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5日下午3点,“从工具到工具”行为艺术工作坊在深圳美术馆一层1、2号展厅举办。本次工作坊由“流动的脉搏——深南大道串起的城市史诗”参展艺术家李燎主持,以“工具与人的关系”为核心线索,既串联起艺术家以手机为媒介的系列创作实践,也通过互动提问和参与式表演,搭建起艺术家与观众直接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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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机为镜:照见工具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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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到工具”这一主题,在李燎的诠释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人类依靠工具生产、生活,工具是生存的延伸;二是人正在被工具“异化”——从手机自拍到4G、5G普及,人们生活逐渐脱离现实,思维、情绪都被屏幕上的碎片资讯所主导。在本次工作坊中,李燎带领观众探讨了工具、身体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在手机屏幕无处不在的今天,重新审视我们与技术共生的状态。

李燎 退到世界之窗
行为
单通道数字录像(彩色 , 有声)
138' 10''
2012
手机是李燎创作的核心媒介。2012年,社交媒体初兴、手机前置摄像头开始重塑人们“自我曝光”习惯的节点,李燎完成了《退回世界之窗》,也即“流动的脉搏——深南大道串起的城市史诗”的参展作品。他手持iPhone 4,以自拍模式从他居住的鸿新花园出发,一路倒退至深南大道旁的“世界之窗”——前者是他的日常居所,后者则是上一代深圳人对于世界的“想象符号”。这场“无逻辑”“无剧本”的行为,是对“工具功能”的自然延伸:手机前置摄像头本是记录自我的工具,却被他转化为串联“私人空间”与“公共记忆”的纽带,而深南大道正是这两个空间的物理与精神联结。在这件作品中,手机不仅是记录的工具,也成为引导行为、重构空间的媒介;“工具的功能被研发出来时就是预埋好的,我们以为自己在使用工具,实则也在完成工具预设的功能。”

李燎 不知道20191226
行为
单通道数字录像(彩色 , 有声)
2019
2019年,苹果iPhone 11 Pro 热潮之际,李燎以一场更具反差感的行为创作回归深南大道。在作品《不知道》中,他用美术馆提供的10800元经费购入新机,到菜市场买一块新鲜肥猪肉,身着沾有咖啡渍、机油的破衣与酒店一次性拖鞋,扮作乞丐模样,半闭双眼从侨香路走向深南大道。行走中,他不断用手抚摸这部“最新潮的昂贵工具”,肥猪肉的“市井感”与手机的“科技感”形成强烈对比。“路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瞎子,”他描述道,“我一边行走,一边抚摸、摩擦着当时最贵、最新潮的手机。”这种看似荒谬的行为,恰恰揭示了消费时代工具与价值、身体与物品之间的断裂与张力。

李燎 客车塞拉门安全操作规范
行为
单通道数字录像(彩色 , 有声)
2' 48''
2012
李燎的创作从他来到深圳以后才算正式开始,因此他的作品始终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他于2009年因妻子的缘故初到深圳,2013年正式定居,此前他常往返武汉与深圳这两座城市。动车尚未开通的年代,12小时的火车旅途,催生了他2012年的作品《客车塞拉门安全操作规程》:他花三小时背下车厢内的安全规程,并用手机前置摄像头记录自己闭眼背诵的过程,无聊中藏着对“日常工具(规程文本)”的艺术转化。

李燎 消费
行为,现成物
2012
创作于2012年的《消费》是李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进入富士康打工,用自己劳动所得购买在生产线上组装的iPad mini,并将此过程和产品转化为美术馆展览。这件作品直指深圳的产业特质,也尖锐地揭示了当代生产与消费的循环逻辑——我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更是被这一系统异化的个体。
解构与反思:在无意义中寻找诗意
李燎强调,其实在创作时并未刻意赋予作品特殊的意义,而是受一种“非逻辑性、同时很理性的东西”推动。这种创作态度贯穿了他的艺术实践——在无目的的行走、等待、背诵中,捕捉时代赋予工具的潜在诗意。

在工作坊中,李燎毫不避讳对“艺术本质”的坦诚思考,他坦言:“我不太懂得该如何将艺术讲述给别人,或者说,不确定艺术是否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在我这里,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艺术一旦可以通过方法推论出来,就不再是艺术了,正如“诗意无法推导”。在他看来,艺术的产生更依赖于“感觉的探索”与“偶然的火花”,而非标准化的流程。这种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一种原始而真挚的力量。

这种对“非逻辑创作”的坚持,也让他直面当下艺术的“失能”困境。当观众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与表达意图感到疑惑,问及“当代艺术作品如何像小视频一样抓住观众的耐心”时,李燎回应,这正是艺术在当下的核心问题。以他的作品为例,若硬要赋予其一个主题,或许是“无聊”——但“无聊”背后,是年轻人如何使用与社会生产、工具相关的方式表达无聊,是无聊与意义的对立。而艺术家的“失责”在于,观众往往需要先了解创作者的过往实践,才能或多或少看懂作品,这无形中设置了一道门槛。他认同“雅俗共赏”的传统标准,认为艺术家应反思如何让作品既摆脱“完全的逻辑推理”,又能与观者达成“共相上的共知”,“我们都还在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李燎特别强调了深圳这座城市对他的影响:“我在内心里从来不把深圳当作一个文艺的城市,而是一个很纯粹的素材发生地。”他将城市文化对素材的影响比喻为“包浆”,认为“那些一手的材料在经过城市文化的洗礼之后,马上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深圳是一个新兴的城市,革新也很快,不存在把素材在很短的时间内洗过一遍之后再给到你的情况。”这种特质使得深圳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场所。在他眼中,深圳没有北京、上海的“文艺标签”,也没有武汉“摇滚之都”的抽象滤镜,“城中村就是真的城中的村,握手楼就是间距小得能直接握手的楼,”他形容道,“这里潮湿,人们步行很快。”直接、纯粹、“无杂质”的城市属性,使物品得以保持其素材本质,不被过多的文化标签所包裹,无需“祛魅”便可切入创作。
参与式表演:在行走中对抗“坏的无限”
工作坊的后半场,李燎将“工具与人”的思考转化为一场参与式的艺术表演,让观众从“倾听者”和“围观者”转变为“创作者”。他为这场实验设定了简单却充满张力的规则:每位参与者携带一本最想推荐的书,先分享推荐理由,再将书顶在头上保持平衡,同时打开自己最常刷的手机APP,心无旁骛地一边刷手机、一边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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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燎自己带来的是黑格尔《逻辑学》,这本需要深度思考的哲学著作,与“刷手机”的碎片化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而参与者的书单则覆盖了文学、哲学、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从清代沈复《浮生六记》的文人闲情,到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理性思辨,从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的女性视角,到安东尼《蓝: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VI》的青春叙事,再到深圳美术馆主编的《艺术与社会》的理论探讨等等。这些书籍承载着参与者的知识结构、人生经验与价值观,而“顶书”的动作让“知识载体”成为一种“身体负担”,“刷手机”则是当下最本能的工具依赖,三者的叠加,让“工具、知识、自我”的关系在行动中可视化。
表演过程中,李燎与参与者围绕“表演本身”“自我意识”“社交媒体影响”“艺术功能”等问题展开深度讨论。有人意识到“顶书时注意力会不自觉偏向保持平衡,刷手机的专注度被分散”,这恰好印证了“工具与身体的相互干扰”;也有人提出“刷手机时的‘无意识’,与艺术创作中的‘感觉探索’是否矛盾”。李燎回应:“矛盾本身就是真实——我们既依赖工具带来的便利,又在对抗它带来的麻木,艺术就是把这种矛盾呈现出来”。李燎在讨论中提出,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碎片创造了一种“坏的无限”:它迫使人们不断追逐“新内容”,像射线般无限延展,最终走向虚无。而对抗这种虚无的方式,他倾向于“找苦吃”——如健身、挨饿、阅读等。《做更好的人》和《劳动》(送外卖)等作品都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吃苦带来的欲望满足,能不断消解那些走向虚无的‘坏欲望’”。在这一系列的实践中,艺术不再仅仅是表达,更成为了一种修行般的抵抗——通过自我施加的困难,重新获得对注意力、时间和欲望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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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到工具”是深圳美术馆首次尝试在展厅而非封闭的空间内举办工作坊,这样的形式将表演现场置于观展的人群中,周围环绕着不同媒介的艺术作品,开放、流动、充满不确定性的场域,对于艺术家和参与者都是全新的挑战。整场工作坊以轻松、游离而深刻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从工具到工具、从身体到意识、从个人到时代的漫游。这场工作坊最终没有给出“工具与人关系”的标准答案,却通过创作回顾、观念碰撞与参与式实验,让观众成为“思考的参与者”。艺术的意义或许不在“给出答案”,而在“提出问题”——关于工具的异化,关于城市的记忆,关于每个人如何在碎片时代保持自我的觉知。李燎这一场工作坊的价值,或许正是在当下的信息海洋中,为我们提供一块可以顶在头上的“书籍”——一种保持平衡、维持专注、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能力。

艺术家与参与者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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