刻的自省与自觉。

本篇论文将以施坦伯格在艺术史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两部集大成之作——《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及现代健忘中的基督性征》（以下简称《基督的性征》）为例，分析施坦伯格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时，他所关注的艺术史问题、他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以及在艺术研究过程中，施坦伯格所秉持的态度与立场。

一、广阔的艺术研究视野

艺术研究领域的广阔是施坦伯格的重要标签。在施坦伯格活跃的那一代艺术史家中，多领域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多见于以“套用理论构建理论”，“崇古贬今”的视角面对两端的艺术，比如注重艺术史中心理学维度的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在经过《艺术与错觉》、《秩序感》、《象征的图像》、《文艺复兴》等一系列对不同艺术门类，不同时期艺术作品的研究后，他以“原始性趣味”定义现代艺术的“倒退”现象。不过施坦伯格的艺术研究并不是建立以批评、崇贬为目的的艺术价值判断坐标系，而是以真诚的态度与目光，公平的审视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毕加索甚至是他们作品的复制品图像，他从不放弃自身的审美判断，以严肃、公正的研究态度去回应其中存在的艺术史问题。

除研究领域的广阔外，施坦伯格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他不是一位以建构理论框架见长的学者。他曾说过：“我此生的缺憾，或许就在于我不愿固守在那些宏大的理论教条里。在我的错误观念里，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总会败给事实结果。”[2]“反理论”的研究态度也使得他更多地关注艺术的多义性，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系以及艺术背后的精神和道德判断立场。这或许也是他可以以严肃公正的态度面对古今艺术现象的原因之一。

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2011）,

美国著名艺术史专家、艺术批评家

然而施坦伯格的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写作并不能用“反理论”一言以蔽之，他以两种方式，公平严肃地关照不同的两个时期——文艺复兴和现代——的艺术作品和现象，反思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观念下的艺术呈现与艺术接受问题。广阔视野下艺术研究并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彼此孤立，而是一以贯之又互相滋养的。施坦伯格反对用某一美学标准将“古典”与“现代”艺术对立，主张一切“准则”都有其时效性，而“准则”的更迭变迁正是构成艺术史脉络的重要部分。他公允研究态度以及注重让他直面艺术带来的谜团与理解性困难。

二、当“公众”遭遇“困境”

1962年，施坦伯格曾在《当代艺术及其公众的困扰》一文中，以现代画家保罗·西涅克（Paul Signac）对马蒂斯艺术不不理解，马蒂斯对毕加索艺术的不认可，毕加索又愤怒于杰克逊·波洛克的艺术来描述现代艺术史中的伟大突破的艺术变革所带来的当下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人们遭遇到一种不熟悉的新艺术风格时会感到的不适，施坦伯格十分精准的将之描述为：“有一种失落、突遭放逐、被故意拒绝的感觉，”“人们长期积累的文化或经验被彻底无望地贬低了，使人暴露在精神的赤贫之中”[3]这便是艺术接受中的“困境”。它不仅存在于对现代艺术的接受中，也同样存在于对古典艺术的理解里。

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社会里，众多新兴艺术观念的兴起，大量新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得艺术家以及观众面对纷繁的、颠覆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品时，时常会陷入困惑、迷茫、沮丧和愤怒的困境之中。这种现代艺术中的“困境”是来自于“公众”。施坦伯格在《当代艺术及其公众的困扰》中，对“公众”的一个功能性概念做了解释——指人们在一种既定经验的强迫下被迫进入的角色，艺术家（如前述的西涅克、马蒂斯）也可能成为公众。[4]因为当艺术家囿于自己的既定经验而不能接受其他新颖而又原创的艺术时，他在那一刻也成为了一般的“公众”。在《另类准则》中，施坦伯格坦然直面现代艺术中的困境，他鼓励“公众”学会放弃原有的视觉习惯和已有的价值判断体系，去接受那些崭新的视觉经验，并建立新的艺术阐释。施坦伯格严肃公正的洞察和理解现代艺术，并为之提供辩护。在分析现代艺术作品时，他也同样借用了美术史研究的部分方法，即注重作品的意图，包容多元的可能性，公允地对待当代艺术所呈现出的“困境”。

《另类准则》，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初版，

2013年收入“凤凰文库”再版

“公众的困境”问题同样存在于对文艺复兴艺术的观感和理解中，为了“减弱”这种“困境”，艺术复制品、衍生品甚至做出了对图像涂改、“阉割”的行为。但是两种“困境”的不同在于，现代艺术社会中的“困境”是源于视觉观察、视觉传达方法、价值等的更迭而引发的艺术观念的不稳定和艺术家因此产生的焦虑感。施坦伯格描述道：“毕加索曾经说过，对我们来说，塞尚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比他的画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焦虑。在我看来，将这种焦虑转嫁给观众，是现代艺术的一种功能，因此观众与作品的遭遇——至少当作品还很新颖时——成了一种真正的存在的困境……换言之，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厄运，正是原创的当代艺术的本质所在。”[5]原创性的现代艺术，它之所以不被理解就是在于它自身的原创性和所突破了的常规，而如何突破和如何理解突破便成为艺术家和观众所面临的焦虑，施坦伯格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观众和艺术家一样，应该为身处这样的真实困境而感到骄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当新达达或波普艺术遭受形式主义批评时，施坦伯格摈弃传统艺术下的趣味与信念标准，对新艺术予以客观的正视和同情理解，悬置对新艺术的价值判断。

三、毕加索的“阿尔戈斯式”视觉

在《另类准则》一书中的《阿尔及利亚女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毕加索》一文里，施坦伯格分析了毕加索的15幅不同版本的《阿尔及利亚女人》系列变体画，对其中8幅油画做了详尽的形式与图像志分析。《阿尔及利亚女人》原是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名作，有两个版本，一个创作于1834年，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另一个创作于1849年，现藏于蒙彼利埃法布尔博物馆。[6]这两幅作品带有德拉克罗瓦典型的东方异国情调。画中都描绘着三位安静坐着的阿尔及利亚宫女，画面左侧的女子斜椅着华丽的靠枕，中间两位席地而坐，画面右侧有一位站着的黑人女佣，她似乎刚刚从一旁走到这里，扭转着身子，张开双臂，正将帷帘拉开，这位不起眼的女佣成为画中唯一具有动感的人物。毕加索对这幅作品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在对这幅作品的摹写中，对画中的四位女性和画面的空间坐着大胆的变形。在施坦伯格通过对毕加索画中“斜躺着的人物”的分析，他建立了毕加索追求全方位再现人体这一主题。

在施坦伯格的论述里，毕加索的数幅变体画里不停变换、扭曲的女性形象绝不是一般艺术评论中所描述的，这是一个“欧洲白种男人”对女人的色情凝视，它也不是立体派表现手法的花招，而是毕加索对艺术表现的“共时性”观念的实验性探索。“在立体主义阶段，毕加索某些最为内在的痴迷……就有对于阿尔戈斯这位窥视之王【Argus-voyeur】的狂想，据传这位独眼巨人能从一百个角度观看事物。”[7]

毕加索终其一生都在为了实现这种能够一百个角度观看事物的视觉呈现而努力，施坦伯格将他的这种冲动追溯到远在立体主义之前的1905年的大量素描手稿，在这些手稿中，毕加索用多角度的女性裸体探索人体的全方位表达。女性的姿态和在画面的位置不停地变换，有时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一位女性的正面面孔、侧面面孔、侧面的胸部、正面的腹部以及不同视角下的臀部和腿。具象的元素慢慢剥离，只剩下高度抽象化的人体。在这些抽象难懂的人体背后，毕加索始终试图在画面中全方位展现人体以及使人体变得和谐。在视觉图像的含混（多义性）是无法看见的前提下[8]，施坦伯格认为毕加索显然是在挑战心理学认知理论，他想让图像的含混（多义性）同时得到表达和呈现。毕加索的这一艺术追求也表明，在立体主义之后，他的创造力并没有衰颓，而是将全方位的视觉观看和融贯整合的视觉表达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施坦伯格总结道：“纵贯毕加索作品的，是对两者的坚持——既对作为一个自然的人的视觉的坚持，又对作为一个魔术师的视觉的坚持。”[9]

在大篇幅的论述后，施坦伯格还将毕加索的这种想要全方位再现人体的痴迷追溯到欧洲艺术史的传统。在《另类准则》中，施坦伯格并没有全然摒弃狭义的关注绘画形式要素的形式主义理论，而是借由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全面分析现代艺术的视觉构成，借以继续处理艺术作品中的主题和表现性内容。形式主义方法的价值不再只局限于形式组成的单个因素上，而是成为探究艺术家创作意图、文化背景和艺术作品内容的线索。形式分析帮助施坦伯格建立了纯形式层面和广义图像志层面的认知，再将其融入对艺术作品的图像学的主题分析中，让惯常应用于古典艺术分析领域的图像学方法，在现代艺术领域展露出不一样的潜力。

（未完待续）

注释：

[1]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2011】，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他的研究领域跨越文艺复兴、巴洛克艺术研究与20世纪后的当代艺术批评领域，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及现代健忘中的基督性征》、《米开朗基罗最后的绘画》、《遭遇劳申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等著作，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伯格一道被尊称为美国“文化三伯格（三座大山）”。

[2]Leo Steinberg, Gestural Trace, interviewed by Richard Candida Smith,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org/details/gesturaltraceleo00stei/page/n241.

[3]列奥·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曙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4月，第23-24页。

[4]张晓剑，“理解当代艺术的艺术：施坦伯格和他的《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美术研究》，2013年3月。

[5]列奥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曙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4月，第33页。

[6]沈语冰，《图像与意义》，商务出版社，2017年9月，第156页。

[7]列奥·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曙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4月，第189页。

[8]沈语冰，《图像与意义》，商务出版社，2017年9月，第163页。

[9]列奥·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曙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4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