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风停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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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长篇非虚构作品《谁的边疆》，作者：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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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如约而至。它是座明晃晃的城市，整齐、靓丽，没有任何犹豫，像一座被精确测量过的实验场。宽阔的街道、规矩的高楼、闪烁的霓虹，硬生生将荒凉、孤独和遥远碾碎。空气里混合着汽油味和烤肉香，却不留一点沙漠的余温。
我走在街上，像一个穿越地图的人，看到边疆的荒野被文明硬塞进框架，所有荒凉都变成了秩序的装饰。街角的广告牌、顺着人行道铺开的水泥板，像是对历史的轻蔑提醒：这里不允许野性存在。喀什也有现实的一面：快捷酒店门前狭窄的停车位、街道上过多的游客、为游客而生的餐饮——大城市才有的毛病，在这里也不缺。旅馆的床干净、服务员礼貌、外卖单五花八门。只有当我站在窗前张望时，玻璃上沙尘暴遗留下的灰尘与泥污提醒我：这是喀什，这是塔里木。在人民公园附近，我沿街一户户扫过去，像检查一条陌生的边界，最后挑了一家抓饭馆。凉棚的彩条布在风里轻轻晃动，维吾尔风情显得并不刻意，两个新疆男人坐在棚下喝茶，神色淡然。敞开的门窗里，墙面嵌着白瓷砖与铜绿、钴蓝交织的图案，繁复而明亮，仿佛一座殿堂的残片。我喜欢这样的气息，便走了进去。点餐的姑娘画着浓黑的眼影——维族女孩子似乎偏爱这种妆容，她问我要什么。我要了抓饭和鸽子汤。茶壶与茶杯的花纹也同样大胆，颜色对比鲜明，在我们看来，这种“缺乏雅致”正是维吾尔审美的常态。我特意为那只夸张的茶碗拍了一张照片。一阵疾风，冰雹尾随而至，两个刚刚还神态自若的男人被撵进了大厅，他们擦拭着额头上的雨水，尴尬地笑着，他们的悠然被搅扰。鸽子汤微咸，却鲜美。后来在别的店里喝到同样的味道，才觉得这咸味已成喀什味觉的一部分；抓饭精致，是城市化的抓饭，我一粒米也没舍得剩下。喀什噶尔像一颗早已熟透的石榴，我迟来的脚步，只能尝到它最深处的一丝余味。回到酒店，我换了衣服躺下看书。翻到斯文·赫定1896年抵达喀什的章节。他把喀什当作“在中亚的大本营”，喀什的地理位置在外国人眼里有明晰的坐标：那时进入南疆，大多从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火车能到达的最远处是奥什；此后，人们就要托付牲口越过帕米尔，经过高到连鹰都飞不过的雪山后，首站就是喀什。沙俄、英国的领事馆在这里扎根，银行、旅店、商号悉数开张，探险家们因而把喀什当作再出发前的后方。赫定夏日居住的地方正是沙俄和英国领事馆。沙俄领事馆即今天的色满宾馆，尚存几栋老楼，我打算去看看。头顶的天空不断传来轰鸣，我起初以为那是军用飞机的演练，后来才发现，是民航的航班在频繁起降。喀什的游客太多了，机场从早到晚都在运转，像一座不眠的引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古丽的家”。这是网红产品，喀什老城当下浮华旅游景象的一个缩影，而喀什人又为这座老城自豪。从我住处步行几分钟便能到达老城。走在路上，喀什的现状几乎一目了然。这让我想起去年十月在库车时的疑问：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景观、店铺、被冠以“非遗”的项目，都按照镜头的需要排列。今天，旅游与摄影已难以分开，我们甚至无法判断自己是为了摄影去旅行，还是因为旅行而摄影。人们的行为从拍照开始，也以拍照结束：到达景点，先选背景，再拍摄，紧接着发布、打卡。旅行在上传的瞬间完成。景点因此必须“出片”，哪怕是餐饮，除了追求好吃好看，商家就连拍出来好不好看、怎么拍才能好看都考虑周详了。所有游客驻足之地必须制造出适合拍照的氛围。整个景区逐渐成为巨大的片场，每个人既是游客，又是别人镜头里的群众演员。自从摄影无条件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景观社会》一书中所有的描述。喀什古城像是库车古城的放大版，更多的群众演员加入了这场无声的排练，各自自洽地完成一段群演的动作。古丽之家只需三十元门票便可入座，坐在那个被改造过的老院子里。厅堂四壁被涂成红的、绿的、蓝的、白的，艳丽到几近刺眼。长沙发围成方形，膝前的条桌上摆满核桃、葡萄干、红枣、馓子与各式糕点，水果堆叠得夸张——西瓜、香蕉、无花果，还有那些印着浓烈花纹的茶壶与茶杯。琳琅满目的桌面暗示着某种“尊贵”，只是这尊贵是循环的，沙发上的人流如水，每四十分钟更换一批。这里不是餐馆，而是一场定时上演的“家访”。盛装的古丽（维族姑娘）们轮番登场，舞蹈水准参差不一，身形燕瘦环肥，各具风情。她们旋转、摆臂、微笑，笑容与动作都精准地落在节奏里——恰好满足人们对“异域”的想象。观众被当作贵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既温情又程式化的热烈。我在二楼回廊找好角度，拍了几张。35毫米镜头在逼仄的空间里显得迟钝，构图不如手机来的壮观。镜头里，一切都被调试过的热情与节奏覆盖，连鼓手与弹都塔尔的男孩，也像预设好的角色。古丽之家原本是老城的一家民宿。为了吸引游客，后来加入了歌舞表演，再后来，干脆成为整点上演的收费项目。从下午到傍晚，姑娘们的彩裙一直在空中翻飞。来自山南海北的顾客体验了一场全方位的“民族风情”，脸上的表情惬意而满足，如同饱食了一顿预知的快餐。多数人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个民族的快速了解：维吾尔是热情的，是乐观的，是每日歌舞升平的。这样的理解轻盈、明亮，却也是误读。生活在沙漠中的民族，日常更多被严酷包围。生活的敌人不止是高山、冰雪、沙漠与酷暑，还有猜忌、试探、背叛与消亡。我突然有一种错位的恍惚：我们是谁？我们在哪？这问题未必在每一个花了三十元门票的游客心中浮现。被改造成“生活场景”的院落，早已失去了生活的气息，剩下的，只是被商品化的热闹。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是每个来喀什的人都会到的地方。它像是维吾尔人的精神中心，也像一座纪念碑。对外来者而言，这里几乎就是旅途的终点线——抵达此地，便等于抵达了新疆。广场上人群涌动，空气里有一种平缓的安静。白发的维吾尔老人缓慢行走，眼神里带着宁静与仰慕。台阶被无数脚步磨得发亮，那种光泽不是时间的痕迹，而是信仰的。我到达的时刻并不在开放时间，清真寺的大门紧闭。粗暴的羊肉串口音不耐烦地驱赶我，我只能隔着铁栏，看那被岁月打磨出的黄土色立面，在霞光下泛出柔和的光。门口售票的标牌有些突兀。听说清真寺售卖门票的做法，在穆斯林信徒之间颇受争议。信仰本该是开放的，而价格标签像是在提醒人们，连虔诚也有时间与门槛。落日的光从广场的西侧斜射过来，金色的尘粒在空气中漂浮，像缓慢坠落的时间。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外墙在暖色光线下泛出金黄的光泽，砖缝里藏着旧雨的气味。孩子们在鸽群间奔跑，鸽子的翅膀掠过地面，溅起一阵短促的风。广场的边缘坐满老人，他们的神情安静，似乎并不看向任何地方，只是在等待。游客在他们身后拍照、比手势、换姿势。镜头与目光互为注视，谁都未必知道自己究竟在看什么。一队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整齐地走过，他们表情肃穆，不苟言笑。茶馆的喇叭播放着音乐，旋律被风掏空，只剩节拍。空气中烤肉的香气与祈祷前的静谧，那些看似矛盾的气味在这里并不冲突，像昼与夜的缝隙，彼此包容。此刻的广场像一张被无数人踩亮的底片。你站在光与影的交界处，看着这一切缓缓流动。信仰在一侧，表演在另一侧，中间是一片模糊的地带，人们在其中穿行，像是在确认一种无法命名的归属。所谓边疆，不过是有些人心中的故乡。只是有些人向内走，有些人向外走。风从清真寺的穹顶掠下时，这种方向感也变得模糊不清。夜幕降临得极慢，像被人轻轻摊开的黑色幕布。清真寺的外墙在最后一抹余晖中泛出青铜的冷色，鸽子早已消失，只剩风在檐下回旋。广场的热度退去，摊贩开始点灯，一盏盏灯泡亮起，像被风吹醒的星星。空气里混着孜然、羊油和煤气的气味，散得极慢。此刻的喀什，不再喧哗，却也未真正沉寂。街角的留声机仍在转，声音沙哑，像一段旧胶片在空气中颤动。一个维吾尔少年靠在电线杆下看手机，光照在他的脸上，让他看起来与任何一个城市的少年并无不同。清真寺的穹顶在暗蓝色的天空下显得巨大而安静，信徒们三三两两经过，有人停下祈祷，有人只是路过。祈祷的声音不再宏大，而是被夜色吞没成细微的呢喃，与灯火、尘埃、风声交织在一起。我沿着广场的边缘缓慢行走。脚下的石砖泛着微光，像被人无数次触摸过的记忆。游客已散去，留下一地未干的茶渍与瓜子壳，仿佛白天的一切喧闹只是为这片夜色铺垫。 在夜晚的喀什，光与影的界限变得暧昧。街灯打在老城的土墙上，显出某种温柔的斑驳，像时间在此地驻足。远处传来阿訇的诵经声，低沉、悠长，似乎从地下升起，又在空气里缓慢消散。这是一座在黑暗中更显真实的城市。白日里被陈列的“民族风情”，此刻隐退成生活的本来模样。风从塔楼之间穿过，带着一点沙尘与旧时的凉意。你站在清真寺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喀什——既非表演，也非历史，而是一种在时间深处呼吸的存在。去往沙俄领事馆旧址的时候，导航将我带到西域大街一条西北走向的巷子。车驶入巷口，猛的发现是单行线，便急转方向，在路边靠停。那条路上已经停满车，我便大胆地跟着停下。我背上摄影器材，准备步行穿过小巷，又担心这里会被贴罚单。便观察了一下别人停车的理由——人行道边第一间屋子是警务大厅，门口排着长队，从台阶一直蜿蜒到巷口，尾巴甩向右侧几米。那些人神情相似，手里攥着几张纸——身份证和复印件。后来才知道，这里是边防证办理处。许多人正准备去塔什库尔干，那是通往帕米尔高原的方向，已接近国境。他们的车都只是临时停靠，一旦有警察靠近，就会迅速上车离开。我的车显然不适合留在此地。我重新审视导航路线，发现地图像跟我开了个玩笑。：只要向西、再向北、然后折向东，一个C形的弧线就能抵达目的地。或许问题出在名字上——“沙俄驻喀什领事馆”只存在于旧地图里，而今天，人们称那里为“色满宾馆”。几分钟后，我从色满路拐进院子，院门半掩，铁门上斑驳的油漆在晨光里泛着冷色。清晨的光线从院墙外漫进来，浅浅地落在砖墙与树影上。我站在这栋旧楼前，街面仍未完全苏醒，只有远处的清洁车缓慢驶过，尘土在光里浮动。那一刻，我分不清自己是在回望一段历史，还是被它注视。我停在院中央，目光慢慢被那栋旧楼吸引。它的形制典雅，立面对称，窗拱的线条带有浓厚的俄式风格。门口的台阶被磨得发亮，显然经过多年踩踏。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看一栋建筑，而是在被它回望。这曾是沙俄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1894年，斯文·赫定第二次抵达喀什时，这栋建筑刚刚落成，他受领事彼得罗夫斯基邀请，住在这座屋子里。之后的几年，这里成为他塔里木探险的大本营；他在书信中称其为“我在亚洲心脏的家”。1899年，他第三次进入中国，再度回到喀什，仍以此为探险的后方。斯文·赫定住在彼得罗夫斯基家中，这位被他称作“喀什噶尔最有权势的人”，在塔里木的探险路上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权力、时间与历史在这里交错，赫定的探险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线路，而是一场穿越过去的沉默对话。阳光从屋檐斜射下来，玻璃窗里映出我被拉长的身影，像从过去投射过来的幽灵。我走到门前，门紧锁着，纸条上写着“咖啡馆营业时间”，字迹被岁月压得略微发黄。这里已经是咖啡馆，而我到来时，却不是它醒来的时刻。门内的桌椅静默排列，像沉睡的守望者，等着另一个早晨慢慢将它们唤醒。我忽然想到：也许赫定曾在这间屋子里展开地图，彼得罗夫斯基在对面斟茶，窗外的风与今日无异，只是吹拂的对象换了时代。那些消逝的声音并未真正远去，只是被封存在墙体的缝隙之中，偶尔在风中泄出一丝回音。我站在原地许久，直到街面传来隐约的车声，才意识到喀什的早晨已完全展开。阳光愈发明亮，旧砖的颜色被照得发白，连空气都显出一种微弱的透明感。我缓缓退到门外，回头再看一眼那栋旧楼，它像一段未完的句子——静止、完整，却无法抵达。老领事馆的旁边，是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色满宾馆一号楼。这个建筑具有浓郁的喀什风格，又带着岁月打磨出的老旧质感。红砖墙略显斑驳，窗棂上的老式花格还留着光影的痕迹，屋檐下的阳光斜射进来，映在青石地面上，拉出一条条浅浅的光带。推开宾馆的大门，仿佛踏入一场仍在延续的梦境。空气里混着旧尘和阳光的味道，天花板上的金色花纹像静止的涟漪，红与绿、蓝与金交织的图案不仅是装饰，更像时间留下的语言，默默述说着曾经的繁华。走廊长而无尽，拱门层层叠叠，金色花纹在灯光下泛出微光，如被拉长的念想，脚步声被厚地毯吞没，远处房门轻关的回响，提醒你仍在现实之中。喀什正在举办中亚贸易交流会，来自中亚各国的客人下榻在这家酒店。那些头发卷曲、络腮胡浓密的男人们，可能来自白沙瓦、撒马尔罕、阿拉木图或伊斯兰堡，他们的长相更接近喀什人。此刻，他们坐在有花地毯的沙发上，抿着咖啡，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交流着，声音低沉而连绵，与室内的光影、墙面浮雕的静默形成一种奇异的错位感。如果想接近、体会斯文·赫定曾经在这个院落里居住的感受，那么住进这里，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决定退掉人民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搬进这座古老的院落里。前台是一个汉语并不特别流利的维吾尔姑娘，但她的热情弥补了语言的缺口，她微笑着说：“就给你按喀交会的优惠价。”声音轻快、带着生活的温度，却没有打破房间里旧时光的静默感。窗外阳光斜射进来，照在地毯上，映出斑驳的光影，和客人们低声交谈、手指敲击咖啡杯边缘的细微声响交织在一起，像是现代与过去在这座老院落里偶然的重叠。我在大堂里随意环顾，墙上的老照片记录着赫定与马车的影子，而现在的光影、人的影子、咖啡香和低语，又让这里成为另一种活着的历史。时间在这里缓慢流动，却总带着一种轻微错位：过去与现在、旅行者与商人、尘埃与阳光，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安静交叠。房间是浅绿的，墙壁与天花板覆盖着细密的浮雕，窗外树影摇曳，在金边框线里缓缓流动。床单略微皱起，桌上放着整齐的矿泉水，一切既生活化，又像布景般静默。色满宾馆的气息让人难以忘记这里的历史：过去的领事馆、赫定的探险、院落的岁月，都像被光影与尘埃凝固在这一刻。推开窗户，能看到院落深处老红墙的斑驳，和街道尽头被阳光拉长的影子。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夜晚静坐，都能感受到一股穿越时光的温柔——现实与过去在这里悄悄重叠，每一件器物、每一片光影，都在默默讲述着这片院落百年的故事。这里不仅解决了我的停车问题，更将我千里追寻的旅程，最终串联成一个完整的节点——我住进了斯文·赫定曾经居住过的院落。呼吸同样的空气，吹着同样的风，夜晚仰望同样的星空，那些高大的杨树依旧矗立，像跨越近百年的默默见证。这一刻，感慨如潮水般涌来。我追随他的足迹，翻越戈壁与荒原，穿行于城市与荒野之间，而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如此静谧而熟悉的院落。这里，不只是他探险路上的一处驿站，而似乎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国探险的策源地——无数地图、笔记、测绘与照片的起点，也可能是他理想与孤独的交汇之所。站在院子里，我能感受到他当年的呼吸、思绪和期待，一种跨越时空的连结在我心中缓缓生长。空气里弥漫着尘埃与岁月的味道，树影婆娑的光影之中，我仿佛能听见远处院落里轻微的脚步声，那是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微妙交错的声音。时间在此刻仿佛折叠，我与赫定之间的代差被压缩，我触碰到的不只是建筑与庭院，更是一个人的探索热情、孤独坚持，以及他在中国西北荒原上留下的印记。我感到一种深切的温柔与震撼——追寻的旅程终于在这里汇聚成点，而这点，承载了历史、地理、理想与人心。风吹过杨树，阳光落在地砖上，我闭上眼睛，想象他也曾站在同样的光影下，凝视这片土地，计划下一次的远行。下午，我决定去艾提尕尔清真寺后面的街区。前台姑娘告诉我，那片地方虽然也被划入古城景区，却依旧是老喀什人的生活圈。街道上行驶着许多共享电单车，烈日下的车身泛着蓝白的光。骑行者在红绿灯前一字排开，没有人闯红灯，也没有人催促。交通警站在不远处，墨镜下的目光像鹰，冷静地巡视着每个路口。喀什人似乎早已习惯这种注视，他们不抬头，也不说话，只在信号灯的变换间无声地移动。阳光灼热，气温逼近三十度。骑行的人们依旧戴着安全头盔，就连那些骑三轮车的老农民，头上也扣着印有“某某建设”“安全施工”的塑料帽。头盔早已褪色，反光的标志贴斜在一边。据说这里骑车不戴头盔，会被罚款。他们在路口等待绿灯的那一刻，神情平静，几乎没有表情。那种安分并非出自天性，而更像是一种被长期塑形的习惯——在命令与注视之间，人学会了如何“安全地存在”。街道因此显得格外有序，也格外安静。上午，我去退掉原来的酒店，又搬到色满宾馆。我已经两次走过这条街。我的记路能力一向不错，只要走过一次，路径便在脑海里生成清晰的地图。此刻，我正沿着自己设计的路线前行。街道两侧种满了悬铃木，张扬的枝杈形成很大的树冠，大树造就的巨大荫凉讨人喜欢。这种阔叶树让街道有了几分“洋气”的姿态，风在树冠间发出低低的声响。喀什的繁华藏在曲折的街巷里。商铺细碎并不张扬，几乎看不到那种霸气的门头。也许中文并不是维吾尔语的母体，所以店名和广告都显得朴素、直白，少了内地城市那种故作姿态的虚饰。生意的展示是直接的：水果店在门口设摊，把瓜果堆成小山；花店五颜六色的瓶花插在门口；餐馆门前撑起几顶色彩明亮的遮阳伞，几张桌子就成了露天的食堂。能把生意延伸到街道的城市，往往有种天然的宽容。它给人留下呼吸的空间，也给生活留下了柔软的余地。这种开放并非制度化的“管理”，更像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一种带着人情味的放任。楼上是红砖砌成的老房子，四层或五层高，喀什人的窗台上不用晾晒被子，楼房的阳台就没那么繁琐沉重，那些窗玻璃上还留有上一场沙尘的痕迹。这里是老喀什人的生活社区，午后的热气在墙面上震荡，他们聚在楼下阴凉处的小凳子上，聊天、抽烟、消磨时间。喀什的生活似乎总是慢半拍，却也因此显得完整。每条街角几乎都有卖瓜的。即便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对角线上，也常常出现两个并立的平板车摊位，彼此之间毫不在意。他们的从容，大概源自喀什人对瓜果惊人的消耗量。这里的夏天漫长而炙热，西瓜几乎成了人们的第二种主食。你很难分清喀什人一天究竟吃得更多的是抓饭、烤肉，还是西瓜。花园路至少有半条街是浓荫蔽日的清凉世界，我在阳光留下的斑驳之中拍了许多照片。喀什的街景实在让一个摄影师沉溺其中——那种由土墙、木门、影子与光线构成的世界，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美感。街边围挡墙的后面，一处古墙遗址下，园林工人刚刚铺上草坪，正在浇水。水管喷洒出的细雾在阳光里形成了一道浅浅的彩虹，像一段偶然闯入现实的幻象。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脚下的这片土坡正是徕宁城的遗迹。城墙的断面在阳光下泛出浅黄的光泽，碎石与夯土混合的层理清晰可见。风一吹，尘土轻轻扬起，落在鞋面上，也落在时间的褶皱里。徕宁城建于清乾隆年间，那是帝国将疆域的边线重新收束的年代。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喀什旧城西北修筑新城，以徕民、使之宁定，故名“徕宁”。这是一个出于统治意志的名字，既是安抚，也是告诫。新城的墙体用黄土夯筑，外覆石块，曾有四门、八角楼与完整的瓮城，军政衙署与仓库沿街而建。它是一个被制度化的秩序空间，是帝国在荒凉之地上的印记。如今，徕宁城几乎已被现代城市吞噬。旧城的南门尚在，残墙断段散落在停车场与居民楼之间。孩子们在夯土堆上玩耍，老人在阴凉处抽烟。没有人刻意注意这些残垣，它们像被遗忘的句子，在城市的身体里继续沉默。我靠在残墙下，试着辨认那些夯土层的纹理。它们像是旧时代的脉搏，早已干涸，却仍在微微跳动。阳光从墙头斜照下来，影子压在脚边。此刻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重叠感——我追寻的，不只是斯文·赫定的行踪，也是在触摸一种更深层的边疆记忆。徕宁城是赫定到达喀什前的百余年里，帝国秩序在此建立的原型；而我此刻，就站在这原型的废墟上。风从城墙的缝隙里掠过，带着细微的沙声，像一段未完的叙述。我依然在瓜摊前停下，买瓜，让摊主全部切开。随后我请他和正与他搭话的几个人一起吃。喀什最好的瓜来自伽师，小的像地雷，先天给人以喜感。大的则华贵高雅，活脱脱一个宋代的瓜棱罐——无论形制还是皮色，都与皇家审美无异。这瓜并不仅仅好看，它极好吃，满口汁水又甜又糯，也因此昂贵。以至于摊主专门将它切成一条条出售，那嫩绿中透着鹅黄的月牙形瓜瓣，在阳光下闪着细腻的汁光，要价五元一块。穿着宽大袷袢的维吾尔摊主，手里举着水嫩的月牙儿，腰肢轻轻扭动，衣襟便随风鼓起。他的动作夸张又自然，像是一场不需伴奏的舞蹈。街市的扬声器里反复流淌的正是那几首典型的南疆旋律，喀什人随时可以借助这些“背景音乐”翩翩起舞，那是他们惯常的招牌，也是与这座城市同频呼吸的方式。我从喀什老城西门再次进入这座巨大的“摄影片场”。脚下的青石路被无数脚步磨得发亮，阳光在石面上漂浮。1826年，徕宁城建立已六十三年，足以跨越三四代人的记忆。那时的人们或许已淡忘了最初的伤痛，但埋藏在血脉深处的仇恨与野心，却在悄然发酵。当年，白山派的和卓张格尔——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举兵叛乱，妄图重建祖父时期的荣光。九月，他掘地道攻陷徕宁城，喀什参赞大臣庆祥自杀殉国。徕宁城在战火中大半化为灰烬，几近荒废。翌年，清军接连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诸城；再一年初，张格尔被擒，押解至北京，午门斩首。七十年后，时间抚平了废墟的创伤。1898年，清军喀什噶尔副将协署在原徕宁城旧址重建，喀什城池亦向西扩展至此。副将杨德俊主持修建新城西门，将喀什与徕宁旧城连为一体。此刻我脚下的这道西门，正是那时打开的门。游人密集地涌入门口，警察在门边把守，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安检门，背包和行李接受X光扫描。进入古城，便进入了一条被商铺层层包裹的长廊。灯箱、木门、铜铃、饰品与香料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仪式。喀什老城西区的京其巷，是最偏僻的一条巷子。它自西北斜向延伸，狭窄而弯曲。古城修建西门时，城墙也延续至徕宁旧址，这段城墙连接着南端的沙门——古城的南门。于是，这条巷子便成为城内连接西门与南门的一条隐秘通道。它像一条藏在时间腹地的裂缝，城市的气息在其中暗暗流动。巷子里有几个少女在学骑自行车。她们反复从巷口骑到尽头，又折返，像是在练习一种不会立刻掌握的人生技艺。阳光从屋顶斜照下来，女孩们的影子在砖地上拉长、重叠，又被打碎。她们的额头闪着细细的汗珠，神情认真而固执。喀什的午后气温逼人，但她们似乎并不觉得热，身体被一种初学者的兴奋支配着——那是一种对世界的短暂忘我。街口的服装店门敞着，玻璃橱窗里堆满花团锦簇的布料。掌柜是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站在门口，神情像守着某种秘密。喀什的女人们热衷于明亮的颜色：玫红、翠绿、宝蓝，衣角缀满流苏和亮片，蕾丝叠着蕾丝，图案层出不穷。她们的美带着一种浓烈的戏剧感——仿佛要在日常生活里完成一场永不落幕的节庆。我常常觉得，那些衣裳像从旧式窗帘上剪下来的布料，既温柔又张扬，带着一种不肯退场的艳丽。喀什的街巷过于精致。那些仿古砖墙上，嵌着土陶罐、铜铃、灯笼，像是某种不知所云的布景。美感被管理成了统一的模式。走几步，就会看到另一条相似的巷子，像是复制出来的梦境。树上挂满了透明的LED灯，夜晚亮起时，每一个灯泡都闪出成语或吉祥话，全国的古镇都在这么做——这并不令人愤怒，只是让人感到无趣。我无法对这样的街景保持热情。我原以为能再多看一会儿，或许还能找到属于喀什的真实表情，但我说服不了自己。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念头也在此刻消散。我掉头，朝西门的方向走去。喀什噶尔北门外有一片街区，旧称“秦尼巴克”。这个名称源于英国领事乔治·马噶特尼（George Macartney），他将英语Chinese 与维吾尔语Bagh（意为“花园”）拼合成“Chinese Bagh”，即“中国花园”，后来被音译成“其尼巴格”。如今，这里早已被城市重新书写。密集的街区取代了旧时花园，商业中心与宾馆楼群在土黄色的两层民居间突兀地竖立，像不合时宜的参照物。城市的历史往往不是断裂的，而是被一层层覆盖、叠加、掩埋——那些曾经的树影与花园踪迹已无从寻觅，只剩延续下来的居住、买卖与生息。喀什人一代代在其上生活，仿佛时间从未被打断，只是悄无声息地换了表皮。那一代帝国的使节、探险者、翻译官与随行医师，他们的名字散落在档案、照片与碑铭中，像风暴过后被遗弃的物件。街区的名字被时间改写，花园被混凝土吞没，唯有“其尼巴格”这三个音节在喀什的方言里残留，带着模糊的回声。今天的街口堆满现代的符号——银行、酒店、奶茶店。旧城的轮廓在这些新材料的缝隙中显得模糊而脆弱。城市的记忆从不拒绝遗忘，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保存过去。那些被掩埋的名字、花园、树影，最终都变成了地理的沉默层，被后来者踩在脚下，继续生活。我在街边遮阳伞下坐下，要了一杯啤酒。那是家维吾尔餐厅，为了掩饰我把这里当酒吧了，又点了几个硕大的烤肉串。难得不开车的一天，终于能享受干冽阳光下沁人心脾的麦香。喀什的维吾尔男人大多挺着啤酒肚，这可能来源于高碳水与糖油混合的饮食结构。蔬菜摄取量太少，水果的糖分又过高。离我几步远的人行道上，几个衣着得体的男人在等待朋友，头上都扣着精致的六角小花帽，西装剪裁合体，唯有突兀的肚腩破坏了比例。不时有同样装束的男人走来，主人迎上去，迅速握手，轻声说着“As-Salamu Alaykum”，然后相互微笑，宾客被请入厅中。我去洗手间时才知道，那是一场婚宴。餐馆大厅已被布置成宴会厅，坐满百十号人，奇怪的是，全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长廊尽头，一排年长的宾客坐在椅子上，每一位进门的来客都要逐一握手，送上祝福。我问主人为何不见女人，他笑了笑：“喀什的婚宴，男宾和女宾分开招待。男宾散席后，才轮到女宾。”我走出餐厅，阳光正从高楼的阴影缝隙中落下，街上车流涌动。曾在戈壁、胡杨林间感知到的荒漠与河流的重量，如今被城市的繁华重新掩埋。我终于理解喀什人的自信——在他们眼中，这里不是边陲，而是世界的中心。地图上，它像世界的尽头；但对他们而言，这是精神的坐标。遥远，从来不在地理上，而在立场上。真正遥远的，是故乡本身。晚风从远处吹来，像情人迟来的问候。它碰触着旅途的伤痕，却只留下比慰藉还要隐约的空白。下午那场婚宴上，我喝了几杯冰冷的啤酒，出了餐厅时，喀什的阳光正软下来。街口一排共享电单车整齐地立着，我随手扫了一辆。我从没骑过这种车，卡在车筐里的头盔一时取不出来，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晃晃悠悠地回到宾馆。路上，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拐角处伫立着一栋米黄色的大楼，外观明亮，檐口与柱头的装饰厚重，带着某种苏联式的庄严感。那种建筑属于上个世纪的信念体系，如今被岁月抹平了锋芒，只剩下一种不合时宜的堂皇。我在心里记下它的位置——东北角，傍晚的光线正好能打在它的立面上。那是我喜欢的时刻，柔软、斜斜的，像要揭开某种旧梦的边缘。我打算就在对街的烤肉店吃晚饭。那家店的炭火正旺，空气里弥漫着油脂焦香的甜味。喀什的食物没有复杂的结构，烤肉就是烤肉，直接、原始，不讲理的好吃。城市的喧闹在身后一点点远去，街灯尚未亮起，天空正被暮色一点点接管。我如约而至，在靠近人行道的第一张桌子坐下。点了几样不同的烤肉，又要了一杯啤酒。等食物上桌的期间，我拎起相机，走到预设的机位，对准那栋建筑。光线刚好抵达它的立面，像命运在最后一刻露出它的笑容。我在等待人少一点的时候按下快门。此时正值放学与下班，街口的车流、人流混在一起，噪声像一层不散的薄雾。我只能耐心地等，伺机出动。忽然，一辆巴士在我左侧的红灯前停了下来，巨大的车身挡住了视线。我原本想后退一步，但车窗里传来了笑声。几个孩子探出头来，举起剪刀手。那一刻，他们的神情纯净、直接，没有表演的成分。我下意识地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又换了个角度，再次拍下。快门声在嘈杂的空气中显得格外轻微，几乎像是对某种久违的呼应。一瞬间，我想起了罗伯特·弗兰克《美国人》里那张著名的“新奥尔良的电车”。同样是窗框，同样是层叠的目光，只是他拍下的是隔阂，而我遇见的是被凝视所化解的距离。车身上的骆驼图案在光线中闪了一下，玻璃里隐约映出尖顶建筑的轮廓。孩子们笑着，他们的剪刀手像是一种未被污染的问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才是喀什的真正影像——不是古城的陈列，也不是被符号化的“民族风情”，而是那些在日常喧闹里、仍有余温的瞬间。当巴士重新启动，车窗一个个掠过，我听见心底似乎有人在轻声说：城市明晃晃，街道被灯光拉直，现代化的设施切割了时间感与荒凉感。那些我曾以为只存在于戈壁与胡杨林的冷漠，在这里被规整、被收束，甚至被美化成秩序与舒适。可人心的疆界无法被钢筋水泥覆盖。喀什人走在街上，步伐稳健，眼神平静，仿佛每一块砖瓦都认得他们的血脉。我停下脚步，抬眼望向远处的山脉。它依旧裸露、荒凉，色彩被雨水洗刷得更加分明。城市与荒野并置，像一条锋利的分界线。而我站在其间，既是旁观者，也是漂泊者。极端的距离，不过是别人眼中的边界；真正的冷逸，却源自心中与世界错开的孤立。只好随意在乡村走走。通往荒地乡的路上一点也不荒凉，相反，这是一条沿着水渠的林荫小道。一侧的柳树高大茂密，间或露出维吾尔人家的院子，花床就搭在水渠上方，铺着鲜艳的花地毯，中央放一张矮桌——那便是他们的客厅与沙发。这样的花床有十几张，一字排开，构成了这家茶饮店的全部陈设。一个简易棚子是售货区，卖酸奶刨冰、甜瓜，还有一种不起眼的绿色小桃子。啤酒按理是伊斯兰的禁忌，但这些年南疆人的生活早已世俗化，男人们抽烟、喝酒，都不再讳莫如深。摊主是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没有肚腩，却谢了顶，背也有些驼——生活的重量并未放过他。我决定在这奇异的地方待一会儿，总得消费点什么。他推荐那筐绿色的小桃子，外皮裹着一层灰，看上去似乎未熟。见我犹豫，他掰开一个递过来让我尝，汁水出乎意料地丰盈，一口下去却是超乎预料的甜。在他摊位旁的花床上，坐着一家人。一个端庄的女人，十几岁的女孩应是她的女儿，还有个为我切瓜的瘦高少年——大概是店主的儿子。我半躺在花床上，吃了几颗桃子，翻出一本斯文·赫定的书，找寻他早期探险时在喀什的蛛丝马迹。今天是“世界摄影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日子究竟纪念什么。既然是摄影日，索性让相机也休息一天吧。它静静地放在我身边，镜头盖扣着，像个被封印的器官。我问他们牛羊巴扎的情况。那位中年人笑着说起每个周日的热闹景象，成群的牲畜、拥挤的买卖人、尘土与叫喊、铁盆与蹄声。女人在远处看摊，孩子在牲口间穿梭。我一边听，一边在脑海中拼凑他们口中的画面——那些画面并不属于此刻的喀什，而属于我从网络上见过的照片，或许还有多年前我在伊犁见过的那场牛羊巴扎。声音、气味、阳光的角度，全都被记忆重新调色，像隔着尘埃的底片。我又吃了一颗桃子，汁水流进手心。远处的渠水声和女人轻微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日子在这里显得宽阔，连空气都慢了下来。两个男人坐到了另一张花床上，每人面前放着一大碗酸奶刨冰。阳光透过棚顶的缝隙洒下来，酸奶上那层碎冰在光里微微闪烁，他们喝得很快，发出满足的声响。两人交谈着，神情自在，仿佛这不是乡间的茶铺，而是自己家院子里的客厅。只是当其中一人掏出香烟时，空气忽然变得含蓄了些。他们彼此交换一个眼神，略带警觉地四下看了看，这才迅速点燃。烟雾升起的瞬间，他们几乎是急促地各自吸了几口，又赶紧把烟头藏在手掌中。那种小心翼翼的放松，有点像是对生活偷来的片刻放纵。我漫无目的地沿着乡村公路的树荫游走，这里的房屋少了吐鲁番式的艳丽色彩，但村庄本身更显紧凑密集。我一直向西行驶，穿过一个又一个村落，试图在田野和农舍之间寻找我感兴趣的画面，可每一次的停留都像是无果的捕猎——我像一只迷失方向的猎狗。索性，我向北拐上了一条更为偏僻的小路，几乎只有农用车偶尔驶过。两公里之后，棉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土台上的水泥渠道——整个绿洲的灌溉命脉。水流湍急，颜色像涮洗过奶瓶的青中带白。渠的另一边，绿意骤然终止，进入不毛之地。黄土与红色砂岩交错堆叠，地势逐渐隆起，最终在远处汇聚成山麓。千沟万壑的纹理清晰可见，有的像被风揉碎又摊开的土黄色纸张，每一道褶皱都映射出大地的干燥与荒凉。空气在这里变得稀薄而沉默，仿佛时间也被拉长，只剩下我和这片土地的呼吸相互交错。乡村整齐得近乎机械，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反复校准过。房屋的立面刷着统一的颜色，田野上的农机按部就班地行进，街道上也缺乏喧哗的生活气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不新不旧的寡淡味道，既没有旧时喀什乡村的散漫与生机，也未能抵达“新农村”的富足与秩序。它像是被搁置在时间的中间地带，徘徊在完成与未完成之间。终于，在田野深处的浓荫里，我看到几个少男少女的身影，隐约闪烁在树影与阳光的缝隙中。顽皮的男孩骑着山地车追逐嬉闹，轮胎卷起一层轻尘；稍大一点的两女孩羞涩又带着几分挑衅，用柳枝轻轻抽向靠得太近的男孩。怕惊扰他们，我提前停下车，静静地望着。少年们的脸上满是明亮的阳光，他们正处在那个漫长暑假的无聊时段——既不是童年，也还谈不上青春。男女之间的界限像一层薄薄的纱，隔开了身体，却藏不住眼神里的好奇与吸引。于是他们在村庄之外的田野里，以十几米的距离相互环绕、试探。男孩骑车猛地加速，故意冲破那道看不见的防线；女孩退开，又忍不住笑出声来。那种笑，是盛夏的气息，是世界最早的心动在空气里颤动的声音。男孩总是晚熟一些——我第一次在生活中如此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当单车男孩们靠近我，问我是不是从北京来的时候，女孩们早已在一旁偷笑。她们的笑容里带着某种笃定，似乎早就知道答案；或者，她们根本不会像男孩那样去向一个陌生人打听什么。面对镜头，他们显得有些局促，与其说是抗拒，不如说是不知该如何面对那只黑色的镜头。穿粉色衣服的女孩长得太像一个朋友的孩子朵朵了，我情不自禁地为她拍下了五张照片——她的羞涩、闪躲、努力镇定的神情，都被阳光镶上了一层柔和的边沿。那一刻，我几乎忘了自己是路过的陌生人，只觉得时间在那片柳荫下变得缓慢而温柔。苏鲁克村与别的村庄并无二致。村中心是一处十字路口，一个兼做快递代收的杂货铺、一家只卖烤肉串和早就做好的黄面的餐馆，像是乡村生活里最不起眼的注脚。这些地方我通常都不会停留。更何况正午时分，阳光正炽，村子空荡荡的，仿佛所有人都隐身在阴凉的屋里，空气里只剩下热浪在闪动。路边有几棵老树，枝叶宽阔而低垂，树荫下是一栋看似普通的民居。但车子掠过的一瞬间，我意识到那房子的体量比周围民居大出许多。刹车时，我几乎已经到了房子的另一端——西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就在那面土黄色的墙上，一个突出的窑窝形结构清晰可见。那种弧度，那种厚重的夯土质感，让我立刻明白——这不是一户普通人家的宅院，而是一座维吾尔乡村的清真寺。它没有宣礼塔，也没有拱门与碑铭，只是以一种极度节制的方式藏在村子的边缘，像一位不言不语的老人，在尘土与树影中，守着午后的静默。西侧的小门虚掩着，我推门而入。院子右侧是一片无花果树，高大、密匝，叶影摇晃间似乎有人。我上前一看，是两个年轻的汉族女子。我的出现让她们明显慌张。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房子那边传来。片刻后，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出来，速干裤、军绿色T恤，带着南方口音。他显然有些疑惑。外人很难看出这地方是一座清真寺。他打量着我，我索性说自己是个研究伊斯兰建筑的摄影师。我又对两个女孩解释说刚才是玩笑。她们这才放松，告诉我来自甘肃平凉，大学生，一个月前来实习。年轻的驻村干部来自重庆，已经在喀什待了三年。起初他并不打算让我进入清真寺，直到在果田的闲谈让他稍稍信任我，才松口同意，但提醒不能拍照。这是一座朴素的维吾尔清真寺。砖瓦与民居无异，只在檐口有几处木雕。屋顶是平的，在这片干燥的土地上，不必为雨水担心。支撑廊檐的四根木柱雕有维吾尔花纹，是整座建筑最有神采的部分。“村里还有几个老人偶尔来礼拜，”他说，“我们也不太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基本都不来了。”他说这话时带着某种道德上的平静，像是在陈述一项必要的治理成果。他的语气里有一种救赎意味，听上去温和而冷。村子的空地上，一群孩子在丢沙包。她们的年纪还小，依旧是女孩的个子略高些，神情里也多出一分早熟。沙包在尘土间来回飞舞，落地的声音轻微，笑声却清亮，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劈开了一道光。她们还没有学会避讳，也不懂沉默的含义，只顾着用尽全力去摔打、去追逐。汗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滑过脸颊。孩子们上小学了。8月20日是开学的日子，掐指算来，暑假也没剩下几天。他们在学校学英语和汉语，却唯独没有维吾尔语。维语正被逐渐奚落，只在与长辈交谈时偶尔闪现，而在同学之间，早已被汉语取代。一个民族的延续，取决于两个关键：语言与信仰。母语是一道密码，封存着文化的秘笈；信仰则是精神的凝聚之所。这两者共同构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才是民族得以延续的核心。像维吾尔这样基于文化共识、而非血缘基因形成的民族，它的民族性与存在感，正是依靠语言与信仰的延续维系着。欢笑声在村庄间回荡，穿过无花果树的阴影，掠过清真寺的屋顶，最终溶进傍晚的热风。喀什的时光依旧轮转，一切都在静谧中进行——被看见，又被时间温柔地抹去。第二天早上，老领事馆的咖啡店依旧关闭，像一道无情的休止符，彻底浇灭了我的热忱。原以为在那里，会与斯文·赫定有一种精神上的相会，也许我们能闻到同样的咖啡味。虽说他那个时代、那个建筑并非咖啡厅，但俄国领事馆，一定是飘着咖啡香气的地方。午餐往往凌乱而随机——碰到什么吃什么。喀什有数不尽的食物值得尝试：有些是早已听闻、慕名而去；有些是新的发现或一时的起意。我多了个心眼：浅尝辄止。每一种食物都只取最小的分量，或者干脆与别人分享。味觉的幸福太轻易地让人迷失，我要保持半饱的状态，因为下一个新的发现，可能就在街角。要随时准备接纳那些微小却美好的惊喜。于是，在我眼里，狂吃拌面不仅愚钝，甚至带着一点罪过。晚餐则常常在夜半的罪恶感中挣扎（喀什的晚餐通常在晚9点到11点）——却也吃得最扎实。总有一种错觉：辛苦了一整天，该犒劳一下自己。于是烤肉、烤馕、烤包子的“三烤”，加上啤酒，轻易冲垮内心那道虚弱的防线。懊恼降临时，已为时过晚。有时候懊恼的，不是吃了晚饭，而是吃多了——吃撑了。民居建筑一旦失去了居住者的烟火气，便立即宣告死亡。高台民居从“鲜活的老喀什风情街”变成“文化遗址”，界限恰恰在于：这些房子是否还被人居住。当人们为它们冠以各种保护名目，将其像遗迹一样圈围、标识、封存，它们也就真的成了遗址。喀什的文旅部门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便打补丁似地进行了简单修缮，又将他们认为“代表传统、非遗与民族风情”的商业活动重新填充进去。那些被设想为“重现生活气息”的场景，实际上是一种表演。于是，高台民居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面貌：既像被唤醒，又像被整容，生命在此被重构成了装饰性的表象。本质上，这里仍是喀什古城那个巨大的摄影棚的延续——每一处置景都显露出经过精心计算的“生活感”。在一处二楼的廊檐上，三个戴着花帽的维吾尔老人正在纵声弹唱。他们各持一种乐器——都塔尔、手鼓和艾捷克——这些南疆的声音本该属于节日与广场，如今却成了游客镜头下的背景音。中间的老人瘦削而矍铄，高歌时微微仰头，眼神迷离，鼻梁上的青筋绷起，歌声热烈而有力，几乎在空中颤动。不久，一个戴胸牌的年轻人走过来，笑着问我：“要不要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是个短视频摄影师，可以为我拍下“在喀什认真工作”的场景。我的拍照让三个老人越唱越起劲，游客很快围拢过来，举起手机拍摄。那名短视频摄影师见我无意入镜，便迅速调整方向，将他的生意诉求转向了我身后的游客群。喀什让我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我既拒绝它，又喜欢它。它像一个落入风尘的心上人，仍残留着旧日的气息，却早已被时代打磨得模糊不清。我为它的俗艳感到怅然，又为它偶尔露出的温柔与从容而动心。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时常袭来——也许这正说明我仍在乎它。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和解。和解于它那悠长、几乎不动声色的历史之中。那些沉睡的清真寺、被阳光晒褪色的招牌、巷口老人的凝望，都在告诉我：喀什并不需要被理解，它只需要被时间继续携带下去。在这里，我与斯文·赫定的目光短暂重叠。我们都在这片边地上寻找某种意义——关于远方、关于命运，也关于人心在辽阔中如何学会沉默。《谁的边疆》是艺术家李明发起的跨媒介田野调查项目，融合纪实摄影、非虚构写作与影像叙事。项目以“以赫定的视角重新观看西北”为核心线索，追溯1927—1935年间斯文·赫定及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西北地区的探险路径。通过重访旧日营地、废弃遗址与被遗忘的地理现场，项目在当代景观与百年前的探险影像之间建立错位的对照，探讨边疆叙事的形成、地理知识的生产，以及“被观看的西北”在时间深处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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