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dex}}/{{bigImglist.length}}
{{memberInfo.real_name}}
{{commentname}}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ASE基金会正在呈现展览“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展期为2025年4月24日至10月10日。让我们跟随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的文字,了解这场关于艺术书籍的展览。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展览现场



情境策展:

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文/ 比利安娜·思瑞克


针对以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大约始于2010年左右,其出发点是基于对挑战传统展览形式的艺术实践的兴趣。对于提出下列问题的各种实践,我深受吸引:除了展览,我们能否创造其他场域来分享思考与实践?那会是怎样的场域?我最早建立对话的艺术家包括“新刻度小组”的王鲁炎和张培力等。与艺术家的对话为此次展览的构思与策划播下了种子。


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持续营造并滋养空间,实现不受限制、自由地分享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和策略实现聚集、学习、阅读、交流,并让多元性共存——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从历史作品中我们看到,艺术家书籍是一种连接、分享和传播思想的方式。事实上,疫情后许多艺术家重新投向这一媒介。本次展览及相关思考揭示了其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幸存的喜悦,以及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实践中所承载和流露的积极与欢欣。


试图质疑并挑战展览这一形式的种种艺术实践,常以书籍为媒介来主动重构展览惯例。这种内在的逃离冲动,既源于本土艺术生产和传播所面临的问题,也呼应了当时倡导多元参与方式的语境。这些实践一方面与包括艺术机构体系在内的官方体系建立积极联系,同时也质疑其价值观以及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成为某种来自艺术内部的批判形式。


这些“公开化”的举动向以“物性”(objecthood)作为展览核心的惯例和价值观提出质疑;这些艺术家的行动与日常交融,从而改变对“物性”的理解,进一步挑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同时,所谓艺术原作的重要性也必须重新审视。



/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读书》杂志


我的研究以1980年代为起点,彼时,随着《读书》创刊并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这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开启了80年代西方思潮译介和出版热潮,影响了许多艺术家的思考和创作。


这些不同的公开化方式有一些共性:都由艺术家自行组织;费用由艺术家承担;它们面向特定的观众,或者说,公开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它们与“物”的关系是反博物馆式的,带有行动主义色彩;摒弃了博物馆对“物性”的重视,也脱离了西方艺术史叙事中将其作为疏离存在(distanced presence)的原则。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黄永砯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黄永砯的《<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搅拌两分钟》(1987)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作品之一。黄永砯将两本艺术史专著——王伯敏所著《中国绘画史》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著《现代艺术简史》——作为创作原料(后者是当时少数被翻译成中文引进的西方现代艺术入门读物,在前卫艺术圈影响深远)。他将这两本书放入自家洗衣机洗了两分钟,然后把纸浆捞出来放在一个木箱上。彼时的中国艺术界正苦于如何调和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这件作品正是黄永砯对此作出的回应。


同一时期(1987),徐冰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天书》——作品由4000多个伪汉字组成,艺术家全部采用活字印刷手工刻制。这部让人无法读懂的“天书”挑战了何谓阅读以及书籍的权威性。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徐冰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张培力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张培力《褐皮书一号》(1988)是最早的艺术家思考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品发表条件的尝试之一。作品于1988年4月20日至6月21日完成,其内容包括明确的指令和材料(医用乳胶手套)。张培力获得了一份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名单,包括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一年级和留学生除外)。他向其中部分学生寄出一封信。邮寄对象由艺术家助手抽签选出。每位被选中的接受人都会收到张培力寄出的一封信,信中装有乳胶手套或被支解的乳胶手套和一份说明书:


1. 依照有关规则,确认你为赠品接受人

2. 其余接受人均在你周围

3. 本品与你过去之德行、过错无关

4. 不要将本品转赠他人

5. 不要查找其他接受人

6. 不要查找本品寄赠人

7. 不要查找本品寄赠人之授命人

8. 请一切照旧


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的兴趣点在于作品的接受环境和条件、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产生意义——尤其是它们与人们作为信息接受者(无论主动或被动)的日常体验之间的关系。张培力选择依托邮政系统来传播作品,以此实验是否可能通过现有的国家机器来进行艺术实践。艺术家还将解释权交给接受人:这究竟是艺术品还是恶作剧由接受人来决定。这同样是对央美及其学生的一种批判,挑战他们对在全国各地展开的新艺术实验的开放与接受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央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艺术学府之一,许多后来走上国际艺术舞台的艺术家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收到过张培力的信。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新刻度小组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在重新思考展览形式及其与艺术品关系的诸多实践中,新刻度小组所开展的堪称最为激进的尝试之一。最初,小组以“解析”为名于1988年开始共同创作,随后更名为“新刻度”。此后7年间,小组始终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团队起初成员颇多,但极为严谨的创作方式让许多人中途选择离开,最终仅剩3位成员:顾德新、陈少平、王鲁炎。该小组的基本原则包括:


· 不使用颜料

· 不使用画笔

· 仅允许以铅笔和尺为工具

· 作品必须为小幅A4尺寸(因为经过艺术家的观察,大幅作品更具视觉体验,而小幅作品则更适合阅读)

· 最为重要的是,取消一切艺术个性


在小组成立的最初几年,艺术家们逐渐制定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在创作过程中取消彼此的个性。在早期名为《解析一》的创作实验中,他们去掉自己的名字,改用A1、A2、A3代表各自的身份。起初A1、A2、A3并不相等,随后变成A1=A2=A3(成员各自以一种颜色来代表:A1黑色、A2黄色、A3红色)。他们从一张白纸上的一个点着手,根据指令轮流以45度角画4.5厘米线段。当线条超出纸面,作品即宣告完成。每一步动作都严格遵循指令,并明确地记录下来。


1990年,首批作品在王鲁炎北京的家中展示(豆嘴胡同17号),用作展厅的小房间同时也是团队的工作室。作品挂在墙上,活动带有半公开性质。三人只邀请了评论家和策展人,因为他们并无自信大众能够理解他们的创作。


在这次展示过后,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创作需要超越传统的墙上展示模式,开始重新思考作品公开化的方式。1991年,他们参加了费大为在日本福冈策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展(非常口)》(China Avant-Garde Artists: Exceptional Passage)展览,在展厅中以书籍的形式呈现作品。


这次展览让小组成员们意识到,展厅更适合视觉观赏而非阅读。而他们的创作方式需要观众去“阅读”,而非纯粹的视觉体验。因此,把书放进展厅、提供桌椅供人们阅读并不能满足他们作品的要求。展厅虽然提供了不同的作品体验,但却无法真正实现他们的期望。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认识也向他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采用“书”的形式意味着必须放弃以原创艺术品作为艺术体系中最终的呈现方式。


1995年,他们参加了西班牙圣莫尼卡艺术中心举办的群展《来自中心的国家:中国前卫艺术》(Country from the Center: China Avant-garde Art)。在这场展览中,他们放弃了展厅空间,选择在美术馆书店展示作品。根据王鲁炎的说法:“作品拒绝进入展厅空间,而是在机构的书店中展出。”这本书没有ISBN编号,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发行渠道,但它成功脱离了成为单纯展品的命运。


从1988年至1995年,新刻度小组共创作了5本书。90年代初开始,他们的作品多次出现在聚焦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国际展览中,这让他们得以尝试更多不同的“公开”方式。不过,最终新刻度小组在自己的逻辑中走向终结:


· 他们取消了艺术个性

· 他们通过书本的形式取消了艺术原作

· 他们在市场向他们敞开怀抱时取消了价值

· 1995年,古根海姆美术馆与接洽他们举办个展,在双方讨论阶段,他们决定解散小组并销毁全部作品,仅留下自己的传说



/

书籍作为联结社群和实践的方式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旅行并非易事,纸质艺术杂志和期刊成为艺术家了解国内艺术动态以及国外当代艺术发展的主要渠道。杂志中通常以黑白图片出现的作品图对于他们意义重大,结合当时少数在中国举办的西方艺术展览,它们构成了何为“标准”展览形式的重要参考。


进入90年代后,一些艺术家开始以书籍为媒介发起各种平台项目,不仅联结国内艺术社群,还介绍全球艺术语境。《黑皮书》(1994)、《灰皮书》(1995)和《白皮书》(1997)系列便是一例。


出版《黑皮书》的构想由艾未未和徐冰于1993年底共同提出,旨在“为中国现代艺术家的实验性艺术提供发表、解释、交流的机会”。


《黑皮书》(1994)包含4个部分:徐冰、艾未未与纽约艺术家谢德庆的访谈;28位艺术家的近期作品、草图、方案和新作计划;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杰夫·昆斯(Jeff Koons)等20世纪艺术家的作品图;以及艺术史与评论文章的中文译文。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上图:《野生:1997年惊蛰始》,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和《中国当代艺术家工作计划》

下图:《同意以1994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及《45度作为理由》


与此同时,艺术家耿建翌发起了两个项目,邀请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艺术家参与创作,并最终以出版物的方式呈现:《同意以1994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及《45度作为理由》(1995)


在第一个项目《同意以1994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中,许多艺术家选择在自己所在城市(上海、杭州、北京)的公共空间完成创作。项目当日,参展艺术家在各自所在地完成一件作品。展览的最大突破在于去中心化——没有实体展示空间,也没有作品汇聚一处的现场。


每位艺术家记录下自己作品的创作过程,随后集结成册。这本出版物更像是一本明信片合集,内容全部是对作品中性、客观的描述,不包含任何评论文章、策展文字或前言。内容高度统一,包括作品图像和记录、艺术家的简短自述、创作地点、部分作品的相关协议等。所有作品图片均为黑白印刷。

第二个项目《45度作为理由》沿用了这一方式。这次的出版物开面更大,但内容同样保持高度统一:没有导言文章,每位艺术家占两页篇幅,一页为完成作品的彩色照片,背面为作品黑白草图、标签和方案描述。这两部出版物中,艺术家都需向耿建翌提交清晰的草图,说明其作品在出版物中的呈现方式。印刷费用由艺术家自筹。两本出版物都采用了明信片式的装帧风格,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类似的策略也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工作计划》(1994)《野生:1997年惊蛰始》(1997)中。虽然90年代的许多出版物分享了作品的草图和概念,但最后极少有真正落地实现或出版的作品。


《同意以1994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和《45度作为理由》让人联想到1960年代纽约策展人、艺术商人赛斯·西格尔劳博(Seth Siegelaub)组织的一系列展览,如1969年举办的《一个月》(One Month)。展览邀请了31位艺术家参加,每天由一人完成一件作品,最终都收录在一本出版物中。西格尔劳博的展览组织方式挑战了当时西方艺术体系中机构作为权威的展览模式。西格尔劳博鼓吹展览不需要画廊/美术馆。


耿建翌等艺术家当时应该并不了解西格尔劳博的实践,而且两者的实践无论语境还是目的都大相径庭。西格尔劳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展览向艺术市场推广观念艺术;而耿建翌的目标则是记录不同地区艺术家的实验和想法。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艺术家鲜有机会共同参展,耿建翌通过这两场展览将不同城市的艺术家的想法和实践汇聚在一起,推进交流并彰显彼此的存在。



/

互联网与中国艺术家出版的新景观


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大部分城市开始使用互联网,随之涌现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和思想交流平台。2006年,上海艺术家徐震、黄奎、金锋共同成立Art-ba-ba,旨在打造一个自由论坛,可以即时发布评论,且论坛不会对评论进行过滤。Art-ba-ba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批判平台,成为相对于传统艺术评论权威和既有出版模式以外的一种新鲜的、极具挑战性的另类选择。时至今日,Art-ba-ba已经更多地变成了标准化的媒体平台,而非艺术家主导的革新项目。


2012年,李牧、陆平原胡昀共同发起电子杂志《PDF》,在内容和版式上都更为结构化。一年时间内,他们每月发布一期新刊,内容包括对话、文章和各类投稿。《PDF》通过艺术相关网络平台和电子邮件发行。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PDF电子期刊》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2013年,每月一期的《冯火月刊》在广州诞生,并活跃至今。这份月刊完全采用DIY式手工制作,用一台家用打印机印制完成。虽然它是少数仍坚持以最初形式存在的平台之一,但它的读者群始终局限于广州本地,未能拓展至更广泛的受众。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冯火月刊》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在中国经历高速商业化和机构化,几乎没有为艺术家书这一媒介留下探索和发展的空间。艺术家书——相较于其他作品形式更为平价、也更能体现艺术民主化——在中国高度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很难获得立足之地。作为一种媒介,书籍既未被美术馆或画廊展览所认可,也鲜少被提及。然而,仍有一小部分艺术家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坚持以书为媒介。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耿建翌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耿建翌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艺术家书籍类作品。程新皓、杨圆圆、郑国谷等艺术家在探索多元媒介的同时,也把艺术家书视为一种更从容、更慢节奏的叙事和分享研究的手段。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程新皓、杨圆圆、郑国谷、鸟头作品于展览现场


2015年创办的“ABC艺术书展”及独立出版机构“假杂志”等尽管在当代艺术体系边缘存在与运作,但对提升艺术家书的关注度、以及促进与国际出版界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ABC书展与当代艺术体系有所交集,但并未被真正接纳。


新冠疫情让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艺术家书的意义,认识到书帮助我们以欢欣之情走上疗愈和抵抗的道路。艺术家书再一次获得关注,促使我们思考:艺术家书是一种怎样的公共空间?我们如何继续积极分享我们的思考,将之传播到我们希望与之“共同面对麻烦”(按唐娜·哈拉维的话来说)的社群中。展览中刘鼎的作品就呈现了一种可能性,以艺术家书作为思考空间,反思全球政治变迁的宏大叙事,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细琐姿态,拓展公共与个人之间的空间。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刘鼎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李爽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尽管阅读习惯和社会语境不断变化,但艺术家书依然能够提供电子屏幕所无法替代的物性和触觉互动体验。另一方面,艺术家亦持续拓展对“书”的理解,探索其作为思想传播媒介的可能性。艺术家李爽运用互联网经验对小野洋子的《葡萄柚》(Grapefruit)进行重写,但仍然通过不同情境场域中的展示延续其物理痕迹,作为对具体的场所与邀约的回应。这种分享往往是局部性的,因为作品全貌几乎从未被完整展出。


这项研究和展览通过空间叙事拓展并挑战了传统意义上书籍所承载的认知维度。郑明河(Trinh T.Minh-ha)曾指出,写作、阅读、思考、想象是少数特权阶级才拥有的奢侈活动。展览通过构建和培育多元认知形式的特殊空间,使得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声音得以被倾听与认可。通过陶艾民、夏成惟、郑亦然、刘窗等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阅读不仅仅是辨识文字,更是开启理解的通道,这让我们意识到:世上存在多元的识读方式,他人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识读能力,而反之亦然。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夏成惟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陶艾民、郑亦然、刘窗作品于展览现场


正如策展人丘斯·马丁内兹(Chus Martinez)所言,世界显然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工作的意义正持续遭受挑战。思考并实践如何构建跨国联盟、分享思考、讲述故事、通过共享的姿势创造抵抗的方式,这是我们的未来。而艺术家书是其中重要的载体,维系联结、制造缠绕,在陪伴我们共同前行的过程中实践疗愈和关照。



/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钱喂康作品于展览现场,ASE基金会


展览的物理体验始于钱喂康的一件从未展出过的作品。在作品《无题》(1989)中,钱喂康把红药水涂在《圣经》各页上。每次一页,涂红药水之后,要等纸张干透之后,才可以涂另一页。整个过程做了两年多。艺术家用药店买来的医用棉签涂抹,和医生护士用红药水涂伤口,一模一样。


展览借用钱喂康作品所蕴含的缓慢与专注向观众发出邀请:放慢节奏,去阅读,去疗愈。共同阅读就是共同思考。这是一种关照。当我们把这些挣扎带入展厅空间,让它们得以发声,让它们变得公开且公共,而公开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产模式1。 这些阅读中的邂逅与碰撞营造出团结的空间,让我们通过他者的生命分享自身的创伤。


观展过程中,不妨放声朗读或吟唱。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李牧作品于展览现场


展览在李牧的《蓝色图书》项目(2008)中落下帷幕。该项目在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是证大现代美术馆发起的《介入366》项目的一部分,旨在让艺术突破美术馆的白墙。这或许也是《介入366》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李牧为未成年犯人打造了一个永久性的艺术书籍图书馆,通过一年内举办6场工作坊活动进一步激活图书馆的能量。展览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项目过程中的努力与挣扎,同时也见证了通过艺术进行疗愈的信念。



/

关于情境策展


借这次展览的机会,我希望阐述我称之为“情境策展(situating the curatorial)的实践方式。这一表述受到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著名的“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理论的启发2。而“策展”一词则借用了策展人玛利亚·林德(Maria Lind)的定义:策展是一种通过物理空间的邂逅,将物、人、历史、话语、过程和图像联系起来的方式。对林德而言,策展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说的“政治”是一致的:是一套扰乱既有权力关系的实践3。 


情境策展意味着被分享的内容以及分享的方式始终保持动态,始终能够与其所处的地方、时间、气候和周围社群的需求产生共鸣。由此,如果未来再举办一次《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展览,势必要发展出新的流程以回应当时的具体情境。


哈拉维提出的伦理准则十分简明:唯有局部性的视角才能确保客观视界4。所有关于客观性的西方文化叙事都是关于心灵与身体、距离与责任之间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寓言。女性主义的客观性关注特定的地方和情景化的知识,而不是超验性或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模式。围绕本次展览与研究的情境策展遵循这一女性主义原则:专注于特定的地方,通过情景化和局部性的知识开展工作。


这不是一场面面俱到的展览和研究,而是立足具体情境的回应,并向观众发出邀约,共同思考下列问题:我们能否重新定义展览的目的?我们能否将展览转化为学习的契机,让我们为当下面临的问题找到长期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是否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不是展示时刻呢?我们能够建立哪些新的连接与同盟,为我们所熟悉的艺术世界赋能5


通过情境策展,我们同样要看到:策展立场本身意味着某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应通过团结来维系关联网络,并允许差异的共存。我们并不平等,而假装平等实则是对责任和批判的否认6。情境策展承担着一种伦理责任:关于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建立联系。这是一场持续的自我认知过程: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始终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中。



1 女性主义阅读小组,《孤掌难鸣:论友谊和女性主义组织》,2021年8月1日《Organising: See U Th3re》,汉堡美术学院播客,音频时长:30:26, 收听链接:https://soundcloud.com/user-871195834/4-organising-see-u-th3re.

2 哈拉维,《情景化知识》,第581页

3 玛利亚·林德,《活跃的文化——论策展》,刊载于《Art Forum》第48期第2册(2009),第103页

4 哈拉维,《情景化知识》,第583页

马丁内兹,《当毛毛虫以为世界终结时》

6 哈拉维,《情景化知识》,第584页




/


以下为策展人文章英文原文:


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

Drafted by Biljana Ciric



Research into the medium of books within artistic practices in China started around a decade ago, in the mid-2000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was an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about artistic practices that challenged exhibiting rituals. I was drawn to practices that ask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esides exhibitions, are there other places we can create to share our own thoughts and practice? What kind of place is that? Some of the artists I had early conversations with included Wang Luyan from the New Measurements Group and Zhang Peili. These conversations with artists planted seeds for this exhibition's conceptualization.


What kind of public space can we continue to nurture in order to share our ideas without limitation and fear is a question that lingers within all of us. What are the ways and strategies of coming together, learning, reading, sharing, and allowing space for multiplicity to co-exist—this is our challeng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historical works is that artists' books were a way to connect, share, and distribute ideas. The fact is that after the COVID experience, many artists turned to this medium. This exhibition and the thinking around it give an intimate insight into the struggle, but also the pleasure of survival, with the joy that thes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practices carry within.


The artistic practices that questioned exhibition as a format often used books as a medium and as a way to actively reconfigure exhibiting rituals. This underlying urge to escape can be located in the problematics around local art produc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discourse at the time, which proposed different ways for engagement. Together, they are an attempt to create an 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ffic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art institutions, while also questioning its values and the very understanding of art—its protocols as a form of critique from within.


These very gestures of “going public” questioned the rituals and values around the idea of objecthood itself as core to exhibiting, wherein these artists’ actions merged with the everyday and thus shifted the notion of objecthood, problematizing the perception of art. Furtherm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original work of art also required re-examination.


The research starts by looking at the period from the 1980s, having the important symbolic point of Cultural Fever, with the beginning of DuShu publishing and its leading article “No Forbidden Zone in Reading.” This moment greatly influen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period of translating Western thought, alongside a publishing fever during the 1980s that influenced many artists and their ways of thinking and going public.


These moments that describe different ways of going public have a number of things in common: they were all organized by artists themselves; their economy and the way of making them happen were costs borne by the artists; they attempted to address a specific audience, or the gesture of going public had a targeted group;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materiality of the object was counter-museological, colored with an activist nature; and moved away from the value placed on objecthood by museums and its distanced presence as a principle of the Western art historical narrative.


Some of the most notable works of that time were Huang Yongping’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Art Washed in the Washing Machine for Two Minutes (1987). Huang Yongping used two art history books—Wang Bomin’s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Herbert Read’s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Painting—as the raw material for this work (the latter being one of the few introductory modern Western art books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one that at the time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in avant-garde art circles). He put the two books through a two-minute wash cycle in his washing machine at home and afterward placed the pulplike remains atop a wooden box. At the time, the artistic community in China was grappling with how to reconcil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modernity; this work was Huang’s answer.


In the same period, Xu Bing (1988) created his seminal work The Book from the Sky (1987)—4,000 pseudo-Chinese characters, made by moveable type printing blocks hand-carved by the artist, that are impossible to read, challeng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ading and the power of books.


The Brown Cover Document No. 1 (褐皮书一号) (1988) by Zhang Peili is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by an artist to consider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of artworks and the conditions around an artwork going public. The work was completed between April 20 and June 21, 1988, and included clear instructions and other materials (like medical gloves), alongside the procedures. Zhang Peili obtained a list of all the students a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Arts, including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except for th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and foreign students. He sent them a letter. The names of the letter receivers were selected through a lottery process conducted by his assistant. Each selected nam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Zhang Peili containing a piece of the glove, or a whole glove, and a letter that stated:


1.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you have been determined to be a gift receiver.

2.Other gift receivers are all around you.

3.This gif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good and bad of your past.

4.Do not transfer this gift to another person.

5.Do not seek other receivers of this gift.

6.Do not look for the gift sender.

7.Do not look for the one who was entrusted to send you the gift. 

8.Carry on as before.


In this case, the artist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environment and setting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artwork and how this produces meaning—in particular, its relation to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being a receptor of information, willingly or not. He selected the postal system to distribute the work as a trial to see if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work through the existing state apparatus. The artist also gave power to the letter receiver to develop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letter, whether it was art or just a simple prank. This again was part of a critique of the Central Art Academy and its students, challenging their openness to the new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that wa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 country.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Central Art Academy at that time was one of the main institutions of art education; many artists who went on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 careers in the 1990s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and many of them received Zhang Peili’s letter.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gestures toward reconsidering the format of an exhibi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 work of art came from the New Measurements Group, established in 1988 and active for seven years. The group initially worked under the name 解析 (Measurement Group) in 1988 and later changed the name to 新刻度 (New Measurements Group). Although the collective had many members at the beginning, toward the end, due to the rigorous method by which they produced work, only three members remained: Gu Dexin, Chen Shaoping, and Wang Luyan. Thei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ere:


·No paint

·No use of the paintbrush in any way

·The only tools allowed were pencils and rulers

·The work must be small, A4-sized (this was the result of the artists’ observation that big works are about visual experience while small-scale works provide more of a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abolishment of any artistic personality.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collective, the artists worked toward developing clear instructions to abolish each other’s personality in the making process. In one of the first experiments, called 解析一, they removed their own names and instead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A1, A2, and A3. Initially claiming that A1, A2, and A3 were not the same, they later determined that A1=A2=A3 (each member was represented by a color in the process: A1—black, A2—yellow, A3—red). They started from a single point on a sheet of paper with the instruction that each produce a 4.5-centimeter line at a 45-degree angle, one by one. When the line left the paper, the work was considered finished. Each movement was clearly documented based on the instructions.


The first series of works was exhibited in 1990 in Wang Luyan’s apartment in Beijing (Dong Wang Dou Zui Hutong number 17). This took place in a small room that was also the Group’s working studio. Works were hung on the wall and it was a semi-public event. The three of them invited only critics and curators, as they were not confident that the rest of the public would understand the work.


After this first exhibition, the members realized that their work needed to go beyond the exhibition walls, and it was necessary that they rethink their method for going public. In 1991 they participated in a group exhibition in Fukuoka, curated by Fei Dawei, titled China Avant-Garde Artists: Exceptional Passage, and presented their work in a book format in the gallery space.


After this exhibition experience,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realized that the gallery space was not an appropriate setting for reading, but rather a space that enabled visual appreciation. Their approach required reading rather than a purely visual experience. Therefore, placing the book in the exhibition space and providing tables and chairs for people to read did not satisfy the demands of their work. The gallery space offered a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their work, but it fell short of what they needed. This realization becam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them. Utilizing the book format also necessitated the abolition of the original artwork as a form of final presentation within the art system.


In 1995, in Spain at the Santa Monica Art Center,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exhibitionCountry from the Center: China Avant-garde Art, where they managed to abandon the gallery space and instead exhibited their work in the museum’s bookshop. As Wang Luyan put it, “the work refused to enter the gallery space and was shown in the institution’s bookstore.” The book didn’t have an ISBN number, nor did it have any official distribution channel, yet it escaped becoming a mere object in the gallery.


From 1988 until 1995, the New Measurements Group produced five books. Starting in the early 1990s, they were included in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broad that focused on China’s avant-garde movement. These opportunities allowed them to experiment with alternative ways of going public. Eventually, though, the New Measurements Group came to an e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ogic:


·They abolished artistic individuality.

·They abolished the original work of art through the use of the book format.

·They abolished value when the market tried to embrace them.


In 1995, when the Guggenheim approached them for a solo exhibition and they were in the midst of discussions, they decided to disband and destroyed all their works, leaving only the story behind to relay to us.


Books as a Way of Connecting Communities and PracticesDuring the 1980s in China, travel was not very affordable, and printed art magazines and journal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informing artists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art discourse abroad. The huge significance of the usually black-and-white reproductions in these magazines served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how “proper” exhibitions should look, based on a few early exhibitions of Western art presented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1990s, a number of artists initiated platforms in the format of books that not only connected communities within the country but also introduced global art contexts. One such example was the seriesBlack Cover Books (1994), Grey Cover Books (1995), and White Cover Books (1997).


The idea for the firstBlack Cover Book was developed by Ai Weiwei and Xu Bing in late 1993. The aim of the publication w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artists to publish, explain, and exchange their experimental art.”


The Black Cover Book (1994) consisted of four sections: an interview between Xu Bing, Ai Weiwei, and New York–based artist Tehching Hsieh; a section featuring photographs of recent work and sketches, statements, and plans for new pieces by twenty-eight artists; reproduc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works by Marcel Duchamp and Jeff Koons, among others; and translations of existing art-historical and critical texts.


At the same time, artist Geng Jianyi initiated two projects inviting artists from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to participate, create work, and later produce a publication together:Agreed to the Date 26th November 1994 as a Reason and 45 Degree as a Reason (1995).


For the first project, Agreed to the Date 26 Nov. 1994 as a Reason, many artists chose to complete their artworks in public spaces in the cities where they lived—Shanghai, Hangzhou, and Beijing. On the day of the project, each artist completed an artwork at their respective loc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of this exhibition was its decentralization: it did not have a real physical space for the exhibition, and there was no single site where all the artworks were present.


Each artist documented the process of their artwork to be used later in the production of a publication. The publication took the form of a book of postcards, with the content consisting entirely of neutral, objec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artworks, without any critical essays, curatorial notes, or forewords. The content was unified, including pictures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artworks, basic artist statements,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works took place, agreements related to some of the artworks, and other such materials. All photographs of the artworks were in black and white.


The project 45 Degree as a Reason followed the same method. The publication was slightly larger but also unified in terms of content, with no introductory essay. Each artist was given two pages of content: one page for a color photograph of the completed work and the other for black-and-white sketches, tags, and case descriptions. For both publications, the artists provided clear sketches to Geng Jianyi to guide how the artworks sh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publication. The artists also funded the printing themselves. Because both publications used a postcard format, there was no beginning or end.


Similar strategies were used in projects such as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Agenda (1994) and Wild Life (1997). While many publications from the 1990s shared only sketches and ideas for artworks, very few led to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ir presentation in publication format.


Agreed to the Date 26 Nov. 1994 as a Reason and 45 Degree as a Reason recall a series of exhibitions held in the 1960s by New York curator and agent Seth Siegelaub, such as the 1969 exhibition One Month, which invited 31 artists, each to complete an artwork on a different day to be presented in the resulting publication. Siegelaub’s organizational method challenged the dominant exhibition model in the Western art system at the time, in which institutions held primary authority. He often promoted the idea that galleries were unnecessary for exhibition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Geng Jianyi and other initiators were unaware of Siegelaub’s practice, but their projects and Siegelaub’s emerg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with different goals. To a great extent, Siegelaub used his exhibitions to promote conceptual art within the market, while Geng Jianyi’s aim was to document the experiments and ideas of artists working in different cities. His two projects attempted, under the specific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when artists had few opportunities to exhibit together—to connect ideas and practices across locations, creating a network for exchange and affirming their presence.


The Internet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Artist Publishing in ChinaInternet usage in most urban areas of China began in the late 1990s and early 2000s, leading to a proliferation of internet-based media and platforms for sharing ideas. Art-ba-ba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by a group of artists from Shanghai—Xu Zhen, Huang Kui, and Jin Feng—and was conceived as a free forum where comments were immediate and unfiltered. Art-ba-ba provided an open platform for criticism, which was a fresh and challenging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of art critics and the conventional modes of publishing at that time. Today, Art-ba-ba functions more as a standard media platform than an artist-led initiative.


In 2012, Li Mu, Lu Pingyuan, and Hu Yun launched an online journal calledPDF, which was more structured in both content and appearance. They released a new issue every month for one year, featuring conversations, texts, and various contributions. The PDF journal was distributed through art-related internet platforms and email networks.


Feng Huo Magazine from Guangzhou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and remains active, appearing on a monthly basis. It is entirely hand-produced using a DIY approach and a home printer. While it is one of the few platforms that still exists in the format in which it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t rarely reaches a wider readership beyo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Guangzhou.


Since the 2000s, the rapid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rt in China have left very little space for the artist book as a medium to be explored and nurtured. Artist books—typically more affordable than other forms of artwork and supportiv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rt—found limited traction in China’s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system. As a medium, the book was neither recognized nor addressed in exhibitions by art museums or galleries. However, a small number of artists continued to embrace it in their daily practice.


Among them was Geng Jianyi, who left behind an astonishing body of work related to artist books. Others, including Cheng Xinhao, Yang Yuanyuan, and Zheng Guogu, while exploring diverse media, valued artist books as a form of storytelling and a means of sharing research at a slower, more deliberate pace.


However, initiative of ABC art book fair that started in 2015 as well as independent publishers such as Jia Zazhi who worked and existed on margins of contemporary art system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ing interest among certain communities in paying attention to artists books and bridging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lthough ABC art book fair rubbed the shoulders with contemporary art system it wasn’t fully embraced by it.


Covid experience have led many of us to rethink importance of artists books and its pathway towards healing and resistance with joy. Artists books again gain momentum as we think what kind of public space artists book are and how we can actively continue to share ideas and disseminate them to the communities that we hope to stay with trouble together to use Donna Harraway words. Liu Ding work presented within the exhibition is one of these examples where artists book format serves as a space to contemplate and reflects on larger political changes within the world and life as a day to day gestures stretching space between public and personal.


As our reading and social habits evolve, artists’ books continue to offer us physical and tactile interactions that digital screens cannot provide. On the other hand, artist continue to expand understand of books as a format and way of disseminating its ideas. Artist Li Shuang, rewritten Grapefruit by Yoko Ono using internet experience but continues to give its physical trace through being shown in the different situated settings responding to site and invitations. This sharing is always partial as full work in never rarely shown. 


This research and exhibition has given spatial attention to expanding and challenging forms of literacy when speaking about the books. As Trinh T.Minh-ha reflects writing, reading, thinking, imagining are luxury activities to a privileged few. Through conceptualizing of the exhibition special place for nurturing different forms of literacy  enabled marginal voices  to be heard and acknowledged. Through work of Tao Aimin, Xia Chengwei, Jasphy Zheng, Liu Chuang, we acknowledge act of reading not as a way of recognizing the letters but as passage to open our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literacy and that  literacy that others have, we don’t and vice versa.


As world is not turning better place for sure as a curator Chus Martinez, reflects relevance of our work is constantly being challenged.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how to create transnational alliances, sharing ideas, way of storytelling, creating modes of resistance through shared gestures is our future. Artist books play important vehicle to stay connected, entangled and contribute to process of healing and walking together as a form of care. 


The exhibition physical experience starts with the work of Qian Weikang that is show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ork is called Untitled (1989).Qian Weikang used merbromin to color the pages of the Bible. He worked on one page at a time, waiting for each to dry completely before he moved on to the next. The entire process took him over two years. The artist used medical cotton swabs bought at pharmacy, using them in the exactly same way as doctors and nurses applying merbromin to wounds.


Exhibition borrow this slowness and care from Qian Weikang work as an invitation to slow down, to read and to heal. Reading together is a way of thinking together. It’s a form of care. By giving these struggles a presence in the room by voicing them, we made them public and making things public is a mod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se reading encounters provide a space of solidarity to share our trauma through the lives of others. 


Don’t we afraid to read aloud or chant when you visit.


The exhibition ends with Blue Books project by Li Mu ( 2008) in Juvenile Center in Shanghai. The project was part of Intrude 366, Zendai MoMA initiative of presenting art beyond art museum walls. This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jects we have produced as part of Intrude 366. Li Mu created permanent  art book library for young prisoners that was activated through six workshops over the course of one year. The presentation documents process and struggle but also belief in rehabilitation process through arts. 


On situating curatorial

Through this modest contribution, I would love to elaborate on mode of practicing that I call ‘situating the curatorial’, after Donna Haraway’s influential theory of ‘situated knowledge’. I use the ‘curatorial’ following curator Maria Lind’s definition as a way of linking objects, people, histories, discourses, processes and images through the physical spaces of encounter. For Lind, the curatorial is parallel to Chantal Mouffe’s notion of ‘the political’ as a set of practices that disturb existing power relations. 


Situating the curatorial means thatwhat has been shared and how remains dynamic, remains attuned to the needs of the place, time, weather and community around it. By extension, if another 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  were to happen, new processes would need to be developed to reflect the new  situation at that time. 


Haraway claims that the moral is simple: only partial perspective promises objective vision. All western cultural narratives about objectivity are allegories of the ideologies governing the relations of what we call mind and body, distance and responsibility. Feminist objectivity is about limited location and situated knowledge, not about transcendence and splitting of subject and object. Situating the curatorial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and research   followed this feminist principle: focusing on a limited location, through situated and partial knowledge. 


This is not comprehensive exhibitions and research, but situated response and invitation to think through questions: Can we re-define the purpose of the exhibitions? Can we practice the exhibition a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that will allow us long-term structural solutions to problems we are facing? What if we need only refuge, not an exhibitionary moment? What new connections and alliances can be created to enhance the art worlds we know already?


Through situating curatorial we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e curatorial position claims a certain power, and that power should sustain a web of connections through solidarity, allowing differences to co-exist. It acknowledged that we are not equal, and the ‘equality’ of positioning is a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 and critical inquiry. Situating the curatorial takes this responsibility as an ethics of how to live, work and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It is a continuous learning of self as partial, always in making, always in relation to others.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关于
策展人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


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是一位相互依存的策展人。

她曾担任2022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塞尔维亚共和国馆策展人,呈现了弗拉基米尔·尼科利奇(Vladimir Nikolic)的个展《与水同行》。


她曾联合策划第三届乌拉尔工业当代艺术双年展(俄罗斯叶卡捷琳堡,2015),担任巴黎卡蒂斯特艺术基金会驻留策展人(2015),并获挪威海尼·昂斯塔德艺术中心研究奖学金(2016)。近年策划的展览包括:广州时代美术馆《形式的追问:相遇的模式》(2019)、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当“他者”遇见“他者的他者”》(2017)、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妥协提案》(2016/2017),以及深圳FY艺术基金会空间《这场展览将告诉你关于FY艺术基金会的一切》(2017)。


2013年,思瑞克发起聚焦中国与东南亚的系列研讨会“从展览的历史到未来策展实践”,该平台先后由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圣保罗画廊(2013)、上海外滩美术馆(2018)、广州时代美术馆(2019)承办。同名著作由斯特伯格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并于2020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艺术出版物。

她对上海艺术家自组织展览的研究收录于《上海展览史:从1979到2006

》(CFCCA出版)、《制度批判的生与死》(由蔡影茜联合编辑,黑狗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中。


2018年,她创立教育平台“策展何为?”。2012年曾获国际独立策展人协会(ICI)独立视野策展奖提名。


比利安娜·思瑞克发起了长期研究项目《行行重行行——脚下的路与未来的新可能》,聚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她持有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策展实践博士学位。


越南艺术家陈亮(Tran Luong)的回顾展《浸沐长雨》(Soaked in the Long Rain)正于迪拜贾米尔艺术中心(Jameel Art Center)展出,展至2025年5月底,并计划于2026至2027年巡展至以下场馆:西澳大利亚艺术馆(AGWA,珀斯);戈维特布鲁斯特美术馆(Govett Brewster Art Gallery,新西兰新普利茅斯)。


BILJANA CIRIC is an interdependent curator. 

Ciric is curator of the Pavilion of Republic of Serbia at 59th Venice Biennale in 2022 presenting with Walking with Water Solo exhibition of Vladimir Nikolic.

She is conceiving inquiry for first Trans- Southeast Asian Triennial in Guang Zhou Repetition as a Gesture Towards Deep Listening (2021/2022)

She was the co-curator of the 3rd Ural Industrial Biennale for Contemporary Art (Yekaterinburg, 2015), curator in residency at Kadist Art Foundation (Paris, 2015),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Henie Onstad Kunstsenter (H?vikodden, 2016). Her recent exhibitions include An Inquiry: Modes of Encounter presented by Times Museum, Guang Zhou (2019); When the Other Meets the Other Other presented by Cultural Center Belgrade (2017); Proposals for Surrender presented by McAM in Shanghai (2016/2017); and This exhibition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About FY Art Foundations in FY Art Foundation space in Shen Zhen (2017).


In 2013, Ciric initiated the seminar platform From 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Towards a Future of Exhibition Making with focus o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assembly platform was hosted by St Paul St Gallery, AUT, New Zealand (2013), Rockbund Art Museum, Shanghai (2018), Times Museum, Guang Zhou (2019). The book with the same name was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in 2019 and was awarded best art publication in China in 2020.

Her research on artists organized exhibitions in Shanghai was published in the book History in Making; Shanghai: 1979-2006 published by CFCCA; and Life and Deaths of Institutional Critique, co-edited by Nikita Yingqian Cai and published by Black Dog Publishing, among others.


In 2018 she established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 What Could/Should Curating Do? She was nominated for the ICI Independent Vision Curatorial Award (2012). 


Ciric initiated a long-term project reflecting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itled As you go . . . the roads under your feet, towards a new future. She holds PhD candidate in Curatorial Practice at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Retrospective of Vietnamese artist Tran Luong titles Soaked in the Long rain is currently on the view in  Jameel Art Center, Dubai till end of may 2025 and will tour during 2026 and 2027 to AGWA(Perth), Govett Brewster Art Gallery ( New Plymouth, NZ).



 当前展览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往期精彩内容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ASE新展开幕

“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现场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尹秀珍、宋冬谈艺术创作

偶然与命名——艺术家创造的时刻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张怡微、胡桑揭示赋形者的秘密

文学如何命名生命经验,从小说到诗歌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Christoph Noe 新书发布

艺术收藏与幸福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命名的时刻”展览论坛

命名与定义——艺术家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力


ASE艺术图书馆内景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关于ASE基金会  


ASE基金会是一家立足于中国,拥有全球视野的非营利性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普及、发展和学术层面的研究整理。基金会共有四个功能:永久性的艺术收藏、ASE·空间、ASE艺术图书馆和艺术赞助项目。


AS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found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the popularization,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It features four functions: permanent art collection, the ASE·Space, the ASE Art Library, and art sponsorship.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www.ase-foundation.com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

欢迎扫码预约参观!

   
比利安娜·思瑞克|情境策展:书籍作为艺术创作媒介 崇真艺客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Find Your Art
{{pingfen1}}.{{pingfen2}}
吧唧吧唧
  • 加载更多

    已展示全部

    {{layerTitle}}
    使用微信扫一扫进入手机版留言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长按识别二维码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item}}
    编辑
    {{btntext}}
    艺客分享
    {{mydata.real_name}} 成功分享了 文章
    您还可以分享到
    加载下一篇
    继续上滑切换下一篇文章
    提示
    是否置顶评论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取消置顶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删除评论
    取消
    确定
    登录提示
    还未登录崇真艺客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立即登录
    跳过
    注册
    微信客服
    使用微信扫一扫联系客服
    点击右上角分享
    按下开始,松开结束(录音不超过6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