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URS 文选】《Frieze Week》专题｜乌雷（Ulay）：长城之外

马刺画廊正在展出艺术家乌雷（Ulay）个展“动荡之驱”，这是艺术家在画廊的第三次个展。展览汇集了乌雷的20余件作品，涵盖其早期表演性摄影、行为艺术，以及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合作的行为表演作品。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首尔艺术周期间，马刺画廊荣幸参加2025年弗里兹大师展，于展位M16特别呈现乌雷个展。同期，《Frieze Week》杂志刊发艺术史学者、策展人、作家Hana Ostan-O?bolt-Haas文章，深入挖掘乌雷与中国的渊源。

原文载《Frieze Week》杂志

2025年9月刊

文/Hana Ostan-O?bolt-Haas

乌雷（Ulay，1943—2020）常说自己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出于对自我的“不满”。乌雷，原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出生于德国。在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1946—）长达十二年的伴侣关系与合作中，他既被塑造成偶像，又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因此常自嘲为“最有名的无名艺术家”。在摄影与行为艺术的交汇处，乌雷留下了一批重要的个人作品。1970年代初，他移居阿姆斯特丹，开始创作早期且开创性的表演性宝丽来摄影：他化身为男性、女性、雌雄同体者（《她/他》，S’he，1973）、白衣新娘、死亡的异装者、精灵——以各种方式不断改造与操控自己的面容和身体。他的一生与艺术轨迹始终围绕着对身份的强烈追寻，以及一次次试图逃离自我——名字、出身、艺术世界——却又不断回归自我的循环。

乌雷，《她/他》，1973，图片由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提供

乌雷与中国保持着长期而紧密的个人与艺术的联系，这在他晚期的创作中尤为明显。然而，与中国相关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仍是他与当时的伴侣兼合作者阿布拉莫维奇共同实施的《情人·长城》（The Lovers: The Great Wall Walk, 1988）。这一重要项目的筹备始于1980年代初。然而，为了完成徒步走完整段长城这一此前从未有西方人挑战过的壮举，他们不得不经历层层审批以及与中国当局的反复谈判。作品最初被设想为一场持续性的行为表演（乌雷本人更倾向称其为“事件”或“行动”）：两人自长城两端同时出发，在中途相遇。这段行走原本意在象征对他们爱情的确认，最终却成为这段20世纪最具标志性、最富成效的艺术合作的终结。

受中国辽阔的山川、文化、宗教与人民启发，乌雷以摄影和多本日记记录下这段旅程。《中国——长城沿线》（China—Along the Great Wall，1988）包含数十张彩色照片，捕捉了他途中所见的风景与人物。该系列曾在他身后回顾展（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2020）展出，并于2022年先后在昊美术馆与马刺画廊与中国观众见面。作品常与大型铝制雕塑《门》（Mén，1989）并置展出。装置灵感来自长城的建筑结构，悬挂于展厅空间，观众被邀请从其下方穿行。

乌雷，《〈长城〉日记》，1986–1989/2016，图片由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提供

1988年与阿布拉莫维奇分开后，乌雷回到最初的挚爱——宝丽来摄影，并尝试创作更大尺度的作品。1989年，他完成中幅宝丽来系列《情人》（The Lovers），以纸偶戏的形式在镜头前重演《情人·长城》。当时的妻子丁小松操控纸偶，为原有叙事叠加新的解读。最终影像呈现她点燃纸偶的瞬间——不仅象征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关系的终结，也标志他人生新阶段的开启。正如乌雷所言，这一时期见证了他“重新学习”的过程——“忘记那些曾用来合理化自身及事业的价值观”。这种探索贯穿于他1990年代初的诸多作品，深深烙印着他对中国现实与精神传统的体悟，以及对自身身体在运动中的敏锐感知。1988年的一本中国日记中，他写道：“我行走。双脚。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皮肤。心寓于其中。肌肤之墙。无思。记住，臣服。继续行走。”这些文字如同他当时的诸多作品，大多鲜为人知，却是炽烈生命与艺术实践的片段，等待被重新追寻，犹如他曾踏过的自我探索之路。

左：乌雷，《情人》，1989；右：乌雷，《门》，1989；“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马刺画廊，北京，2022年9月4日至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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