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
Constantin Brancusi
“照片”
Photographs
展览时间
2025年10月20日—12月23日
展览地址
Thaddaeus Ropac巴黎玛黑
《静物,勒达与初啼》,1922年。
珍稀古董明胶银盐相纸,23.9 × 18.8 厘米。
参展参展术
为何要为我的雕塑写下文字?
何不直接展示它们的照片?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
继去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为罗马尼亚艺术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876–1957)举办的大型回顾展之后,Thaddaeus Ropac 巴黎玛黑画廊呈献一场聚焦于艺术家摄影创作的展览,时间跨度自 1906 年至 1938 年。摄影在布朗库西的艺术实践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它与雕塑创作并行发展,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1956 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工作室遗赠给法国国家,其中包括大量摄影作品。这些照片曾在 1995 年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布朗库西法国首个回顾展中以专题形式展出。

《R.F.男爵夫人》,1909年。
古董明胶银盐相纸照片,29.4 × 21.7 厘米。
摄影对布朗库西而言,是他艺术观念的结晶与延伸。他于 1904 年抵达巴黎后,便开始探索这一媒介,并迅速融入当时活跃的摄影与电影先锋圈。布朗库西结识了多位重要摄影师,如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及曼·雷(Man Ray),他们协助他在工作室中搭建暗房。布朗库西尤其曾与史泰钦一同夜拍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这一关键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对摄影的实验性探索,也启发了他将摄影视为一种重新塑造雕塑与光的媒介的艺术思维。
1917年,布朗库西结识了约翰·奎因(John Quinn)。这位美国收藏家后来成为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奎因收藏的布朗库西雕塑,大多是通过摄影作品挑选并购买的。正是这种关系,使布朗库西的摄影从最初的自发表达转向一种更系统、更自觉的创作实践。在他生前,布朗库西只允许以自己拍摄的照片来复制或传播其雕塑作品。正如策展人伊丽莎白·A·布朗(Elizabeth A. Brown) 所指出的,布朗库西坚信,唯有他亲自拍摄的影像,才能真正传达艺术家与其创作之间的情感交流。

《波加尼小姐 II,三四分之三视角》,1920年。
古董明胶银盐相纸印相,23 × 17 厘米。
布朗库西将摄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记录工具,以辅助并深化他的雕塑实践。展览因此为观众提供了洞察其创作演变的重要线索:从他1906年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期间拍摄的自然主义儿童青铜头像,这一主题贯穿其一生,并成为他探索雕塑形式“净化”的起点。1937–38年他拍摄的罗马尼亚特尔古日乌(Targu Jiu)纪念雕塑群的户外影像,这一宏伟作品后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照镜的女子》,1909–14年。
古董明胶银盐相纸照片,29.7 × 23.8 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库西的部分雕塑仅以照片形式流传于世。展览中展出的《照镜的女子》(Woman Looking into a Mirror, 1909/14)便是其中一例。艺术家后来将这一形象彻底重塑,创作出极具争议与象征性的雕塑《X公主》(Princesse X, 1915–16;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藏),这件作品是他为精神分析学家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 所作的带有隐喻性阳具形态的肖像。

《金鸟》,1919年。
古董明胶银盐相纸照片,24.8 × 17.8 厘米。
摄影让布朗库西得以“雕刻光线”,捕捉光影在雕塑表面上令人屏息的反射与流动,尤其是在他标志性的抛光青铜作品上,如代表作《金鸟》(Golden Bird, 1919)。正如曼·雷(Man Ray)在自传中所写:“[布朗库西的照片]不是失焦,就是曝光过度或不足,布满划痕与斑点。他说:‘这才是我的作品应当被再现的方式。’或许他是对的,他的其中一件金色鸟雕,正好被阳光击中,仿佛一道极光从中迸发,使作品充满爆炸般的生命力。”
朗库西颠覆了传统摄影的再现逻辑,通过制造光的爆发与晕散,为作品赋予了变幻不定的形态特质。正如评论家米歇尔·戈捷(Michel Gauthier) 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方式“使雕塑突破其自身的边界,得以在空间中继续生长与呼吸。”摄影在布朗库西作品的展示与构图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这是他极为重视的创作维度。布朗库西深知雕塑的空间特性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他不断地在位于巴黎荣森街小巷(impasse Ronsin)的工作室中重组、布置和摄影记录自己的作品,将它们组合成不断变化的“移动群组(mobile groups)”。

《波加尼小姐 II,大理石与青铜》,1920年。
古董银盐相纸印相,23 × 17 厘米。
在此次展出的影像中,有一张尤为引人注目:布朗库西在工作室里摆放了两件《波嘉妮小姐 II(Mlle Pogany II)》。一件为青铜,一件为大理石,它们彼此相对而立,仿佛在以肃穆的姿态相互致意,展开一场雕塑之间的对话。正如策展人伊丽莎白·A·布朗(Elizabeth A. Brown) 所写:“这些照片让观众成为布朗库西工作室的窥视者,而这个空间本身亦成为了‘雕塑的生命之所’。重温皮格马利翁的神话,布朗库西将他的工作室转化为一处神圣之境,或一个浓缩的雕塑宇宙。”

《勒达》,约1921年。
古董明胶银盐相纸,19.3 × 22.5 厘米。
布朗库西的摄影作品不仅在他的雕塑创作与展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本身亦是独立的艺术作品。正如策展人伊丽莎白·A·布朗(Elizabeth A. Brown)所言:“这些照片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肖像。正如最具魅力的人物肖像那样,它们揭示出雕塑性格的多重面向,并传达出其独特的感性。”这一点在他拍摄的《勒达》(Leda, 1920;芝加哥艺术学院藏)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布朗库西以精湛的掌镜手法捕捉了大理石纯净无瑕的质感与流动的形态,仿佛通过镜头赋予石头以呼吸与生命。在这些影像中,每一张照片都凝炼出其对象难以言喻的本质,直至展出的艺术家本人的自画像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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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亚洲区总监 朱端丽
关于艺术家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肖像,约1922年。
复古明胶银盐相纸,22.9 × 17.1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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