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 访谈 | 存在的惊奇——蒋建军访谈

——蒋建军访谈

王新友 × 蒋建军

王新友（以下简称W）：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生活在重庆，谈谈这些年你在川美的创作状态吧。

蒋建军（以下简称J）：02年在川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以棉线为主要材料的相对抽象的作品，一直到09年吧，我越来越觉得抽象这个命题本身没意思了，因为我看到了抽象形式背后的虚空，在对绝对形式的追求中并没有产生一种绝对精神，它很快就成了形式游戏，这种游戏很难有突破，即使有突破，形式本身的意义也不大。于是我就放弃了抽象，开始画有具体形象的画，我想更加联系现实和社会生活，觉得这里面更有绘画的可能性。然后在教学之余，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画、在想、在看书和学习，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否定。让可能性变成现实很难，绘画的修炼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一头扎进去十几年就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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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这次你展览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不管是从画面内容还是色调、包括笔法上，似乎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看起来很轻松但其实又很凝重。从绘画的技巧上来看，显得十分克制而又恰到好处，主题上也让我们看到一些来自日常但又不那么寻常的事物。其实有时候我们谈绘画性、绘画方法，常常指的是画面笔触的痕迹如何流动，在大家都很强调画面制作的今天，你的画面完全去除了笔触带给人们的愉悦性，呈现出朴素含蓄而又耐人寻味的绘画方法。

J：这么多年来，我尝试过很多画面效果，包括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在不同的表现方法之间反复摸索和尝试。画什么？怎么画？为什么画？选择什么主题内容，它们怎么进入画面？什么形象值得画适合画？适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画？它们之间合适的度在哪里？你希望画面达到或者呈现怎样的面貌、效果，这样的效果、面貌独立不独立？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是我一直不断琢磨和尝试的东西。一直走到最近几年我才觉得自己想要的好像找到了，以前一直是不断地否定和推翻，一开始是在纸上，后来又转到布面上，可能画了有上千张作品，最近好像可以逐渐肯定一些什么了。关于画面气质的这个问题，我目前很认同鲁迅关于写作的说法：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我不喜欢玩弄形式和效果的作品，更不喜欢张牙舞爪矫揉造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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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你对画面内容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出发点吗？我看到很多关于身体局部、生活物品和场景的描绘，它们都来自人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却又让人觉得那么陌生和抽离，然而它们之间看起来又都是毫无关联的。

J：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都是生活中普通的人和物，我希望它们不只是日常的，还能从日常中显出惊奇，它们虽然不起眼不引人注意，但一旦你从混乱的生活现实中发现它，注意到它并把它从具体的语境当中抽离出来，却能揭示出某种存在的惊奇。它们互相关联，或者通过搭建某种关联来扩展它们彼此之间的信息，建立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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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你的很多作品构图都剪切掉了事物本身的原貌，只露出一个边角，这让我想到了德加画的舞女，当然今天已经不是摄影术改变画家视角的时代了，那么这种有意为之的构图方式是怎么得来的呢？

J：我想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否则会分散注意力，视角的选择对惊奇很有帮助。

W：你说的这种惊奇意味着什么，是视觉上出人意料的图像，还是突破日常观看心理的一种表达？

J：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意会但又难以言传的，它既是平常的，又显露出些许不平常，我希望我的画面能表达日常的奇迹这种意味吧，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希望通过我的画面让平常成为奇迹。它肯定包含一些描绘出人意料的图像或者超出日常观看这样的考虑，但又不止于此，出发点不是追求图像的怪异，更不是为了奇怪而奇怪，不是为了制造怪异的图像本身那么简单。

W：你画面的色调都是低饱和度的，选择一种单纯的土黄色、绿色或者红色是基于什么考虑？

J：简洁、单纯、含蓄正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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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的绘画选择的都是一些和当下流行时髦背道而驰的东西，两根大葱，一只手，沙发一角，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内容上，似乎都和整个时代和艺术圈正在发生的东西格格不入，而且一画就是好多年。

J：其实我想通过绘画建立一个我自己的系统，有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这应该是每个画家都有的野心或者梦想。就这些作品来说，我想表现对生活、对人存在的一些感慨吧，这其中有尊重有敬畏，也有无奈和叹息。我的画面可能显得很温暖也可能很冷清，我很高兴画面能给人带来这种模糊暧昧和复杂的感受，我希望我描绘的对象是具体而特殊的，同时又能通过画面给人传递这种普遍的情绪和感受。

W：今天很多艺术家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社会现实发生联系，然而怎样的社会性是有价值的，你对社会性的理解是怎样的？

J：艺术的现实性应该有两个层面，首先作品本身就是现实的，抽象的作品也具有现实性，另一个层面是作品具体内容的现实性，通过题材产生社会性的联系。前面已经说到，我认为不同的艺术媒介有它自身特点，艺术跟政治不一样，政治跟哲学又不一样，绘画跟文学不一样，文学跟影视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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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其实从你的作品中看不到具体的社会叙事，也不指向任何明确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们看起来又是非常现实的。

J：艺术肯定跟社会有关，跟政治有关，跟哲学有关，但它首先得是艺术，直接的行动是政治不是艺术，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艺术受制于现实，边界模糊，但仍然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本体，大概就是蒯因说的所谓的本体论承诺，它在决定这是艺术，不是其它什么。我认为艺术的社会性影响是间接的，它通过影响人的情绪、情感、审美等心理精神方面产生社会性，我对作品内容社会性的考虑是我希望选择的对象，比如人或者物，它们应该具有一种伦理上的动人之处，而不是现实事件性的、政治性的。绘画的特点可能在于以视觉吸引人，以情绪打动人。当然审美问题也很重要，这里的审美不止是美学问题，更是审美伦理、文化政治问题，这是另一个话题。

W：你的创作没有选择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进入现实，而是呈现出了你理解的绘画和现实的关系。

J：我希望我的绘画有现实性的主题，但什么主题适合用绘画的方式来表达是我考虑很多的问题，否则就没有绘画的必要，既要考虑主题的社会性，也要考虑绘画本身的可能性。我认为对社会现实直接性的介入，可能是有意义的行动，但未必是好的艺术。有些东西不能画，有些不适合画，要找到合适绘画的角度和切入点。

W：你似乎特别关注人本身，也很喜欢画肖像，但是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造像，你的作品题材中好像一部分是来自于你的朋友，孩子或者老人等，你对人或者说肉身的关注超乎寻常。

J：我的画面中不想要过于强的现实性，也不要有清晰的叙事性的情节和主题，我想要主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含混暧昧的感觉，它们是瞬间、片段性的，虽然我的选择是非常具体的，当然这种具体性也是相对的。比如在选择人物形象的时候，我就不想要有具体社会身份的人，他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人，不要是工人农民或者警察军人这种明确的可以辨别的社会身份，因为这会把问题引向别的地方，当然我也不能画一种完全抽象的人。人们常说风格即人，波德莱尔说，主题的选择即人。这说得太好了，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你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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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在你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人物肖像，比如这次展出的两张背影，看起来他们似乎来自底层最普通的人群，看起来呆呆的，显得很笨拙粗鲁，但又传递出一种无言的力量和情绪，好像选择这些人和你的出身背景有关系吧。

J：有关也无关，我确实来自底层也活在底层，平常的普通人是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也会生老病死，我们活得卑微艰难并且无奈无望。

W：你作品中的这些形象让我想到了中国最早期的乡土绘画，包括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些艺术家以乡村经验为依托，创作的那些对农民形象进行变异和表现乡土生活的题材，但是在你的作品中，似乎刻意淡化这一属性却又选择了这样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

J：这也是我关于作品艺术价值的猜测和选择，当然我想跟他们不一样，区别于他们，希望我的画能跟他们一样好，或比他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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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那你认为具象绘画在今天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尝试，还是一种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

J：没有确定性，不管是具象绘画还是其它艺术形式，都是对今天以及未来价值判断的猜测性的参与。

W：谈谈你如何判断个体位置和时代的关系。

J：作为时代中的个体，我们是观察者、学习者、参与者。我经常从其他画家身上学习，都能让我学到东西，赞同或者否定，借鉴或者回避。作为画家或者观众，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做出判断和猜测，去参与这个时代的价值竞争和选择，这也是作为艺术家最难的工作，像我这样几十年天天想天天看，都不敢说自己有多了解艺术，不敢轻易对什么是今天的好艺术，什么会成为明天的好艺术下判断，但是作为创作者你必须得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并为之实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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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我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然也不足以推动一个人经年累月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方向，哪怕它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

J：首先要承认，在什么都行的今天，要做出判断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在这种相对性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把它绝对化，任何方向只要做好都有意义，当然一开始并没有方向，方向也是在过程中慢慢形成和确立的。足够强大的个体当然可以改变主流看法，现当代艺术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从艺术的历史来看，历史的选择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总是能出乎意料，或者说总是出乎意料的艺术家才能成为好艺术家。当然，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想做到出乎人们的意料很难。

艺术的价值判断本来就受制于社会的其他因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选择，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是价值的判断也是权力的斗争。当然有一些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超越时代局限的，这也是我希望做到的。

1974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992-1995年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2001-2004 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工作生活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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