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屿“董事长办公室”展览现场 | 香格纳西岸中环

香格纳西岸中环月台空间正在呈现袁仲屿个人项目“董事长办公室”，展出一件特定场域装置与一件综合材料装置，项目持续至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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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仲屿的创作里，办公室并非单纯的职场场景，而是一种庞大的社会寓言：现代人寻求庇护之所在，也是凝结自由焦虑的温床。本次个展《董事长办公室》延续了他长期进行的“地球化改造”计划，将都市空间与心理景观层层折叠，凝缩成两个场域装置——《董事长办公室》与《客房服务》。

“董事长办公室”展览现场，香格纳西岸中环

进入展厅的动线如同一场暗示性的仪式。观众需先踏上由竹席拼接成的“砖块地面”，仿佛进入东方茶室前的等待区。但这里的等待不意味着冥想和净化，更像是对制度性迎候的顺从。此处竹席砖块是园林中飞石的变体，流水线生产的美学痕迹成为“景观化秩序”的地基。

穿过这一临时性的入口，两扇玻璃隔断之后，便是所谓的《董事长办公室》。艺术家以办公室为题，却不是在再现企业化的权力中心，在一个充满拼贴与矛盾的场景中，置身于中式度假村的接待角落或者酒店过道，竹席、拼接地毯、保温棉、金属路砖与落地灯共同构筑出一处“可供休憩”的模拟景观。这里的权力空间被去神秘化，甚至被软化成某种“乘凉”的乌托邦。

《董事长办公室》2025，特定场域装置

金属路砖、寿司塑料装饰草、长尾夹、玻璃、金属落地灯架、金属灯杆、灯罩、树木保温棉布、保温棉被、办公室拼接地毯、木头网格、竹席，尺寸可变

虚拟场景的制造并非一蹴而就，他们和艺术家临场的捕捉以及间歇性感知有关，道路并非曲径通幽，“飞石”旁生长着的，不啻是外卖寿司盒中常见的假草——现代都市白领最熟悉的午餐意象。它们原本是廉价、重复的摆设，是被消费体系反复生产的“自然幻象”；但在袁仲屿的语境里，它们获得了转义——成为一种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仍然持续的微小乐观。当个体的劳动被异化为装饰，当自然被制度化为景观，这些塑料草依然“生长”着，以一种琐碎、被忽视的姿态，证明生活的延续。它们不再只是虚假的绿意，而是一种平凡的纪念碑，记录着日复一日的存在。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揭示的，景观是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被夹起的塑料草中，仍闪烁着个体对现实的柔性抵抗。

“董事长办公室”展览现场，香格纳西岸中环

顺着飞石的路径，观众会抵达另一件作品——《客房服务》。这是一个介于送餐车与景观装置之间的混合体：亚克力、地毯、金属扶手与滚轮搭建出一个标准化的服务单元，却同时暗示着“瀑布”的景观意象。在此，人工材料取代了流水，服务的逻辑覆盖了自然的逻辑。法国人类学家奥热（Marc Augé）在提出“非地”（non-place）的概念时曾指出，酒店、机场、办公室这些空间，是当代流动性社会最典型的停留点——它们既熟悉又空洞，不给予个体真正的身份与归属。

《客房服务》 2025，综合材料装置

亚克力板、办公室地毯、玛拉彩石涂料、木头、金属扶手、滚轮

105(H)×100×125cm

空间另一端，三盏逐渐升高的落地灯伫立在现场，形成一种秩序与等级的象征。它们延续了袁仲屿过往的作品《好的，坏的，丑的》（标题取自电影《黄金三镖客》），但在这里，它们更像是办公室里的职员：低矮的灯是基层，高耸的灯是董事长。无论高度如何，灯具的身份从未超越物件本身。这种安排让权力的阶序被戏剧化，同时显得滑稽——在艺术家的设想中，即便是董事长，也不过是一盏“更高的落地灯”而已。

“董事长办公室”展览现场，香格纳西岸中环

《董事长办公室》与《客房服务》彼此勾连，构成一个心理剧场：权力与庇护、幻想与焦虑、度假与工作、自然与制度在其中同时存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现代人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因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惶恐，于是寻求依附制度化的庇护。或许，人类从未真正走出过办公室。我们只是在权力的庭院与庇护的幻象之间，短暂停留，在为困惑设置的陷阱中，我们无法不计代价的逃逸，只有呆板的秩序和无数个徘徊的脚印在路径里遗传与增值。

文/盖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