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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齐白石与杨度交游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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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尹军（系湖南省湘潭市齐白石纪念馆创作研究部主任）

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后改名度，字皙子，别号虎公、虎禅、虎禅师等，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村人。1892年捐监生；1894年顺天府乡试举人；1895年始从师王闿运；1902年、1903年、1904年，先后三次东渡日本学习；1907年回国后，先后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宪政编查馆参议、“皇族内阁”统计局局长、内阁学部副大臣、国史馆副馆长；1917年逋亡天津；1928年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病殁于上海。有《杨度集》传世。¹

一、齐白石与杨度初次相晤时间考

关于齐白石与杨度的初次相晤，《白石老人自传》记载云：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 一九○三），我四十一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等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晰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师的门生。我做过一首诗，寄给樊樊山，中有四句说：“陶然亭上饯春早，晚钟初动夕阳收。挥毫无计留春住，落霞横抹胭脂愁。”就是说的那年我画《饯春图》这回事。²

《白石老人自传》是齐白石的口述、张次溪笔录。据张次溪所提供的材料，可知《白石老人自传》是分两个时间段进行口述的，第一个时间段是1933—1937年，第二个时间段是1945—1948年。

也就是说，齐白石对1903年事情的叙述，至少是30年以后的回忆。而能记清楚30年前某件事情发生的准确日期，应该是有所本。齐白石所本是什么呢？所本就是白石老人所说的那四句诗。这四句诗是1918年《题画樊樊山先生京师并序》的第一首。兹录序文和第一首诗于下：

壬寅冬，樊樊山先生增祥与余相见于长安。癸卯春，余游京师，樊君约以后至，劝余切勿先归。（樊山为题借山图诗。繁春切莫归飞急。）于期后樊君始至，则余已返湘矣。今年丁巳夏，余重到京师，适有战事，昔人皆非，独樊君闭门听雨。观今感昔，见之于言笑间。秋，余将欲归，属余为画此图。画成，余亦有所感焉，因题短歌：

十五年前喜远游，关中款段过卢沟。

京华文酒相追逐，布衣尊贵参诸侯。

陶然亭上饯春早，晚钟初动夕阳收。

挥毫无计留春住，落霞横抹胭脂愁。

……

诗中有注：“癸卯三月三十日。夏午贻（诒）。杨皙子。陈完夫于陶然亭饯春。求余画图。”³

知道了齐白石回忆陶然亭饯春的所本，我们不禁要问，齐白石与杨度同登陶然亭，真的是在癸卯三月三十日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癸卯四月初五，齐白石才到北京。为了便于读者详细了解齐白石癸卯由陕入京的具体日期和行踪，列表于下（表1）：

其次，查齐白石1903年所记《癸卯日记》，三月三十日无记载。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后面，紧挨着的是四月初一日记。⁴

再就是，查万年历，癸卯三月只有二十九日，无三十日。

那么，齐白石游陶然亭的准确日期是哪天呢？实际是癸卯五月初六，有《癸卯日记》为证（图1）：“（五月）六日，早之陶然亭，画其图，为完夫作《饯春图》一。”

图1 齐白石癸卯日记纸本

16.5cm×11cm 1903年北京画院藏

此则日记并未记录杨度与夏午诒。因此，从此则日记也无法证实齐白石癸卯五月初六至陶然亭饯春，是否如齐白石所说为杨度、夏午诒发起。另有疑惑的是，癸卯年正月初八为立春日，四月十一日为立夏日，五月十二日为芒种日，也就是说，癸卯五月初六，是小满日后十天，芒种日前五天，严格说来应该近仲夏时节了，怎么会有“饯春” 一说呢？或许北京春天晚于节气？目前也只好这样解释了。

那么，1903年，齐白石究竟是否和杨度相晤于北京呢？答案是肯定的，时间是癸卯四月初六，有《癸卯日记》为证（图2）： “（四月）六日，晤杨皙子，皙子与余旧识。晚餐有他客，余分坐，午诒知我，又一葆荪也。”

图2 齐白石癸卯日记纸本

16.5cm×11cm 1903年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抵京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杨度为何也在北京呢？杨度此次进京是为了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录彭国兴所编《杨度生平年表》1903年条目三则为证：

6月（五月），由署四川总督锡良保荐，应召入京，准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

7月9日（闰五月十五），在保和殿参加经济正场考试，应考者186人。

7月13日（闰五月十九），经济特科发榜，初取一等48名，二等79人。杨度获一等第二名。⁵

只是杨度入京的时间不在夏历五月，而是至迟在四月初六便入京了。

读齐白石癸卯四月初六的日记，我们便知齐、杨在京华相逢之前早已相识。那么，齐、杨究竟初识于何时何地呢？大多数人认为，齐、杨应该初识于齐白石拜师王闿运之后，即己亥（1899）十月十八日之后。笔者通过考察，发现齐、杨初识于齐白石拜门王闿运之前，至迟时间当是己亥正月二十日，地点是湘潭郭武壮祠。录己亥正月二十日杨度日记、王闿运日记以证。

杨度日记：

二十日，阴。郭葆生请酒，先往视之……王先生相继至，主人渐至，乃出观戏，席散，未一更时也，呼仁生来，王先生遂携之至欧阳家，便上船矣，主客皆散，与葆荪同榻。⁶

王闿运日记：

廿日，阴晴，永孙来，令其暂取画去，俟后题之，本约己集郭祠……杨先往，余后踵之……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 ……⁷

杨度日记中虽无文字记录齐白石，但只要把杨、王日记互读，我们便能发现，王闿运看到齐白石在郭武壮祠刻印字画，作为一起赴宴的王闿运学生杨度，看到齐白石是理所当然的。兼之杨度与郭葆生关系已至“同榻”的程度，郭介绍齐、杨相识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齐白石与杨度交游事迹考

1. 1917年正月，齐白石入京前为杨度治印

1917年正月二十日，齐白石为杨度刊制朱文印章一枚（图3），印文为：“虎公所作八分”，边款：“丁巳正月二十日，白石老人刊。”齐白石款前有杨度挚友方叔章 1952年1月的补款：“此乃齐白石为杨虎公刊印，得之荒摊之中，距虎公逝世已廿年矣。一九五二年一月，方叔章。”

图3 齐白石虎公所作八分朱文

著录于《齐白石印影》第67页

这方印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至迟1917年正月，杨度便有佛教徒色彩的别号。杨云慧在《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中说：“父亲从天津搬回北京后，就开始研究佛学，并且取名为带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等。” ⁸ 杨云慧的这段话，明确了杨度研究佛学是在搬回北京之后，并取了带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系列别号。这明显与史料有出入。首先，我们来看杨度究竟何时搬回北京，答案是1918年。仍旧用杨云慧的话来说：“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北洋政府发布赦令，对于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复辟罪犯，一律予以特赦。我父亲也算恢复了自由……这样，他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已无法维持，只得全家搬回北京。”⁹

显然，杨度至迟在1917年正月便有了 “虎公”的别号，不然，齐白石不可能刻 “虎公所作八分”之印。如果这算孤证的话，那么，杨度至迟在1917年夏历六月前后便有了“虎禅师”的别号。这枚印章钤于杨度丁巳仲夏为齐白石所题《借山图》的行书横幅上。

实际上，杨度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佛教的研究与学习，详情可参看《杨度日记》。只是《杨度日记》里记载的佛教学习早期侧重于佛学原理、佛学史方面，而1917年以后的佛教学习则侧重于佛学的禅宗和密宗。

其次，1917年正月二十日，齐白石为杨度治印，说明自1903年京华一别之后，齐、杨之间仍有交往，只是鉴于目前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把握他们交往的细节。这枚印章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2. 1917年五月，杨度在天津为齐白石题《借山图》

1917年，齐白石第二次至京，恰逢复辟之变，便随郭葆生一家赴天津避乱，启程日是夏历五月二十日，《白石老人自传》如是说：

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北京城内，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葆生说：“民国元年正月，乱兵到处抢劫，闹得很凶，此番变起，不可不加小心。”遂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¹⁰

在天津，齐白石拜访了杨度，夏历六月前后，杨度为《借山图》题诗：

数年扰扰羁城市，每忆江南采兰芷。

昨宵一梦到家山，犹似渔樵洞庭里。

今晨盥毕闻叩门，忽见故友齐山人。

问君几日别湘渚，却乘兵乱来京津。

当今群师方争战，飞机直达乾清门。

九陌惊传复辟诏，四郊骤见共和军。

山人仓卒遇烽镝，青鞋草笠奔风尘。

嗟尔平生浪游士，酷爱名山耽画理。

暮泊黄河吊日斜，朝登少室看云起。

淋漓风雨入纤毫，洒落烟云归片纸。

箧里寥寥几画图，胸中无数奇山水。

落拓江湖老画师，晚遭兵燹更支离。

十五年来一相见，各讶苍颜非昔时。

湘潭已没樊山老，夏大逋亡郭五羸。

昔与游山题画者，今日披图一泪垂。

世事苍茫谁料得，六年五见兴兵革。

群雄战斗任纵横，吾辈诗歌莫萧瑟。

白日苍苍照海头，当前行乐更何求。

君无山隐借山隐，我未游山借画游。

眼底山川能适意，乱离身世听悠悠。

予以逋亡避居海隅，丁巳仲夏，白石山人北来相访，忽值兵乱，即相惊慰，更为题其《借山图》，用志世变，并记踪迹。杨度。（图4）

图4 杨度题借山图纸本

29.5cm×46.5cm 1917年北京画院藏

杨度的《借山图》题诗，信息颇多：

其一，杨度思乡心切。从“每忆江南采兰芷”“昨宵一梦到家山”等句可知。

其二，杨、齐自癸卯一别至此次相逢，中间再无面晤机缘。从“十五年来一相见” 句可知。

其三，夏午诒逋亡、郭葆生羸弱。从 “夏大逋亡郭五羸”句可知。

其四，他乡遇故知，喜出望外。从“今晨盥毕闻叩门，忽见故友齐山人”句可知。而且从此句可知齐白石是清晨拜访杨度的。

其五，杨度对时局有厌倦的倾向，打算以诗歌文艺为乐。从“群雄战斗任纵横，吾辈诗歌莫萧瑟”句可知。

3. 1919年，齐白石与杨度的君子协定

1919年，齐白石三上京华，杨度亦居北京。这一年，齐白石与杨度有个君子协定：齐白石把钱存于杨度处，以年息8厘为约，且可随时取还。兹将齐白石存钱状况列表于下（表2)：

关于齐白石为什么将钱私存于杨度处,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是杨度有募集资金的诉求。这一年，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经理的杨度，为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与日常开支，与公司其他股东四处筹措经费。彭国兴所编《杨度生平年表》1919年条目有云：

9月，为维持华昌公司,与该公司股东周扶九等，向上海银行借款一百万元，又接纳中美贸易公司投资银五十万两（以出口锑砂作价抵缴）。旋将华昌公司在美国所设之推销代办处取消,委托中美贸易公司代销出口锑砂。¹⁴

其二是齐白石也有“愿意存”的诉求。这个诉求能表达齐白石对故旧关心的态度—华昌炼矿公司的创设人梁焕奎、曾任公司总理的汪颂年、曾任公司董事的谭延闿，均与齐白石交情匪浅；况有“年息8厘”且可“随时取还”的优厚条件；另外还可通过杨度之口在朋友圈中广播自己卖画鬻印收入可观的信息。一举三得，智慧如齐白石者，焉有不为之理？

当然，节俭异常、疑心颇重的齐白石愿与杨度君子协定，充分说明了齐白石对杨度超出寻常的信任。

4. 1921年，齐白石与杨度书信

目前所见齐白石与杨度唯一书信并非原件,而是记录在齐白石1921年夏历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当中。录于下：

廿八日，与阿梅书 ……又与杨皙子书云：连年以来，求画者必曰请为工笔，余目视其儿孙需读书费，口强答曰可矣，可矣，其心畏之胜于兵匪。兵匪之出门，余尤喜其一息尚存，君子尚可怜也。惟求画工致者出门，余以为羞，知者岂不窃笑？此二者孰甚？公为决之，果兵匪善，余将从兵从匪，不从求画工笔者。¹⁵

从这封书信的内容可明显看出，虽然齐白石早已开启了衰年变法模式，但他自己所谓的“红花墨叶”一派大写意作品，并未完全得到市场的认可，一部分顾客还是青睐齐白石的工致画。对于这种局面，齐白石视之甚于兵匪之患，宁愿接受窘迫的生活困境，也决不“为稻粱谋”而蒙羞。从中可以见出，齐白石衰年变法不仅要遭遇艺术界视为 “野狐禅”的嗤之以鼻，还要顶住艺术市场 “胡搅蛮缠”的现实压力。这种双重围困终究被饱受煎熬的齐白石轻松化解— “余将从兵从匪，不从求画工笔者”。可见齐白石力排众人非议的意志力何等斩绝与坚定。当然，如此心中款曲愿与杨度分享，也可见出杨度在齐白石心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

5. 1928年农历三月，杨度为齐白石撰写生圹铭

1928年农历三月，杨度应齐白石之请，作《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志文较长，因其中信息颇多，对齐白石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有裨益，录于下：

齐山人，名璜，字濒生，湘潭县人也，世居县南白石山下，故号白石山人。家素贫，少习木工，佣工得值以养父母。然山人于艺术有天才，所作木器雕刻甚美，稍长更携石印兼事绘画。山人习此二艺终身，遂以成名，且以自养。清末升平日久，馆阁文字皆尚庄雅，石印名家丁黄与赵，画则三王、吴、恽一世所宗，莫敢出入。山人性厌拘束，动违古式，任意创作，不顾非笑，晚年精到，遂开新派。世局剧变，学艺随之，虽曰天才，亦时势使然也。

山人初在乡曲，世无知者，惟同县耆儒王湘绮先生奇之，置之门下，始闻于府县。且与同县杨度、郭人漳，桂阳夏寿田等为同门友，诸人皆以山人天授画材，今居村，足迹不出衡山洞庭间，耳目狭，无以发扬才气，乃邀山人出游。先东南，后西北，游两广时，主郭将军人漳；游江西、陕西时，主夏编修寿田；皆为宾友，不受职任。于是十年之中，山人以一客身，作汗漫游，泛舟长江，探诸名胜，南逾五岭，观桂林山水；浮大海，涉潼汉，西登嵩山、华山，北渡黄河，揽太行及长城形势后，乃止于北京。山人既遍游其名山大川，画盖雄奇恣肆，弥近天然。年六十后，艺乃大成，与安吉吴昌硕齐名。二人终身未曾一面，治艺各不相师，然皆排古自创，故并称革新派。

民国初年，昌硕鬻画上海，山人鬻画北京，皆兼刻石，世称南吴北齐，名满中外，日本人尤重之。同时画者陈衡恪辈，皆自谓不及也。山人以艺名者数十年，亦专以艺自给。平生游历南北，巨公倒屣，未受一日之禄。晚居北京，冠盖满途，绝无干情，布袍葛履，踽踽徒行，所居城南僻巷，庭多茂草，寂若山居。求艺者来，自为应对，榜价于室，非钱不画。综其一生，自为木工，以至鬻画，曾无暇逸，亦不求人，壮老一致，自食其力。人或叹其贫劳，山人安然，不苦而乐。盖知足少欲，其性天然也，凡人不能无食而生，举世方欲不劳而食，山人独以布衣终生，自劳自食，得人生之正道，可谓君子人矣。故其画与石刻，高逸绝俗，有林下风，亦如山人人格，古称德本艺末，艺径于德，名世宜哉。征之画史，石涛、八大之流矣。

民国十七年春，山人自为生圹于白石山下，嘱其旧友杨度志之，度与同里，详其生平，且度年五十后始习绘画，尝问画于山人，知其造诣颠末，因为述之，且为铭曰：

我闻佛说，心如画师，奇哉手腕，自写心思。山人逸致，披图见之，印以心印，亦正亦奇，妙造自然，似非人为，其艺如此，其德可知。

民国十七年春三月，湘潭杨度撰文篆盖并书。¹⁶

杨度所撰《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一共六段。

第一段首先对齐白石姓名、字号、籍贯及早年木匠生涯做了简要介绍，然后对齐白石之所以能够成名做了三个方面分析：一是终身不懈；二是极富天才，主要表现在 “性厌拘束、动违古式、任意创作、不顾非笑”；三是时势使然。杨度对齐白石成名奥义之揭示，可谓颇中肯綮，洵为的论。

第二、三段透露的主要信息有四：一是王湘绮慧眼识珠纳齐于门下，与杨度自己、郭葆生、夏午诒等同门。二是齐白石遍游名山大川后，绘画不仅有雄奇恣肆之变，且更具天然之趣。三是齐白石与吴昌硕虽终身未能谋面，但都能排古自创，并称革新派，有南吴北齐之誉。四是齐白石始终以鬻画为生，自食其力，虽冠盖满途，却不事干谒，以布衣终身而操守君子，可谓高逸绝俗，是德本艺末、艺径于德的典范，堪与石涛、八大山人为伍。

第四、五、六段交待此志铭写作缘由及写作时间，并作赞语。

细读杨度《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我们不但发现齐白石在 1928 年时便萌生了埋骨桑梓的愿望，同时亦可见出杨度与齐白石同乡且同门的深情厚谊。杨度用饱满的热情、概括洗练的笔调，极尽讴歌之能事，但落笔有由，并未夸大其词。换句话说，齐白石在杨度那里得到了真诚的尊重，这恐怕也是齐、杨交好的核心原因之一。但这篇《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未见于齐白石遗物，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联系到杨度后来的遭遇，或许形势所逼、时势使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6. 1928年夏，齐白石、杨度补题杨补之梅花卷

2005年12月2日，《齐白石、杨度补题杨补之梅花卷》亮相于某拍卖行，兹将齐、杨跋文录于下。

齐白石跋文：

吾乡和伯老人画梅空前绝后，璜曾求画小幅，且面观下笔，和伯画且言曰：学杨补之六十年，自谓过之，不觉至老，自变近于寂寞也。璜往后始得见补之梅花小幅墨拓本，出笔超秀，穿花出干，远胜金、罗画梅，能事尽矣！了然和伯虽变，全未舍补之法度耳。绍先生所藏补之此卷气势尤盛，可宝者！戊辰夏同客京华，齐璜题记。

杨度跋文：

前清之末，予从王湘绮师自云湖山庄入长沙，同县老画家尹和伯丈亦在等。适遇湘绮师生日，亲友集贺于贾太傅祠。和丈自画通景绿萼梅屏四幅为寿，祠壁高悬，清芬满屋，枝繁花密，颇似冬心而枝干不为怪状。气韵自然秀逸，实予前此目所未见。予时惊叹欲绝，即询和丈画法。和丈答曰：“墨梅以宋杨补之为祖，后人鲜能学者。予前在湘乡王莼农观察家，见所藏杨补之墨梅长卷，因从假得手摹一通，师之终身，故画法全与世人殊异。”予既知其所师，惟恨未见杨卷。其后二十余年，岁在戊辰，予居北京，湘乡王绍先兄来客予家。绍先为壮武公孙、莼农观察子也。其家藏杨补之梅卷，在行筐中，出以示予。墨光浅淡，不工不率，枝柔而劲，花密而匀，平淡天真，若不经意。历来画梅无此意境。尹梅奇逸几欲过杨，若其淡雅自然或犹不及。以吾国画史论，画梅仍推补之独步，尹则杨后一人而已。尹为先君画友，又为予弟重子外舅，即为重子夫妇之师。予自童时闻其谈画，然其平生江湖落拓，身无重名。予向推尹梅空前绝后，人多忽之，独同县齐君白石论与予同，固皆深知尹画师杨故也。绍先告予，杨画原有元明名人题跋甚多，昔因尹老建议分裱成为正副二卷，后经戊午湘乱失其副卷，幸存杨画正卷而无一跋，因索予与白石题记。予为略述历年闻见于此，兼评尹画以明杨卷来历及其梅花之源流等。戊辰季夏湘潭杨度题于北平，时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¹⁷

齐、杨同跋的信息有三：

（1）齐白石、杨度对于尹和伯画梅的高度推崇。

齐白石跋文中“吾乡和伯老人画梅空前绝后”句，是齐白石对尹和伯的盛赞，也是齐白石对尹和伯画梅的一贯态度。

杨度跋文中有“以吾国画史论，画梅仍推补之独步，尹则杨后一人而已”句，亦可见出杨度对尹和伯画梅之褒誉。而“独同县齐君白石论与予同”句，则充分展示出齐、杨声气相通，志趣相投。

（2）齐、杨跋语，明确了杨度离京赴沪的时间。

齐白石、杨度跋文均有年款，但具体日期只能推断。杨度跋语所透露的时间信息更多：其一为“季夏”，即小暑日到立秋日之间。1928年的小暑日是夏历五月二十日，公历7月7日；立秋日是夏历六月廿三日，公历8月8日。也就是说，杨跋时间为7月7日至8月8日之间。其二“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北京改北平的时间是1928年6月28日）。未及一月，说明时间是在1928年6月28日至1928年7月27日之间。两相比对，则杨度跋文写作时间为7月7日（农历为五月二十日）至7月27日（农历为六月十一）之间。之所以纠结这个时间点，是下文判断杨度署“端午日”书信的写作年份时，与这个时间点密切相关。

（3）齐、杨同跋佐证、丰富了杨云慧的叙述。

由于资料的缺乏，齐白石与杨度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22年至1928年在艺术层面上的交往研究，几乎空白。令人欣慰的是，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一书中有个别段落，填补了这个空白。录两段于下：

洪宪失败后，父亲从天津回到北京，便闭门读书写字，很少和外人来往，但是和齐白石的来往仍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诗词和绘画艺术。¹⁸

父亲写大字是悬腕的……他还常和齐白石研究国画，二人诗画相交，过从甚密，父亲对于绘画艺术并不精，他从来没有画过花卉，画过几张山水，都是秃头秃脑的，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他没有什么画遗留下来。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人作过画。¹⁹

三、齐白石为杨度所刊金石

齐白石为杨度所刊金石颇多，仅笔者所见便有42枚，其中26枚见诸杨云慧所著一书的扉页。另外的16枚，见诸戴青山所编《齐白石印影》；郎绍君、郭天民主编的《齐白石全集》第8卷；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四辑》所刊孔品屏撰《兼论齐白石篆刻的刀法问题》一文。

这42枚印章附有边款的可见3枚，均为 1917年所作，最早的一枚作于正月二十日，印文曰：虎公所作八分。最晚的一枚作于五月二十二日，印文曰：杨度。其余未附边款的39枚印章，从水准和风格判断，大多集中在1917年至1919年。兹列表于下（表3）：

四、齐白石对杨度的怀念

辛未八月十七日，公历为1931年9月17日，杨度病逝于上海薛华立路155弄13号家中。挚友夏午诒亲书墓碑，葬上海万国公墓。

对于杨度的逝世，齐白石颇为怀念，三例以证：

其一，1931年，齐白石挽杨度。齐白石《白石诗草》中有挽杨度联，曰：

袁室筹安五六人，智计超群，帝职就终君不朽；王门同学三千辈，才华无两，世人欲杀我犹怜。（图5）

图5 齐白石白石诗草纸本

17.5cm×14.5cm 1931年北京画院藏

其二，1936年，齐白石获得杨度两个儿子的信息。《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 日记》公开发表了齐白石的《丙子杂记》，上有关于杨度的简略信息，录于下：

杨度之子公庶，现在重庆大学为教授，次子公兆，现任南京国防委员会。（图6）

图6 齐白石丙子杂记纸本

16.5cm×22cm 1936年北京画院藏

从这简略的记载可以见出，杨度去世五年之后，齐白石犹在关注、打听杨度后人情况，可见杨度在齐白石心中的位置。

其三，1949年，齐白石追忆杨度。杨云慧于1949年拜访齐白石，齐白石谈到杨度时感慨万分，兹录于下：

一九四九年初夏 …… 当吴作人介绍我是杨度的女儿时，白石老人很高兴，指着画桌上一个放画笔的木盒子对我说：“这个笔盒子就是你父亲送给我的，可惜他……”老人说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分，又补充了一句：“你父亲对我真不错啊……”我怕他伤感过甚，就不多谈下去了。²⁰

五、北京画院藏杨度与齐白石四通书信的写作年份考

1. 第一通（图7）

书信原文：

濒生仁兄执事：漱伯来，得函并承惠寄画稿数本，甚谢。樊山诗文均读，非公乌能使此老如此。正阳至此，亦与夏、方二子得作三日之谈，亦有清凉清暑之乐。南行何日，能先示耶？书不一一。弟度，七月三十一日。

图7 杨度与齐白石信札纸本

21cm×15cm 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此信函的书写时间，公历当为1917年7月31日，夏历当为丁巳年六月十三日。理由于下：

首先，信函中“正阳至此，亦与夏、方二子得作三日之谈”句的信息指向。正阳是张正阳，夏是夏午诒，方是方表。此三人当时均在天津。夏、方在天津，读者可参阅《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 · 综合卷》第159页和第163页的夏、方题《借山图》；张正阳在天津，读者可查看齐白石为张正阳在天津所绘《芙蓉八哥图》，此作有“丁巳六月十三日兄璜并记”的年款。图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的《齐白石全集》第1卷第150页。

其次，信函中“南行何日，能先示耶”，明显是询问齐白石何日返湘。此与齐白石1917年去津、赴京、返湘的时间合辙。

再就是，信函中“樊山诗文均读，非公乌能使此老如此”中，“樊山诗文”是指樊樊山为齐白石《借山吟馆诗草》所作的序文与诗跋，诗、文均写于丁巳六月初三，即1917年7月21日，时间合辙。

2.第二通（图8）

书信原文：

奉书并刻石九方皆甚精妙，又承赐石，何为以此累公？一切惟呼谢谢而已。弟拟明后日南行，未审有何委托，岂以见示为要，此复。即请白石先生安。弟度顿首，七月五日。

图8 杨度与齐白石信札纸本

27.5cm×18cm 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此信的书写时间，公历当为1919年7月5日，夏历当为己未六月初八。

关于将此信款署七月五日判定为公历的依据，在此稍加说明：杨度书信、日记纪年有个习惯，民国元年之前均以干支纪年，夏历纪月、日，民国元年始以民国年序纪年，以公历纪月、日。这既有许多进行杨度研究的专家一致认同佐证，亦有杨度大量的原始资料可以直接证明。当然，杨度的书信后也有署夏历的时候，但那都是逢上了特殊的日子—端午、七夕、中秋等，便直接写上这些节日名称，一望便知是指夏历。我们翻阅齐白石的《己未日记》便会看到这种现象，齐所存杨处的每笔钱数均有记录，而杨度收钱后也会给齐白石开出收据，齐白石的日记是用夏历，而杨度收据上均为公历。当然，最直接的依据还是下面的综合理由：

齐白石主动为杨度刻石九方，肯定是表达感谢之意。据目前可见资料，值得齐白石如此感谢的时间节点有二。其一，1919年，齐白石存钱于杨度处，杨度以年息8厘为利，并承诺可随时取还。其二，1928年夏，杨度应齐白石之嘱，撰写《湘潭齐山人自圹志铭》。1928年的时间段可以排除。原因之一，是目鉴齐白石为杨度所治42枚印章，其风格与水平大多集中在1917年至1919年。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找见1928年齐白石为杨度刊石九方的痕迹。其原因之二，杨度1928年去京（北）赴沪（南）是打算定居，而从函中“弟拟明后日南行，未审有何委托”句透露的信息看，有旋去旋归之意，可知此函不是写于1928年。原因之三，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七月初十（公历为1919年8月5日）的日记中记道：“虎公由南回京”。与杨度7月5日所说的“拟明后日南行”的信息吻合。可断杨度此信写于1919年7月5日，夏历时间为己未六月初八日。

3.第三通（图9）

书信原文：

濒生我兄执事：函电均悉，拨款未言数目，弟亦无从悬揣，今有函托谭英生兄拨付贰佰元与兄或世兄，请即查收。来函言明春携儿来京学英文，未为不可。承询，特复，即请台安。弟度顿首，一月卅日。

图9 杨度与齐白石信札纸本

27.5cm×18cm 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此信的书写时间，公历为1920年1月30日，夏历时间为己末十二月初十。因为齐白石儿孙赴京读书是1920年的事，有齐白石《庚申日记》为证。二月廿五日日记云：

廿五日，会朋友，及问佃房间事，及儿辈入学堂事。²¹

同月三十日日记云：

卅日，夕阳，送子如、移孙往烂漫胡同内莲花湾门牌十一号，魏残芋家所聘先生处读书。子如叔侄每月学费、食用、零用一并约费三十元，添补衣服书物在外。²²

七月初二日日记云：

七月初二 …… 子如考中央政法专门学校。²³

七月初四日日记云：

初四，移孙考京师公立第四中学。²⁴

七月初五日记云：

十三日，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发榜，子如取四十一名。²⁵

上述五则日记，是齐白石儿孙于北京就学的原始记录。也就是说，如若齐白石函询杨度“明春携儿来京学英文”，当然是1919年的函询了。

《己未日记》中八月初十日的日记恰好能证明此说，录于下：

初十日，发十三号家信，言子如明年来京入英文学堂事。²⁶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杨度此信函写于1920年1月30日，夏历时间是己未年十二月初十。

4.第四通（图10）

书信原文：

白石先生执事：南来以后，音问久疏，然区区之怀，无日不思远道之老友。且年来时作墨戏，间作画以消遣，苦无请教之人，全凭自意信笔为之，如此可知其苦，更可知念公之切也。迩来近况如何？闻南湖云画益苍雅绝俗，此为必然之事，惜度在远不得见之。先生能赐一近作之山水小幅与我否？不敢请尔，固所愿也。小媳敬安随次儿公兆入平，特令二人趋前问候起居。敬安于画略曾浅学，今令其游公门下，敬祈不弃收录，有以教之，无任祷幸。专此，即请台安。弟度顿首，端午日。

图10 杨度与齐白石信札纸本

26cm×17cm×2 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此信写于端午日，即夏历五月初五，但具体是哪年呢？笔者给出的答案是1929年或1930年，理由于下：

从信函中“南来以后，音问久疏”句可知，此函当写于离京赴沪之后，也即1928 年以后。杨度辞世于1931年9月17日，农历为辛未年八月初六。可知杨度此函只能写于1928年端午节、1929年端午节、1930年端午节、1931年端午节。

前文已确定杨度离京赴沪时间在夏历五月二十日至夏历六月十一日之间。也就是说,杨度是在北平过的1928年的端午节,当然与信中“南来以后，音问久疏”明显不符。因此,此信不可能写于1928年端午节。

《湖南人物年谱》第六卷《杨度生平年表》1931年条目云：

6月上中旬，赴上海浦东高桥，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并撰《杜氏家祠记》，典礼结束后回沪，即卧床不起。²⁷

而1931年的端午日是1931年公历6月20日，根据年表提供的信息，即使杨度1931年6月15日后回沪,因卧床不起,书写此函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卧床书写，鉴于两人的亲密程度，杨度会流露出身体抱恙的信息，而信中不但无此片言只字，反倒是向齐白石索请小幅山水范本，说明杨度学画志趣不小。可知，此信函不会是写于1931年的端午日。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有云：

一九二九年，我二哥杨公兆由国外归来……半年后，二哥结婚了，我的二嫂名叫葛敬安，是国民党要员黄郛的亲戚，也是由黄郛介绍给二哥的。²⁸

这段文字没有明确杨公兆1929年归国的日期，因此半年后，“二哥结婚了”的准确日期也只能推断。杨云慧在叙述杨公兆回国时说：“那天，我从学校回家，二哥正在和父亲讲话。”²⁹说明杨公兆回国时，杨云慧所就读的上海光华大学已经开学，时间当在公历3月1日以后。若据此计算，半年以后当是9月1日之后，也就是说，杨公兆和葛敬安结婚的时间应在1929年的端午节之后。结合杨度此函中“小媳敬安随次儿公兆入平，特令二人趋前问候起居”句，可知此函极有可能不是写于1929年端午日。因为1929年的端午日是公历6月14日，时间上不合辙。

当然，假设杨公兆是1929年元旦归国，而恰逢杨云慧所就读的光华大学元旦放假，回家兄妹相见。半年后，杨公兆与葛敬安筹备结婚，由沪赴京面请长辈和朋友参加婚礼，时间上也符合逻辑。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此信写于1929年端午日。

综上所述，此信写于1930年的可能性，就不证而明了。

结束语

自1899年正月开始，至1931年杨度辞世止，长达33年的时光里，既是同门又是同乡的齐白石与杨度，他们相识、相知的故事，肯定不是区区万余字能表达充分的，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浮光掠影地概括、蜻蜓点水地尝试。而且这种概括与尝试，基本上是站在齐白石的角度进行的，并且把他们交往的线索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剥离了出来。换句话说，笔者只对齐、杨的交往史料做了一个剪影式的交代。

究其实，齐白石与杨度虽为同乡、同门，但他们的人生志向与人生目标毕竟大相径庭，这也导致了他们人生道路的迥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的呢？原因有三。

其一，共同的地缘关系、重叠的朋友圈，让齐、杨交流无碍。

齐白石长杨度11岁，均为土生土长的湘潭县人。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自然会滋生出一种莫大的亲近情结。这样，齐、杨交往时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甚至也不存在风俗观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抵牾。这些无疑会在他们顺利交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另外，经常在《杨度日记》《杨度集》中出现的王闿运、尹和伯、杨钧、夏午诒、郭葆生、张正阳、罗醒吾等湖湘俊彦，或是齐白石的恩师，或是齐白石的挚友。这种重叠的朋友圈，无疑也会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和润滑黏合作用。

其二，心性的高度契合，让齐、杨内心息息相通。

齐白石与杨度均为高度自信、豪情满怀之人。

先看杨度的自信。

戊戌年（1898）闰三月八日，杨度想用传统的讽谏方式干政，作《大阅赋》，苦于无人代奏，政治抱负化为泡影。但杨度坚信自己的政治才干，于同年四月十三日日记中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 ³⁰ 同年五月初一，杨度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甚为不屑，在日记中记道：“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³¹

再看杨度的豪情满怀。

1903年十月四日，杨度作《湖南少年歌》，中有：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³²

1904年二月十四日，杨度作《黄河》歌词，中有：“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³³

齐白石的高度自信与豪情满怀各举一例。齐白石的高度自信。

癸卯年（1903）四月二十一日，齐白石在日记中说： “画《借山吟馆图》与午诒，即数百年前有李营邱先生《梅花书屋图》，又有高房山先生《白云红树图》，徐文长先生《青藤老屋图》，不可不存数百年后有齐濒生先生《借山吟馆图》之心。”³⁴

齐白石的豪情满怀。

己未年（1919）闰七月二十三日前后，齐白石为方叔章作画记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心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³⁵

这种高度自信、豪情满怀的精神气质，不仅使得齐、杨心性契合无间，也使得齐、杨在交往过程中息息相通。

其三，相似的传奇、坎坷经历，让齐、杨内心同频共振。

杨度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短短不足一个甲子的生命过程中，完成了从绅士到新知识分子、从书生到组党从政的社会活跃分子、从民党骄子到中共党员的转换。而齐白石的传奇色彩一点也不比杨度逊色，他从乡村牧童朝着乡村木匠、地方画师、职业画家、人民艺术家、蜚声全球的国画大师完美蜕变。

这种转换与蜕变看起来很美好，但个中艰难与坎坷，恐怕如鱼饮水，冷暖只有齐、杨互知了。正是这种饱受坎坷的锐意进取，让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唯其如此，杨度才会对齐白石发出“独同县齐君白石论与予同”的感慨，齐白石也才会对杨度发出“世人欲杀我犹怜”的喟叹。

1917年，对于齐白石和杨度来说，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遭全国通缉的杨度逋亡天津租界，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深受兵患匪扰、遁窜京华、自身难保的齐白石，却仍冒着炮火登门造访。这是一份怎样难能可贵的情谊呢？可以这样说，正因为 “入世甚浅” ³⁶的齐白石不畏险阻的拜访，才拉开了齐、杨交往的崭新篇章。也正因为齐白石具备了这种不管世态炎凉，始终以朴质、坦诚态度与人交往的高贵品质，才赢得了时人最广泛的赞赏与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齐、杨交往既是共同的地缘关系、重叠的朋友圈使然，又是齐、杨相似的传奇、坎坷经历使然，也是齐、杨心性高度契合、毫无世俗羁绊的交往态度使然，更是风起云涌、局势动荡的时代大势使然。

齐白石、杨度是20世纪不同领域中饶有建树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纪湖湘文化在异地的一种亮相和绽放。这种建立在对时代判断之后的个人能动选择，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是值得我们寻觅与挖掘的。

注释

1 根据《湖南省志 ·人物志》《湘潭市志 ·人物志》《湖南人物年谱》《杨度集》撰写。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 · 人物志》，湖南出版社，1992。

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湘潭市志 · 人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齐良迟主编，宗德路、齐展仪副主编《齐白石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第67—69页。

3 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普及版）》第十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第11页。

4 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 日记》，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47页。

5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第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303页。

6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